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98藝術區的水木當代藝術空間推出開幕展: “穿越”Cross-Reference。這是十一位久居紐約的中國藝術家聯展,聚集了他們自九十年代初以來的四十余件代表作,包括繪畫、雕塑、綜合材料及裝置作品。參展藝術家分別是:袁佐、陳丹青、林延、梁好、崔斐、白京生、韋佳、張偉、倪軍、馮良鴻、馬可魯。
作為本次參展藝術家,同時作為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在紐約生活了將近20年的馬可魯,已經習慣穿越各種籓籬,深知獨立和多元的真意。用他的話說:“我們自己的處境,自己想說的話,自己來做更合適。Do it by yourself.”
從下面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位海歸藝術家遠離浮躁、遠離喧嘩,不拘泥于形式、也拒絕定式,在對藝術的無限執著中,每一次下筆都是嶄新的嘗試。
中國如今的開放,已遠不僅是經濟社會層面上的,也開放了所有的藝術領域,包括了視覺藝術中的繪畫。一些久居海外多年的中國藝術家逐漸頻繁回國,甚至徹底回來定居。從當年的出去,到現今的回來,步步都是對勇氣的極大考驗。馬可魯是其中一位。
他除了灰白的長發,幾乎不像民眾概念里的“藝術家”形象。不顯山不漏水,沒有不可一世,沒有懷才不遇,只是思維敏捷但話語緩慢。再看他的作品,平靜多元的面貌之下,暗流涌動,那是生命的湍急。無論是溫和有力的語言,還是跨越了抽象具象的作品,仔細聽,靜心看,處處閃爍著他深邃開闊的自由思想。那種對藝術的堅韌開拓和對俗套的不屈服,力透紙背。
的確,不同于久居國內的某些藝術家,馬可魯的安寧心境和生命張力,喚起久違的對藝術本體的嚴肅探索。在中國,太多人已經忘了藝術是什么,以為紛繁的藝術市場就是藝術創作的全部呈現?我們的眼球充斥著畫廊、博覽會和拍賣行里被“訂制”的作品。這些作品已經淪為僵化的符號,被流暢而熟練地制造出來,頗有些Made in China的商品味道。然而,為了商業目的而限時限量趕出來的“高級訂制”,想想這些作品是由于什么而做,為了什么而做,就會明了他們的蒼白。
談到紐約的藝術環境,馬可魯認為那是一個國際開放的環境,不論你的藝術創作呈現何種風格,傾向哪種流派,觀眾和評論家都是首先承認你的存在。不像目前中國媒體上,市場上鋪天蓋地的政治波普、“一邊倒”的艷俗藝術。這些作品最初的產生,與89后中國的政治語境有著很深的關聯。而馬可魯這些海外旅居的藝術家,當時并不在這個語境中,他們在遙遠的紐約。確實,到了紐約,政治的墻倒塌了;而這些藝術家則更多回到藝術本體,回到藝術語言和藝術自身的生存環境。所以,他們的作品更多是東西方文化互為角力情景下的產物,更多表現對人的生存概念的不同詮釋。
回想到身居海外的日子,馬可魯感慨良多。這些藝術家面對各自生存的挑戰, 文化與語言的差異的困擾,一方面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全新的文化的沖擊, 而另一方面又被令人膛目的當代文化藝術的隔膜與距離所困擾,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迷惘與失落,甚至自我價值的懷疑。但他們選擇接受“邊緣”的現實, 抱著開放的心態, 在漫長的實踐、思索中重新確立價值與信念,創作并參與當地藝術群體之間的交流。他們在充滿競爭的社會現實中學會了如何“面對自己”和“面對自己的藝術”、“省悟”則是必修的課程。歷史與現實, 無論你情愿與否, 你隨之固有的文化歷史, 思維模式, 藝術觀念, 及生活方式之反映都會提醒你——你的文化身份。而“她”在這漫長的異地的藝術實踐中始終會幫助你確立你藝術中的關注,認識自己, 確立自信, 走出困惑。
我問馬可魯,創作一件作品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回答:“發呆”。 創作一件作品,在畫布上涂抹和勾勒都是表面的勞動,而那個發呆的過程,那個不斷在內心調整和完善畫面的探索,才是一幅作品積蓄能量的寶貴源泉。趙無極的作品,看似無形和輕松,可是他一年只創作26幅。這已經是他的極限了。因為嚴肅的藝術創作永遠都不是“簡簡單單就行了”這樣一件事。不僅是在政治和社會范疇,而且更是在文化范疇,藝術和生命,藝術和生存,在本質上產生著深刻的關系。
談到這次展覽,他說到:隨著中國本土的當代藝術在本土社會情境中的發展, 這些在另一半地球生活過的中國藝術家也在所處的背景與藝術實踐中逐漸成熟起來。雖然離開了本土的社會政治語境, 但由于他們相對的“邊緣”身份與國際的視野, 又由于看待母語文明的政治、歷史、文化、哲學以及藝術的角度與距離發生的變化, 自然而又必然地重新切入、闡釋, 并作用于各自的藝術實踐。而此次展覽中的這些同樣具有個體獨立意識的、人文的、審美的、國際化的、關注當代視覺藝術語言與自身歷史文化語境的藝術家,他們為今天被概括為本土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符號, 玩世、媚俗與暴力化的中國當下藝術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關注與視野。
說到年輕一代,70、80后,我們直接跨過那些抒發個人小歡娛小傷感小孤獨的作品,馬可魯談到美國年輕人對生存的悲劇本質的認識要關切很多。他們對環境保護,對自然的理解,對個體的尊重都有自己的思考。在發達社會里面,人的生存應該考慮和注意什么,他們有自己的思考。對于生存的嚴肅性,對于悲傷和無奈,對于大自然,中國的年輕人則更為“樂觀”。而這樣的樂觀是經歷過大悲之后的超然,還是盲目樂觀?
好了,從生存層面的討論再回到藝術,回歸藝術語言。不過,這兩者可以全然分開嗎?不。藝術本身或許正是生命暗流涌動的呈現。在暗流的激蕩前行中,藝術本身從未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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