中國畫以博大精深聞名于世，是中國文化的延伸，是精神自由的表達方式。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在于它是否強烈、突出的體現著民族的精神，并透過這一特點深刻體現著某種人類共同深邃的東西，從而為世界文化提供著某種有價值的積淀和啟迪。歷史是在承傳與變革中前進的，任何一種創新都是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在正向或反向學習后，重新整合下的向前發展。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畫的創新并不是新的課題，它不外是在繼承傳統的前堤下對外來文化的橫向借鑒，或是以新的觀念引導的藝術實踐，屬于思維拓展的行為過程，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不斷地同化著外來的異族文化，把它們作為自身思維習慣的補充，因此傳統才得以不斷發展和完善。

中國畫，無疑因漫長的封建社會造成自身相當的惰性和保守性。在近現代國民創新精神被嚴重耽誤和影響，創新量銳減，創新的周期拉長，缺少各個方面的探險精神。造成了當代，纖細巧弱，摹仿自然，服務文字，流于圖解。進入２ｌ世紀，中國文化創新缺失的危機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傳統文化強化創新機能，通過藝術的頻繁、活躍、生動的創新，來營造社會追求創新的氣氛，制造文化進步的動力。

藝術的生命在于發展和創造。創造性的活動，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原動力。強烈的創造意識是優秀人才的基本素質。在飛躍發展的新時代里，富有創新意識的藝術家的視野總是不斷向前伸展的。要創新，首先要接受傳統，學習傳統的深度決定了創新所能達到的高度。中國畫的創新，必須從對中國畫的深度理解入手，而且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再從筆墨形式、精神內涵來延伸和推進中國畫的發展。水墨語言是一種象征性的符號語言，它述說著中國人的心靈感悟和對歷史的沉思與未來的憧憬。延續了的筆墨傳統，豐富了中國畫的語言，會賦予水墨精神以當代意義。潘天壽先生說：“新，必須由陳中推動而出……倘屏棄傳統，空想人人作盤古皇，獨開天地，恐吾輩至今，仍生活于茹毛飲血之原始時代矣”。苦瓜和尚云：“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借古開今，即推陳出新也。于此，可知傳統之可貴”。中國畫的本質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離開了這個本質，格調就上不去。傳統遺留下的不僅是章法與筆墨技巧，更為重要的是前人的審美意趣、創作思想與創作方法。那些超越了技巧和智慧體現出一種精神的作品，讓我們獲得了真正讓我們感動和給予我們啟迪的東西。藝無古今。這是中國古代畫論的核心問題，也是藝術的本質。古今并無對立的理由，新舊也是相對而存在。中國古代畫家從沒想過與古人的徹底決裂，而是從臨古摹古開始，“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中國藝術史對作品從來以高低論，而不以新舊觀。現代畫風的產生不應以傳統畫風的消亡為代價，新與舊是質量問題，不是時間上的概念，優秀再舊，仍是經典，依舊充滿活力。怪異再新，也是拙劣，如果只是為了創新，就以劣代優，以次換好，豈不是一種破壞與倒退。中國人講人格涵養，中國書畫的高度是知識積淀出來的，這是與西方不同之處，中國畫家必須是文化人。石濤提出即要“師古人之跡”，又要“師古人之心”，“師古人之跡而不師古人之心，宜其不能一出頭地也，冤哉！”。中國畫的發展特點是縱向單維性，它由漸變和脫變而承前啟后，著重繼承性，在通透傳統的藝術內蘊和深刻領悟筆墨精神中去檢驗和辨認，把握自身價值的文化淵源，在反思中清醒。有思想才能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多思則可明理，放膽而能求變，妙理寄于豪放之處，脫變出于法度之中，對于勇于創新探求發展者而言，中國畫的傳統不是泥潭，而是繼往開來的路基。

發展需要變革，變革就是對傳統的部分否定。當代社會正處在一個中西大融合，大交會的新的世界環境中，我們應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挑戰，努力實現文化的自我保持與自我更新，藝術的穩定延續與動態變異，在高峰迭起的創造中推動中國畫的向前發展。石濤說：“筆墨當隨時代”隨著時代的進步賦予畫家的使命是不斷創新。在這個前堤下，我們應該在對比中學習中外一切自己所需的文化成果。因為只有當我們在中西方文化的對比中，才能發現新的發展空間，有了發展空間才有發展的可能性。在不斷與西方藝術的比較過程中逐漸認識傳統的高度和西方藝術的優點。對于美術的發展，徐悲鴻先生曾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定者補之，西方畫可采入者融之。”其寬廣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可見一斑。中國畫借鑒西方優秀繪畫成份的前提必須是立足自我，對西方繪畫藝術的吸收，只能是借鑒而不能被其改造和同化。既然它還叫中國畫，就不能割斷歷史，應扎根于自成體系的中國民族傳統藝術中，保持其以書入畫，點線立骨，意象造型等體現著民族獨特審養意識的本質特征。以“借古開今”，“洋為中用”為價值取向。只有在深入研究傳統和學習了解西方繪畫的基礎上，具備了廣博的學識修養，才能本乎個性而采擷，從而實現中國畫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