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嶺                                                                                                                                                                

軍事題材繪畫，在新中國藝術史上曾長期占據重要位置。因為新中國的成立是通過長期的戰爭換來的，再現中國軍隊的成長歷史以及它在新中國誕生之前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是新中國主題性繪畫的重心之一。不過，新中國畢竟更多的時期是和平年代，軍事題材繪畫進入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具體軍人形象的塑造。按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說法，對于具體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要追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樣的方法，由于軍人在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過程中所處的特出地位，軍人形象與政權形象和政治形象的對等關系，使得軍人形象的塑造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偶像化的功能。從黃繼光、邱少云、楊根思，到雷鋒，再到歐陽海等等，作為英雄的軍人形象，曾經是中國億萬人追慕的偶像，人們對于軍人形象賦予了太多的想象和期望。

然而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原本高度政治化甚至還帶有半軍事化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單一的結構演變成了復合、多元的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甚至觀察事物的方式，也獲得了豐富的可能性。人們開始用自己的普通人的視角來審視周圍的一切，當然也包括曾經大量印刷宣傳以致于深刻地印在腦海中、作為潛意識存在的這些英雄的解放軍人物形象。與領袖人物形象從神壇上上走下來的平民化趨勢相一致，軍人形象在今天的藝術表現中也越來越去偶像化、非軍事化。人們在這個視覺形式的變化中，讀到的不再是具體人物在典型環境中的具體英雄事跡和情節，而只是一種熟悉的符號性的語言樣式。也就是說，曾經作為幾代人記憶深處集體體驗的英雄頌歌，如今作為一種樣式，成為人人可以自由傳唱、重新使用和改造的對象。

長期身為軍人的藝術家沈敬東，最能夠感受到軍人形象的這種變遷，于是他手下的軍人形象，出現了奇妙的視覺景象——他（她）們不再是典型環境中與敵人和外力斗爭反抗的英雄，而是一個個封閉的主觀時空中的人物；他（她）們被剝離了原本可以再現的表情和服飾細節，轉而被簡約為一種單一的表情和幾種特定的制服和發型。我們不能由此推論認為，沈敬東的所作所為是對以前那些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時代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否定；而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為對是英雄人物形象在當代社會語境中的一次符合邏輯的再造。因為即便是以往典型環境中的英雄人物、具體事件、表情和服飾，也是在當時的意識形態的支配之下的一次構建，未必真的與當時賴以建構的現實原型完全符合。時代發生了變化，建構英雄人物形象的理論依據和意識需要也發生了變化。今天的人們早已認識到，當年的那些英雄人物形象是被一種政治力量建構起來的，那么，今天人們也完全可以按照今天的理解來重新建構當年的英雄形象。當歷史和時光蕩滌了當年圍繞在這樣的英雄人物形象周圍的種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光環，洗盡顏華之后，這些形象要么被重新賦予血與肉的人性的生動（正像時下的許多文藝作品所追求的），要么被封存為一種靜態的視覺符號，后者往往是視覺藝術家們大顯身手之處。

 沈敬東當然有興趣表現像他自己這樣的軍人形象在幾十年里的變遷，但他已無意于再用傳統的所謂現實主義手法來建構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因為這種手法只能是新一輪的重復。現在，他要從一個新的角度，運用的新的方法來表現或者說刻畫英雄人物形象，這種形象，不再是對現實社會蕓蕓眾生的照相式的再現和復寫，而是一次全新的塑造，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把它看成是對瓷胎制成的英雄人物的描繪。也就是說，沈敬東的近期繪畫越來越帶有對裝置材料的表現意味，仿佛是用繪畫這種傳統的平面方式在表現裝置藝術所特有的質感。正因為沈敬東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視覺上具有這種強烈的裝置材料感，所以與其說它們是一個或一群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物的再現和復寫（其實也是一種主觀意識支配下的創造），倒不如說它們是畫布上的瓷器人：他（她）們不再被刻意描繪得高大偉岸，而是樸實敦厚，目光平視，甚至還憨態木訥。他（她）們的面部與形體造型更多地吸收了卡通和玩具的語言風格，更像是一種被預設出來的偶像。這種手法所再造出的偶像與以往的偶像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偶像塑造強調畫面景象與現實景象的所謂真實性，盡管這種真實其實還是一種主觀意識形態支配下的產物；現在沈敬東的偶像塑造則注重畫面景象本身的真實性和可塑性，至于它與現實景象之間是否有必要有直接對位的真實性，這并不重要。這樣，沈敬東的藝術創作的重點就在于英雄形象的視覺形式上，而不是在于英雄形象在現實中是否真實，他要強化英雄形象的視覺語言本身，而只有這么做，英雄形象才和當下的現實發生了聯系，才能滿足人們對當年英雄形象的各種想象，否則這種英雄形象只能屬于過去，而不屬于當下。

就這樣，沈敬東在去以往藝術的偶像化和非以往藝術的軍事化的過程中，又在視覺語言上偶像化了一個個憨態可掬有時幾近木訥的人物形象。這些偶像形象的出現，不是為了記錄也不是為了讓觀眾回憶以往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的期待與想象，而是為了形象化地讓觀眾反思當年的那種期待和想象。對于熟悉事物進行反思，在視覺語言形式上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陌生化的處理手法——用瓷偶的描繪方式來創作。這樣的英雄形象成為了一種物體形象，往昔那種抽象的、普泛的和空洞的精神形象如今變成為一種物的形象，變成為一種今天普通人可以直接面對、親近和撫摸（沈敬東的玻璃鋼雕塑作品正是為了表達這種感覺而創作的）的物體對象。沈敬東用時下流行的卡通化、漫畫化的手法，將軍人形象可愛化、生活化和物體化，應該被看成是對社會變化深刻而敏銳地反映。的確，當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伴隨著社會形態的轉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更多地被功利主義和商業主義所取代的時候，作為前者物質化外殼的形象成為人們消費、改造和重寫的對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用描繪物體的方法來描繪人物形象，這種方式經過反復摸索一旦確立，藝術家就能夠更加自由地運用于更加廣泛和豐富的題材和內容上，在沈敬東新近的風景系列和社會各階層眾生相里，我們都能獲得一種新的視覺體驗：這些風景不是現實的風景，而是一種具有舞臺效果的風景，其中的軍人形象出現在湖水中，或者高山之巔，早已沒有什么宏大的沉重的社會政治寓意，而是一種輕松自如的幽默，仿佛一場游戲；這些眾生相也猶如道具們的合影，沒有了看似的嚴肅性，個個猶如玩偶一般，等待著觀眾自己的解讀。

    在一個理想渺茫、現實支離破碎的今天，沈敬東以自己的方式，使遠去了的英雄形象又回來了，它帶者瓷偶般的光澤和清脆，小心翼翼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沒有高高在上的說教，有的只是平等的目光和無聲的對話。面對這樣的作品，我們甚至不斷地產生上前呵護他（她）們，擁有他（她）們的強烈愿望。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因為英雄就肯定不是凡胎，而如今的英雄必定是凡胎，而且還是瓷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