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沈敬東的“英雄”系列                                                
      沈敬東的“英雄”系列塑造的是一種身份化的士兵形象，這種形象幾乎難以辨別那個士兵具體是誰，他的相貌特征是模糊的，他實際上是那種一般意義的人，他的個人性在代表身份的裝束和姿態中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共性所取代。 
     這個被命名為英雄的士兵形象是經過提煉的，他們被沈敬東塑造成四種人，紅、黃、光頭和戴帽者。黃色士兵具有一種人性化的色調，紅色則象征革命的莊嚴氣氛。他們的身體不僅裝在制服性的軍服中，并且都具有一種固定的端正挺直的身體姿態。這種形象來自沈敬東在軍隊中的經驗，幾乎每一個有個性的人進入軍隊后，都必須被如此地制服化。 
英雄系列最初是一組陶瓷雕塑，體量上類似一種英雄半身像的玩偶化，這使得士兵形象的莊重感傾向于一種可愛化。仿佛這些士兵進入這套制服在進行一種英雄的角色扮演。同早期的革命雕塑或者當代雕塑相比，這個系列盡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形象主題，但沈敬東似乎重新賦予了一種形象理解的可能性，他的士兵既不具有早期革命雕塑的高大全特征，也不具有1990年代以后對于政治象征的形象反諷。 
沈敬東的士兵盡可能削減形象的英雄感，這個士兵只是具有一種像拍紀念照一樣的姿勢模仿的僵硬姿態。實際上，這個士兵被沈敬東削減了兩個方面形象特征，一個是他的意識形態性，另一個是他的具體性。這使得作品簡練地集中在人和制服關系的表現。“制服”在漢語中有雙重含義，作為名詞，指一種職業性的服裝；作為動詞則是指一個人被某種強制性的力量在身體或者精神對抗中被征服。 
由于臉部特征和表情的模糊化，使得肖像實際上也是制服化的一個延伸部分。這個士兵實際上是一個被訓誡后的士兵，他具體的肖像特征和復雜的內心世界都被訓誡以后，是在制服和制服化的表情下自我消失或者被隱藏，這不得而知。但他的表象已經成為個人性被制服的一種對象化的隱喻。 
這個士兵實際上傾向于一種意識形態和職業訓誡的日常性。這種特征也體現在關于士兵雕塑的繪畫系列，這個系列似乎是一種對于士兵表現的兩個有機聯系的部分，士兵的標準塑像以及將這個塑像再現一遍的繪畫。陶瓷的光潔、脆弱的質感在雕塑中好像并不明顯，倒是在繪畫部分中體現得顯而易見。 
這個士兵實際上被表現為從人到軍人的一種身份化和角色化的塑造，他進入到這個被視為訓誡標準的英雄像中，但又好像沒有任何劇烈的痛苦，相反他表現出一副沉著、平靜和自得的神情。士兵的這種形象表象的抽象化以及一種自我常態的表現，都試圖在形象上將英雄拉回到一種永恒的日常意義。 
這種方式在沈敬東的繪畫《新開國大典》中也同樣被使用。這副巨型繪畫對經典革命油畫的翻新創作，其中每一個開國領袖都被描繪成一種平民化和日常性的形象，絲毫沒有革命家的不凡和崇高感。革命者、領袖和軍人事實上一直是政治宣傳藝術中的具有意識形態化的形象，他們的形象和背景都被表現為英雄和崇高，以及史詩般的景觀。在1990年代以后的當代藝術中則開始被反諷性的后現代使用。這實際上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化。 
通過對革命者、領袖和軍人的形象征候的抽象化，沈敬東似乎在力圖使英雄真正脫離宣傳藝術和反諷宣傳藝術的兩極表現。他的士兵和領袖都被置于一種更普遍意義的形象，他既將個人抽離出來，成為一個普遍意義的人；也將宣傳藝術的意識形態特征抽離掉，成為一個無歷史神話的形象表述。在這種被抽象化的形象過慮中，領袖和士兵都被歸一到一種居于永恒意義的日常本質，崇高和神秘性消失了，他們像你身邊的人一樣真實，只是制服不同。 
2006年10月朱其寫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