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古人總是“比德以玉”。在今人看來，玉器雖然告別了“巫玉”的神秘和“王玉”的尊貴，但它依然是人們珍愛的裝飾品和首選的辟邪物，它象征著安全、幸福、和諧。在北京奧運會的獎牌中，也融入了玉元素，足見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故在玉界泰斗、文博大家楊伯達先生看來，玉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第一塊奠基石。

　　敝人對上萬年玉文化的悠久歷史頗為感興趣，懷著對“玉德”的無比敬仰之情，經友人引薦，敝人結識楊伯達先生，并聆聽他與玉結緣的如玉人生，有感于他那獻身文博，如癡如迷的探索、研究玉文化的精神，故作本文，聊以記之，以示對先生的尊重。

　　出國考察 結緣文博

　　“哈哈，謝謝您剛才的美譽。我看到你采訪葉佩蘭的文章，正如葉佩蘭所說，我們這一代故宮人可以說都是故宮培養起來的人。”楊伯達先生在接受筆者采訪時，爽朗的笑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就是傳說中玉界泰斗楊伯達？看著他那神情朗達的樣子，我不由松一口氣，先前擔心楊先生年紀過大未必能接受筆者長時間訪談的擔憂一掃而空。楊伯達先生留著長發，臉色紅潤，看不出已是八旬開外的人，作為文博大家他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他用平緩的語氣細說了他那如玉人生的經歷……“我是在1956年4月到故宮，當時我是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副主任、支部書記，屬于平級調動。葉佩蘭是高中畢業分配進來的，當時他們那批人來了十幾個人，起點不一樣的，我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而他們是從頭學起。”他說。
　　念了四所大學才完成學業，這就是楊伯達曲折的求學經歷。因為戰爭的原因、區域的轉變和大學的合并，他在大學期間是一直處于游走的狀態，四年的戰爭他一直是學員，并念了四所大學。第一所大學是山東大學；第二所是華中建設大學的文藝系，當時分四個大科目包括：文學、戲劇、美術和音樂，楊伯達是在美術系，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的黎濱洪先生是他的老師；第三所是北方大學藝術學院的美術系，系主任是羅工柳和王式廓老師，藝術學院院長是光未燃，他是《黃河大合唱》的作者，這都是解放前的大學。解放后他念的最后一所大學是華北大學美術系，他師從彥涵和魏田霖先生學美術史。

　　一個學美術史的人怎么去研究博物館學？看著我們疑惑的表情，楊伯達笑著說，原來在他進故宮之前就已經開始研究博物館了，他不僅在課堂上學到了東歐的美術史是什么樣的，還曾經赴前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學習，親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藝術品。以前，蘇聯和保加利亞的科技是走在中國前面的，他很幸運能有機會到這些國家學習，當時能出國的人是很少的，而且出國的態度不一樣，有的就是去逛逛、開眼界或是鍍金的，而他則是去學習，抓住這個機會認真的學習。換句話說，他是在無形中進入了一個博物館的大課堂，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在前蘇聯的一個博物館里，館長正親自接待中國學習團，他向參觀者詳細介紹了這個館的歷史規模和影響。接著一個講解員仔細的講解著每件陳列品的歷史及藝術特征，他講解的質量是很高的，如果參觀者有疑問的話，可以打斷他的話請翻譯轉述并解答。后來得悉這個講解員是博士，參觀者感到很震驚。一個中青年人拿著筆，快速的記錄著，這個中青年便是楊伯達。他在蘇聯莫斯科參觀了20多個博物館，包括后來補上的普希金博物館和彼得格勒博物館，他記錄了厚厚的一本筆記。他所記錄主要有兩點：一是看文藝復興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臘的古文物；第二個是看他們怎么去展覽展示的。從此，楊伯達便開始與文博結緣。

　　扎身故宮　玉界泰斗

　　回憶起出國考察那段經歷，楊伯達說，回國時有一段經歷影響了他的前途。考察團到了長春之后，他們沒有直接回北京，團長要大家都下車，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等都安頓好了，團長宣布大家寫總結，因為一般情況下，參觀考察活動后當時是有很深感觸的，但是回去后就寫不出東西了。他們在長春大概住了十幾天。楊伯達想自己是搞陳列的，于是把筆記整理、歸納了一下，寫了一篇《蘇聯博物館陳列介紹》的文章并發表。當時他29歲，只有7年的工齡。后來他還寫了一篇《蘇聯工廠美術》發表在工人日報，后來他才知道，這篇文章是中蘇友協轉到工人日報的，而且連載了四次，中蘇友協還寫了一個編者按（推薦性質的），因為他有專業知識，哪些地方處理得好都有詳細的介紹。因此，他在博物館屆就有了一小點名氣，所以便有博物館邀請他去做報告。所以說，在進故宮之前他已經有很多博物館的經驗。

　　人一旦出名，各種各樣的機會便隨之而來。楊伯達擁有較豐富的博物館經驗，因此，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都爭先請他去幫忙，但楊伯達考慮到自己不是學革命史或歷史專業，沒有長處，而且這些博物館保密性太強，好多資料都不能用，沒辦法做工作，于是便拒絕了他們的邀請。剛好這時中央美術學院的領導決定讓楊伯達轉到對外文化聯合委員會，開展對外文化的工作，雖然他以前也接觸過德國的展覽，他的日文也還可以，但是英語和德語都不好，于是他自己便退居二線，讓一個科長負責，后來就想離開工作室去故宮工作。
　　楊伯達已經有三個國家博物館的調查工作經驗，他又想去故宮工作，并且又懂中西美術史，在展覽上還有點經驗。有一次和故宮博物院吳院長見面，楊伯達問吳院長說要不要他到故宮工作，吳院長很高興的說“歡迎歡迎”。就這樣楊伯達就輕而易舉到故宮博物院陳列部當副主任，而陳列部主任便是大文學家唐然教授。楊伯達學的是美術史，所以對文物不是很熟悉，在進來故宮之前他已經意識到要轉行了，只是以為做與美術相關的工作或者是另外延伸的一些東西，后來才知道要改行做文物。可以這么說，當時他對文物是一竅不通的，文物學和美術史是完全不同的，專業跨度太大，這使他倍感壓力，況且吳院長又很器重他，他覺得自己不能不講義氣啊。所以就決定留下來好好學習，當時故宮人都沒有接觸到國外的新興事物，眼界很窄，因此他就決定不再留戀過去，重新轉行做文物。

　　誠然，人的成功是帶有偶然性的，但是必須還要有充分的準備和擅于捉住機會的敏銳與果敢。剛來故宮不久，幸運之神即降臨到楊伯達的頭上，這使得他與玉器結緣。故宮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吳院長決定了三個人：一個是楊伯達，另外兩個是故宮的老研究員和琉璃廠的老古董商，他們三個一起工作，取長補短。因為要給玉器分級別，他們用了一個夏天看了一萬多件清代的玉器，這差不多是故宮的三分之一。清代玉器是什么樣的，故宮里記錄的年代不準確，但兩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藝術經驗，就這樣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的楊伯達也就懂了，他也開始提意見。所謂“實踐出真知”，楊伯達已經能辨別出這件作品的年代、玉質和做工。這雖然是一次學習，但是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的藝術真是包羅萬象，從古到今，楊伯達學到很多的歷史知識。在文物方面他很尊重基層的意見，因為基層的老故宮人有著幾十年的經驗。楊伯達是個善學習的人，在這幾年的工作當中他慢慢的提高，他還很注重文獻資料的考證，漸漸的他成為玉器鑒定界的權威專家、泰斗，并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玉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第一塊奠基石

　　每天晚上楊伯達都會把圖書館的書借出來讀，圖書館是每天晚上十點關門，他也就每天看到十點，因為看書看得很入迷，都忘記時間了，管理員看燈還亮著，就問誰在里面，楊伯達就說他還在，馬上就走。漸漸的他們越來越熟悉，管理員也就不問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里楊伯達把所有能看的、需要看的書都看了，包括文獻、考古、評論、美術史的書。

　　楊伯達搞行政工作后，工作輕松了不少。每天開完會、檢查完工作后，他一看十點，干嗎呀，下庫吧，就這樣他把文革之前積累的問題慢慢的開始解決，在這期間他寫了很多好的文章，編寫了《中國美術全集》包括玉器、金銀器、玻璃、琺瑯器分卷，還有《元明清雕塑》和《清代院畫》的半部前言。

　　為了編寫《中國美術全集》，楊伯達組織了一個編委會，他是主任委員，為了這個工作，他看了很多書，看完之后就發現玉器不是一件器物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書編寫完之后，玉器的研究還是要堅持下來的，干脆就專門組織一個機構來研究玉文化，于是他們就組織一個玉器研究委員會，把對玉器的研究擴大化。經過幾次討論，大家一致認為玉是有文化底蘊的，中國文化的第一塊奠基石就是玉文化，并總結出“玉靈魂、金文化”是中國文明的祖先。

　　玉器研究會有關玉文化的研究開了五次會議，并出版了四套書，剛開始認同的人很少，甚至好多人都報以懷疑的態度。最后一套《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上、下冊》榮獲2007年度全國文博考古最佳文集獎。從文革結束以后，楊伯達就把注意力轉移到玉文化上，從文化的角度看玉器，他的研究基點是很高的，承認玉的基因和板塊，玉經歷了巫玉、王玉和民玉的三個階段。“現在玉文化的正式研究有十年了，中央的輿論和考古界的朋友也逐漸的認同玉文化，這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的研究是沒有國家資助的，靠我們自己籌集資金。”楊伯達高興的說。但現在官方對玉文化的研究并未重視，比如故宮有書畫研究中心和陶瓷研究中心，可就是沒有玉器的研究中心，這說明對玉文化的研究是不夠重視的。

　　對玉的點、線、面的概括是楊伯達最近研究的重點，他說，玉文化是古老而知新，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玉器還是有輻射力和影響力，就拿這次奧運會來說，獎牌就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青玉、白玉、碧玉三種工藝的獎牌，它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喜歡玉是本身的體現，是中國人本身的生理結構造成的，中國人的體內是有玉的基因，外國人就沒有這種基因。

　　玉淪落為玩物，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楊伯達說，現在重要的是要把玉文化普及開來，但還是要通過這些玉器來體現，比如中國人喜歡在身體上佩戴一些玉鐲、玉牌。大家戴上玉就感覺很安全、很幸福，為什么去破壞它呢？中國傳統觀念是提倡“德”，即做一個君子善人，如古語說“君子付之，玉璧不響”，這種觀念源遠流長的。
　　對話楊伯達的夫人

　　（場記：訪談進行了兩個小時，楊夫人給我們重沏茶水，為了讓楊伯達先生休息會兒，筆者對楊夫人進行補充采訪。楊夫人說，她與楊伯達先生是因為“玉緣”而走到一起的，從她的言談舉止中，筆者深感楊夫人博學多才，且對玉器有很深的研究，正如楊伯達所說，他夫人從小與玉結緣，現在也是個不折不扣的玉器鑒定專家。）

　　問：請您描述一下楊先生在你心目中是個什么樣的形象？

　　答：我先生做事情是一絲不茍，為了玉器的研究奮斗一生，我覺得這是別人沒辦法比擬的；他做人就是愛去幫助別人，沒有任何怨言的，他經常說要把小一輩的培養起來。

　　問：楊先生是社會名流，可能會有很多人登門拜訪和參加很多活動，他是怎么利用時間來寫文章做研究的？

　　答：他每天是早上7：30分就開始寫文章，直到中午12：00還一直在伏案寫作，中午稍作休息，下午就又開始，如果我不提醒他休息，他就會一直寫下去，不知疲倦。我有時候就很心疼，偷偷的掉眼淚。但是他會把一天的時間安排好，有計劃性的去做事情。

　　問：楊先生經常參與古玉鑒定嗎？他可是玉界泰斗。

　　答：他對古玉的鑒定是不介入的，主要是為一些收藏家著想，因為現在的古玉幾乎100%是贗品，有人花了幾千萬買了一塊贗品，你又不能告訴他真話，因為他會心理承受不了，也會有很多人懷疑，你是不是在騙他。所以這種事情他一般是不參與的。還是認真的做自己的研究。如果有人執意要請他去參加一些鑒寶類的節目或是提供玉器鑒定，我就會故意把價錢提得很高，把他們嚇回去，所以登門要求鑒定的人就少了很多。其實古玉的作假在宋代就開始有了。

　　去年我和先生去新疆和田參加一個活動，和田的人民都特別特別的尊敬他，因為是他把和田玉推向世界的。我對先生的尊重和愛是永遠不能用言語來表達的，希望我的先生健康長壽。
　　附：楊伯達工作簡歷

　　1927年12月20日　生于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

　　1934年4月~1945年3月　旅順公學堂學習、畢業；旅順高等公學校（中學部）學習、畢業。

　　1945年11月~1946年8月　晉冀魯豫解放區冀魯豫泰西縣人民政府宣傳隊隊員；泰西縣簡師、高小任教師。

　　1946年12月~1949年11月 山東大學預科學習；華中建設大學文藝系美術班學習；晉冀魯豫北方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學員；晉冀魯豫冀南區黨委土改工作團團員；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學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華北大學北平美術工作隊隊員；北平華北大學美術系助理員、干事；北平藝專輔導課（科）干事、代課（科）主任，中共黨員。

　　1952年4月~1956年4月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副主任、支部書記。赴前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學習、考察、工作。

　　1956年4月~1972年8月 北京故宮博物院陳列部、美術史部副主任，黨委委員。赴古巴美術博物館鑒定中國文物。陜西渭南社會主義教育官路公社工作隊隊長、隊黨委書記；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二大隊九連隊員、二大隊隊長、校部生產指揮組組長、校黨委委員。

　　1972年8月~1987年7月 北京故宮博物院業務部副主任、支部副書記，陳列部主任，院黨委委員；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院黨委委員、研究員。赴日本、西德、香港考察，赴英國參加國際博協（ICOM）大會。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會員、北京市科技顧問團成員、任北京玉器廠“八六工程”顧問。

　　1987年7月~2007年8月 北京故宮博物館研究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北京大學考古系玉器鑒定碩士研究生導師、古書畫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防衛科技學院文物系顧問教授及古玉學科學術帶頭人、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文物鑒定專業特聘教授、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所所長、中國寶玉石協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榮譽顧問、香港徐氏藝術館顧問、新加坡收藏家學會海外高級顧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中華文物館客卿顧問、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會員、玻璃委員會會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載入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1992年出版的《Men of Achievenments》(《有成就的人》)第15版及同年出版的《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Biography》(《國際名人傳記詞典》)第22版、《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Intellectuals》(《國際著名知識分子錄》)第10版。為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選為1992—1993年國際名人。赴美國底特律、紐約、堪薩斯三城參加有關中國古書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赴加拿大考查；赴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參加徐展堂館開幕典禮；訪問臺灣講學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