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慟·重生》 油畫局部

　　《生命的禮贊》 油畫

　　我演講的題目是《四川5·12大地震與當代美術創作》。這是邵大箴先生、王鏞先生給我的命題作文，我很感激二位先生的信任，因為在我看來，在當下這樣一種心境里，我們實在找不出比這個題目更有價值的課題。雙年展研討這樣的題目，不僅表現出學者們特有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人文傳統和道德修養，也顯示出這個群體所獨有的學術敏感和問題意識。面對這個課題，我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緊張和心虛，因為它過于巨大、過于沉重了!我缺乏回答和解讀它的學理準備，更準確地講，在精神層面上，我無力面對它。也許，在多年后，我們才能真正理清楚這個課題所蘊含的精神、道德和學理價值。今天只能簡單談談自己膚淺的看法。

　　四川大地震與同步性美術創作現象

　　回顧19世紀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我們不難發現，苦難和抵抗、戰勝苦難的英雄主義一直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成長。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性之路，是在歷史的苦難和困厄中不斷延伸的。對其中成長起來的近現代藝術而言，苦難及抵抗苦難的英雄主義不僅是創作的巨大來源，也由此鑄成其現代性品格之一。從歷史的角度講，身為中國藝術家，就要具有面對苦難的勇氣以及承擔苦難的英雄主義情懷——這是歷史的宿命，我們無力也無法拒絕。

　　四川5·12大地震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上千萬人無家可歸，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中華民族的英雄主義性格再度被喚醒，那些似乎久違的品質，如犧牲、奉獻、無私無畏、勇敢、從容等猶如火山噴發似地爆發出來，書寫了和平時期的英雄主義史詩。汶川大地震剛剛兩小時，溫總理就帶領工作人員到達災區，冒著強烈余震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親自指揮搶險救災。胡錦濤總書記也在抗震救災的危急時刻趕往災區，慰問群眾，看望奮戰在抗震一線的部隊官兵和志愿者，指導抗震救災工作。從胡錦濤總書記振臂高呼“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到溫家寶總理以近70高齡多次親赴災區，從9歲兒童在廢墟中救出同學的從容姿態，到一位母親以微弱之軀為兩個月的嬰兒筑成的生命空間，幾個月來，我們每日都在震撼中經受靈魂的洗禮和精神的自救。所有這些，都成為當代美術創作的巨大的精神動力和題材來源，由此產生了中國藝術史上的第一次與災難同步性美術創作現象。

　　5月20日，在時代美術館的策劃和鼎力支持下，寫實畫派全體藝術家吹響了抗震救災的“集結號”，以《熱血5月·2008》為主題，創作大型抗震組畫，寫實畫派藝術家的集體行動在美術界尚屬首次。經過藝術家們的反復推敲，確定了以抗震救災中16個可歌可泣的瞬間作為表現對象。方案確定后，以艾軒、楊飛云、王沂東、袁正陽、徐芒耀、何多苓、徐唯辛、王宏劍、朝戈為代表，28位藝術家連夜進駐時代美術館，住行軍床、吃方便面，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創作了16件抗震組畫，在嘉德義拍會上以3350萬元的高價成交，所有拍得的款項通過中國藝術研究院全部捐給了四川災區。

　　6月12日，地震后一個月，由130余位國內外藝術家參與創作的《地慟·重生》巨幅油畫在廣東美術館展出。如此眾多的藝術家參與是主辦方始料不及的，隨著活動影響力的逐漸擴大，許多畫家紛紛前來，主動請纓，從最初設想的28人，一直擴大到130余人的創作陣容。在沒有空調的封閉畫室，藝術家們分時段輪流上陣，以盒飯、餅干果腹，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完成了這幅巨作。《地慟·重生》全長50多米，以1000多張新聞圖片為線索，真實記錄并表現了汶川地震后國家領導人、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救援人員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英雄主義群像和場景。作品展出后，得到了包括國家博物館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拍賣所得全部用于災區重建。

新聞報道《廢墟下的光亮》為我們講述了一個令無數人感動的有關堅強、執著、樂觀和勇氣的故事：5月12日下午，什邡鎣華鎮中學教學樓垮塌，100多名學生被埋在廢墟之下。5月13日凌晨，當成都軍區特種兵大隊官兵救援時，發現了廢墟下的一點光亮，一個被埋在廢墟中的女孩正打著手電筒看書。這個女孩兒叫鄧清清，她的事跡感動了中國，但遺憾的是并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得知這個故事后，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高研班的邵亞川、秦文清、忻東旺、王克舉等10位在京油畫家用3天時間，經歷了構思、再現、尋找、創作的復雜過程，最終完成了這幅名為《生命的禮贊》的巨幅油畫，在向世人再現這段感人故事的同時，也發起了一場愛心籌款的接力。現在此畫已拍得1000萬元，而且慈善義拍仍在繼續。藝術家們的愿望是以更多的捐助為災區建設永遠震不垮的希望小學。

　　在與災害同步性創作現象的背后，我們欣慰地看到，一直被誤解為特立獨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家群體以自己的行動詮釋了集體主義精神和人性良知的真正內涵。他們迅速而卓有成效的行動，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藝術家善良與博愛的高尚情懷，真心地為我們國家擁有這樣一支優秀的藝術家隊伍而感到慶幸與自豪。

　　同時，與災害同步創作的現象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系列課題：如何評估這種創作方式所擁有的精神、道德與學理價值?現實主義創作方式的當下意義是什么?藝術史的寫作如何處理道德與藝術的關系?藝術創作如何把握國家意識形態、民族文化價值觀與個人藝術經驗之間的關系?同步性創作方式是否具有普適性價值?等等。這些問題讓我們再次返回歷史，重新思考藝術史上那些藝術與政治、藝術與道德、個人前途與民族命運、藝術趣味與藝術責任之間的著名論爭。我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同步性美術創作現象會產生出準確而深刻的評價。今天，我只想談談這個現象所帶來的兩個積極成果：崇高性價值觀重塑和新現實主義創作的時代特點。

　　英雄主義歸來——崇高性價值觀的重塑

　　5·12大地震之前，我們談當代美術創作中的英雄主義、崇高性價值觀是要汗顏的，因為我們已喪失了談論它的現實依據，不僅在當代美術創作中，英雄主義少見蹤跡，而且常常被視為“假、大、空”。也許是“文革美術”留給我們的記憶太深刻了，以致于我們不敢正視英雄主義及一系列崇高性價值觀。也許可以這樣認為，對“文革美術”反思不斷累積下來的嘲諷式情緒，以及消費主義文化思潮所特有的解構性，從不同層面顛覆了英雄主義。近30年美術的歷史，幾乎可以說是英雄主義逐日消減的歷史。時至今日，我們差不多已經喪失了構建英雄主義史詩的興趣和能力。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美術實際上幾乎被兩種價值觀所控馭：后殖民文化和消費主義文化。后殖民文化通過國際大展、媒體和市場，將中國形象病態化，以潑皮、政治暴力、迷茫、東方風情、色情等話語強行為中國形象定位;消費主義文化觀則注重人在物質時代的欲望表達，并以欲望表達的合理性有效地把消費圖像作為時代視覺的主流。在近20年的美術創作中，躲避崇高，消解英雄，幾成普遍的價值趨向，甚至成為當代美術創作的主流。

　　我想提醒各位的是，這一時期正是美國、韓國等國家塑造英雄主義的時期。在美國大片中，一旦人類遭受到某種災難和危險，總有美國人以各種英雄方式來拯救人類，挽狂瀾于既倒，美國大片由此向世界推銷出一系列他們認為的普世性價值觀：正義、人權、人性、自我犧牲、奉獻等等。韓國文化戰略意圖更為明顯，一部《大長今》使韓國成為儒家文化思想的代言人，其平民英雄形象以善良、正義、質樸和聰慧而深入人心，以此征服了整個東方世界，象征著韓國在東亞的崛起。

　　面對如此狀況，我常常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中國當代缺乏英雄主義創作資源，還是整個社會喪失了對英雄主義的心理渴求?抑或是我們的藝術家缺乏對英雄主義的興趣和責任心?我想問題還是出在后者。前一段時間電視劇《亮劍》熱播，為什么?就是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英雄形象，這種形象在瞬間滿足了時代的心理渴求。對我們這樣一個以特殊近代史為前提而發展到今天的民族而言，從來就不缺乏英雄主義的創作資源。3·14藏獨分子動亂后，一位年輕的留學生在巴黎向全世界演講，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語言以及充滿陽光的形象，不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英雄最好的肖像嗎?

　　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中沒有英雄主義的位置是可恥的!整個當代美術創作必須正視這個問題。5·12大地震所提供的巨大的英雄主義資源，終于讓藝術家有了在良知層面上重塑英雄主義價值觀的可能。英雄主義歸來——在這幾件巨大的作品中，這是我看到的唯一主題。不期而至的相遇，使我們近乎麻木的心靈再次充滿生命的沖動。我依稀看見一系列崇高性價值觀奇跡般地復生，并神奇地成長。

　　重塑中國國家形象是《地慟·重生》等繪畫的核心價值觀之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今日之中國不再是昨日之中國，不僅國力強盛，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而且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先進性思想成為黨和政府的執政理念。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到達災區，正是這一理念最準確、最生動的表達。在畫面上，他們站在人民中間的形象，正是全新的、負責任的、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國家形象。《地慟·重生》等作品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將這個主題在畫面寫實性的敘事中展開，以各種典型事件構成的敘事邏輯、所調動的悲壯氣氛，在領袖堅定與慈祥交織而成的時代表情中推向了高潮，完成了主題與畫面敘事以及表達風格上的完美統一。

　　從根本上講，中華民族的性格是英雄主義的，盡管中國人謙和、忍讓、中庸、克己。《易經》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中國式英雄人格的寫照。《荀子》說：“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其赤。”寫盡了中國英雄主義人格的內在品質。100多年來，中華民族為民族解放和現代性建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在世界現代史中，完全可以構成獨一無二的英雄主義詩史。可是我們悲哀地看到，從晚清至今的百余年歷史中，西方右翼意識形態一直刻意地以“東亞病夫”、“暴徒”、“革命暴力”、“潑皮”等概念為中國形象定位，至今這種思想仍不絕如縷。如何破除這一幽靈般的殖民、后殖民主義迷霧，是我們難以回避的時代問題。《熱血5月》等作品成功再現了中華民族性格中英雄主義的一面，讓我們再次領略到司馬遷所說的“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的英雄主義氣概。從當下文化語境來看，無疑是對后殖民文化觀的一次重大反擊。

　　中國是一個人文主義大國，兩千多年前，圣哲們就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仁者愛人”，所以互助友愛構成了中華民族天性的一部分。張載所說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不正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原始文本嗎?不要忘了，這時的希臘文明還處在半人半神的時代。有些學者喜歡炫耀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想，殊不知，它比中國先哲們的人本思想整整晚了近千年。可以說，以人為本的大愛思想構成了中華民族人生觀的基礎。《熱血5月》等作品的成功之處正在于它表達了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主義思想。它以對生命拯救典型事件的描寫，對宏大救援與重建場景的敘述，有力地彰顯出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使傳統價值觀具有了鮮活的時代意義。

《生命的禮贊》等作品還讓我們獲得另一種激動和欣喜，那就是作品重塑了80后、90后的青少年形象。在此前的美術作品中，他們往往被冠以“自我一代”、“果凍一代”，以殘酷青春、迷惘頹廢、極端自我化、極端物質化的造型構成畫面形象。災難中80后、90后一代的英雄事跡矯正了這一表象化敘事。廢墟下童聲合唱的國歌聲、廢墟下讀書的燈光、9歲兒童救助同學的那份從容鎮定，分明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青春的、充滿希望的新一代中國。《生命的禮贊》是一個真理的提示：英雄主義品質和人本精神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血脈，它是中華民族在各種歷史困厄中渡過劫難、走向光明的精神基礎和民族性格。

　　《熱血5月》等作品的創作過程是一個價值觀重塑的過程。對這樣一個以熱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機遇，我們沒有權利辜負它。

　　新現實主義創作的時代特征

　　從表面上看，《熱血五月·2008》、《地慟·重生》、《5·12表情》、《生命的禮贊》等作品與傳統現實主義作品并無區別：以現實或歷史事件為題材，以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表現生活或歷史的意義。但我們仔細考察作品的創作理念、過程、模式，會發現這些作品在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新現實主義。

　　在我們這個現實不斷被虛擬，被仿真的時代，現實主義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方法也不斷被質疑，甚至有批評家大言不慚地宣布了它的終結。我想，結束這種無聊說法的最有力的辦法是現實主義以新的方式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作品。在5·12大地震這樣重大的事件面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力量再度被激活，并獲得了一系列新的時代品質，依我看，這正是現實主義代代相傳的生命密碼。

　　即便是最不挑剔的批評家也會將風格、語言的統一性作為評論現實主義作品的標準。但在這次集體創作中，藝術家卻并沒有刻意在乎這一點，他們在良知、人道、英雄主義的層面上集結起來，也將其作為創作的基本觀念和理想皈依，以觀念統馭了風格，并由此合法地消彌了風格的差異性。在我的理解中，良知是人的一種天賦的道德觀念，即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是生而知之，且為“被圣靈充滿”的優良之知。人道則如李贄在《明燈道古錄》所說的：“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無道，道外亦無人。”這些傳統文化思想在創作過程中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后大放異彩，統攝了作品創作過程，超越了語言，使風格迥異的畫家能夠如此默契地在一個主題下共同創作。

　　同時，我們注意到在這次創作活動中，集體主義經驗和民族文化記憶超越了個人經驗，成為統帥畫面的靈魂，沒有藝術家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集體主義精神，就不可能有畫面的大場面、大境界。上世紀90年代以來，個人經驗被推崇至無以復加的地位，藝術創作的合法性似乎只存在于個人私密性的實驗中。但是，對我們這樣一個歷盡重大歷史事件而走到今天的民族，僅有個人經驗是遠遠不夠的。在重大題材面前，我們需要有返回集體主義經驗和民族文化價值觀的勇氣和能力。這次的創作不僅是創作經驗一次成功的返回和升華，也昭示了藝術家與國家、民族之間關系的那個著名的比喻：眼睛與身體。一如西方古代圣哲盧克萊修所說的那樣：“切斷神經、脫離眼眶的眼睛，自個兒是看不清任何東西的。”

　　和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相比，此次的創作在表現領導人的方法和營造畫面氣氛上有所突破。在表現國家領導人時，創作者有意把視角下移，以平視甚至是俯視的角度來表現。但是，胡總書記、溫總理對人民的關切之情所形成的畫面情緒卻使其形象超拔而出，形成畫面的中心視點。在這里，平視、俯視不再是簡單的畫面視角和語言敘事方式，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學含義和全新的價值觀。在營造氣氛方面，畫家們力求保持記者照片中的原生態視點，從而形成視點不斷移動、變換的畫面效果。最后把這些視點各異的場面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畫面。移動視點打破了現實主義油畫創作中慣有的一點透視原則，多角度多層次地表現出中國軍民奮力抗災的宏大而復雜的場面。

　　這次創作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即時性和同步性。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天，油畫家就做出決定開始創作，而創作時間也被一次次縮短，這種同步性創作方式在繪畫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寫了現實主義油畫從沒有同步地、即時地表現重大事件的歷史。應該說，這是一次偉大的實驗，同步性創作保證了事件的真實性、現場感、鮮活性和當下價值，它也將以這個巨大的理由而作為一種創作方式傳承下去。

　　我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熱血5月》等作品是史無前例的集體性創作——能在這些作品上簽名的不僅僅是參與創作的畫家群體，還應該包括記者、救援人員和災區人民。尤其一線的記者們冒著生命危險所記錄的場景和人物，成為創作的基本圖像來源。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全新的集體創作模式，它有力地保證了作品的原生態性，保證了圖像的意義源自于事件本身，從而使作品具有一種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由此，我們將進入這樣的思考：藝術雖是藝術家個體化的創作活動，但其作品價值并非僅僅取決于此。從根本上講，它更取決于題材自身所擁有的力量、價值以及它的形式、圖像與敘事邏輯。這正是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地方，也是它的時代特性所在。

　　我相信，這次的創作將給歷史留下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對它的研究僅僅是個開始。最后，請允許我代表所有參加創作的藝術家告慰在地震災難中逝去的同胞：您們雖然逝去，您們的靈魂卻在畫面中獲得永恒。讓我們在天上和人間共同祈禱：

　　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