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蔡廣斌、張正民、王曉輝、曹寶泉而言，在他們身上不約而同地體現著這么幾點共性：都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都畢業于有著深厚藝術傳統和人文精神傳承的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都在從事當代水墨人物的探索與研究；雖然師出學院，卻能不囿于學院的束縛，又都能突破學院的藩籬；雖然深受傳統人文精神的滋養，卻又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當代藝術的探索中，而且都以個性化的鮮活表達，為自我在當代水墨人物領域贏得了真實而又牢固的位置。

　　共同的經歷，共同的文化理想，共同的文化態度無疑是他們不斷進行藝術探索，并一次次超越自我、顛覆自我的動力源泉。記得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的標記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激進和理想之夢是20世紀60年代的精神癥候。那么出生在這一年代人的精神氣質則顯得很另類，既不像上一代人（指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種要背負理想的戰車，去拯救亞非拉人民于水火似的那樣沉重，但也沒有70后和80后們的輕松、幽默與戲謔。歷史賦予這代人必定是過渡年代的過渡體，他們非常幸運地能夠擁有前后兩代人的特點，并同時成為兩代人的觀察者。這也決定了他們理所當然而且必然成為承上啟下的一代。他們歷經社會巨變而不驚，他們秉性中對理想和道義的敬重，也使他們既能夠敏銳地感知時代，但又能和時代保持著恰當的距離。

　　時代的大潮，多元的藝術生態，全球化的侵襲，毋庸置疑地把他們4人推向水墨人物這一視域內。但他們以差異化的表達，個性鮮明的面貌與姿態，以視覺的方式彼此在演繹著他們一代人的文化立場和精神訴求。他們從集體主義的癥候中擺脫，轉而尋求個人自我生存經驗的表達，并試圖在藝術與人生、生活與夢幻、理想與現實的諸般纏繞和困惑中為人們提供一份清晰的視覺答案，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對意義追尋和終極關懷這一點上，他們又都能保持著一種默契和從容，即他們的藝術是比生活中更真實的存在——他們不約而同地將關注的視點，轉向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的急速發展及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所引發的消費時代的系列社會問題。他們以獨有的表達方式，彰顯出都市人的生活情態、生活心態和生活場景。而都市人的生活經驗和藝術經驗在他們那里相互生發，也使他們創作出了迥異的藝術風格。

　　4位當代藝術家以追憶、尋覓或夢想的方式，表達了在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市人對自然的依戀情感及對已逝去的精神家園的守望，他們試圖延續傳統文化中那種對精神與人性的追憶與尋覓，進而表達出對當代生活中的民族夢想，他們希冀透過水墨的飄忽、朦朧、空靈、通透來切入當下并涵蓋現實和心理兩個層面的都市空間，他們的水墨言說不僅是對現代化進程對水墨這一傳統媒材挑戰的應戰，更是他們一代人的文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