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炒作藝術市場還是借藝術市場炒作
                            -------對朱其藝術市場批評論的懷疑 



今天，離“汶川大地震”發生已有些時日，回過頭來看這場災難我們不禁感嘆，“汶川大地震”不僅是對災區群眾生命財產的一場殘酷摧殘，也是對舉國上下公道人心的一次嚴格考驗。

面對災難，中國當代藝術界表現了強烈的生命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年輕的當代藝術家在災難過后迅速行動起來，與保利拍賣行合作推出“情系災區，傾情奉獻”活動。此次拍賣共募得善款8463萬元人民幣。這個“天價”數字不僅反映了中國當代藝術可喜的市場表現，更是中國當代藝術界一次濃濃的“愛的奉獻”。作為一個普通的藝術從業者，我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崛起而憧憬，更為當代藝術界的回報精神而感動。然而這個“天價”數字在帶給我感動的同時，卻引起一位藝術批評“明星”的不滿。

從2007年的《藝術資本在中國》到最近的《誰在害怕批評藝術市場》，國內藝術批評者朱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連續發表了多篇批評性文章，其言辭激烈并將矛頭直指日益火爆的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甚至有人認為朱其的大膽言論破先例地揭開了中國當代藝術市場之“黑幕”。

在朱其看來，中國當代藝術品的高價位是所謂的“天價”，是藝術市場利益集團運用炒作手段制造的經濟泡沫；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建立在一個“謊言共同體”上，藝術品交易各環節共同合謀了這場繁榮無比的“假象”。朱其對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進行了堅定的判斷，并斷言這場當代藝術“擠泡沫”的市場階段會很快過去。這樣的言論無疑是給中國當代藝術澆了把涼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

一方面是朱其對當代藝術市場的“大膽揭露”和全盤否定，另一方面卻是當代藝術緊鑼密鼓的賑災義拍和市場價位的持續走高。在朱其發出“誰在害怕批評藝術市場”的同時，我們不僅疑惑：朱其為何要否定藝術市場；難道賑災善款的“天價”僅僅是一場表演嗎？翻開朱其本人的“藝術批評大事記”，借助事實，我的疑惑逐漸被解開。

在文章中，朱其反復提到中國當代藝術之所以配不上“天價”的市場反映，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當代藝術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缺乏學術批評的積淀。“所謂成熟的藝術市場，實際上也是一個學術資本的標準共同體。”也就是說，當代藝術在創作之后進入作為一級市場的畫廊，與此同時，評論家會給予作品一定的批評定位，此后的八到十年時間是藝術作品經受學術考驗、市場考驗的時間。能經受考驗的當代藝術才能夠沉淀出真正的內在價值，因此才適宜拿到拍賣會等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

這就不難理解朱其對藝術市場不滿和批評的動機，本人認為這個動機有兩種可能性：“金盆洗手，立地成佛”；“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即沒有在藝術市場的巨大利益鏈條中穩居一隅而無法分得藝術交易所帶來的利益，批評者對當代藝術市場運作過程的全盤否定毋寧說是批評者在吃不到葡萄的情況下利用對藝術市場的批評與拆臺來改變自己的形象，建立新的利己平臺。

2002年，朱其與北京“星空間”畫廊合作，策劃了“青春殘酷”繪畫展，主要涉及幾位70年前后出生的畫家。有朱其對這批當代藝術作品的學術闡釋，有“星空間”對逐漸成熟起來的商業展覽模式的運作，參展的這些畫家一下被推向了臺前。在此次展覽獲得一定成功后，這些畫家的作品被迅速推上了藝術市場。作為回報，藝術市場促使這些畫家的作品在短短幾年間成倍上升——尹朝陽的作品價格漲幅是50倍，夏俊娜的作品價格漲幅達到了100倍。

朱其一手推動了這一切，這次展覽也為他贏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而在操作過程中，朱其并未像他今天所倡導的那樣，讓當代藝術在創作之初沉淀個八年、十年，而是抓住了“大量資本介入”的好時機努力將沒有“沉淀”過的當代藝術品推向了市場。因此可以說，即便朱其等人不是今天藝術市場運作模式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一個積極的踐行者，只是朱其作為參與者是否能成為利益既得者，根據本人的調研，并不樂觀。這些教訓促使朱其試圖推翻現有的市場模式，去構建一個不僅有他學術參與同時也有他利益共享的新模式。

事實上，朱其對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批評集中在藝術市場的運作過程上。在分析市場經濟時，朱其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和數據參考就給出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是泡沫經濟的結論，將整個藝術市場的運作“揭露”為“天價做局”。要建立新的藝術市場格局就必須推翻現有格局，對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進行全盤否定是第一步。然而就在2007年5月，朱其作為2007北京798藝術節總策展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70后”藝術家與市場的關系，其原話與今天的否定之詞竟然大相徑庭：“這一代人（指“70后”）的走紅可能是因為市場和資本體系的關系。市場和資本體系一個是他們的成長背景和他們整個自我模式是在市場資本浪潮中形成的，他們生產出來的作品剛開始有一定成熟形態以后迅速就被市場消化了，市場讓他們一夜之間作品的價格漲了十倍。”他甚至對藝術市場作了很好的定義：“到了今天藝術和市場在一個高端已經不是一個矛盾關系了，基本上是一個互動的良性循環的關系。”如此短的時間，態度驟然轉變，作為將中國當代藝術推向市場的參與者之一，無論任何時候朱其都應當深諳其運作實質。連續發布批評藝術市場的言論，應該不是朱其最近才恍然醒悟了藝術市場的弊病，而是恍然醒悟了批評藝術市場弊病的時候到了。朱其的慷慨陳詞貌似是出于維護當代藝術健康發展的正義之心，然而他的“大膽揭露”卻顯示為一種急切的下手“拆臺”行為。

在文章中，朱其一反策展和推舉藝術家時的“扶持”性言論，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缺乏積淀下來的內在價值，其價格不能與西方某些“大師”的作品并駕齊驅，同時認為當代藝術的市場價格不應該高于具有古董價值的近代藝術，以時間長短而非文化積淀來評價作品的好壞，貶低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這些言論正好擊碎了他所謂的對藝術的“責任心”——這樣的大肆貶低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目前定位和未來發展缺乏客觀公正的對待，過激的輿論導向又能將中國當代藝術及藝術市場帶向何方？

朱其試圖建立的新的藝術市場模式強調了藝術評論在藝術走向市場過程中應當具有與畫廊、拍賣行相平行的地位。然而，藝術評論真的在市場中起到價格平衡器的作用嗎？答案是否定的。

藝術批評只能夠在藝術投向市場之前發生作用，而且是以學術的身份參與到藝術定位中；一旦藝術投入到市場，藝術批評便不再具有發言權，它該說的已經說完，除了能夠給收藏者一些參考信息外，對價格高低起不到實質性作用。說到底，市場中的藝術是具有商品屬性的，商品價格的大小要由市場參與者博弈權衡之后決定，批評家不是參與者，在藝術市場這個問題上批評家無法與畫廊、拍賣行站在一起。畢竟，一定的供需關系才是藝術品價格的決定因素。藝術品由畫廊、拍賣行等投放到了市場中，收藏家、藝術投資者們聞訊而來，符合他們審美趣味和心理價格預期的商品他們就樂意購買。哪怕一個毫無藝術常識的煤老板，只要他有錢并愿意買畫，那么用一千萬元買一張三流畫家的畫也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盡管評論家在一旁說這張畫不值一千萬，但市場卻告訴他它值一千萬。

提高評論家在整個過程中的地位，讓所有藝術作品在十年、八年里沉淀學術價值，它所能影響到的只能是藝術質量的好壞。就像一個工廠，對所生產的商品精雕細琢，評論家也可以精雕細琢每一件藝術品的學術價值，但是無論是工廠的優良技工還是學問高深的評論家，只要他們不參與市場買賣就無法影響價格。由此看來，朱其批評現有藝術市場模式而呼吁建立的新模式未必能使作為評論家的他收獲更多的利益。改善現有藝術市場格局的目的無法實現，其激憤之言也就失去了意義。

至于朱其在《當代藝術拍賣的“天價做局”，以及暴利游戲》一文中著力“揭露”的當代藝術市場的“黑幕”，將市場交易過程中的包裝行為是惡意的炒作。在這里，朱其依然將藝術批評領域與藝術品交易領域混為一談，懷著迫切的心情想要介入藝術市場。他以藝術品的藝術史價值為依據來斥責藝術品價格是“天價”，并將原因歸于利益相關集團的“炒作”。然而事實上，商品市場價格的高低不是某個人或者集團的主管意志能左右的，它取決于市場中的供需關系。

在市場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有理性的，他們無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藝術交易中的包裝和推銷行為，無論是朱其所謂的“天價表演”還是所謂的“炒作”說到底不過是市場參與者為獲取交易利潤而采取的必要、理性的措施。就像商業公司宣傳商品性能的廣告、擴大機構影響力的標語一樣無可厚非。就連朱其本人，不也是炒作行為的熟練操作者嗎。朱其作為藝術評論者，超越自己的職責和能力范圍對藝術市場說三道四，難道不是對他本人學術能力的炒作行為；他作為策展人對所舉辦的藝術展覽進行宣傳就不是炒作行為么；他的《藝術地圖》與某畫廊的聯系就不存在任何炒作的嫌疑嗎，何況此刊物還違背了《國家期刊管理暫行規定》未注冊刊號、也未按規定標注日期和編號！關鍵不是炒作本身，而是炒作中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倘若存在，我們可以把批評的重心轉移到炒作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我們的建議也就轉移到法制建設和市場監管上來了，像朱其這樣的全盤否定不免有失偏激。

朱其批評事件貫穿汶川地震、賑災義拍的始末，與當代藝術界賑災行動的熱切相對比，朱其的言論是何其沖動和冰冷！然而縱觀整個批評事件我們不難看出：朱其在作為藝術市場的“知情者”揭露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內幕”的同時，不自覺地暴露了自己的內幕，在批評藝術市場的炒作時巧妙地炒作著自己。

金盆洗手，不是你想洗就能洗干凈的；推翻舊制度，建設新社會——那么，革命已開始，同志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