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肖魯 1962年4月出生于杭州，1988年畢業于杭州浙江美術學院油畫系。1989年2月以作品《對話》參加中國現代藝術展時，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藝術展廳內開槍射擊該作品，引起轟動并導致展覽暫停。同年12月赴澳大利亞定居，2003年回國，現為自由藝術家。
很多年以后，肖魯站在自己舉槍的背影前面，準會想起1989年除夕那個遙遠的上午。
那天她很緊張。中國美術館正門西側的走廊上，肖魯和李松松碰面。“槍，帶了嗎？”“帶了。”李松松掏出手槍，拉開槍栓，子彈上膛。“三發。”李松松告訴肖魯，“槍里有三發子彈。”肖魯滿臉通紅地接過槍，感覺手心冒汗。
中國美術館里人頭攢動，“中國現代藝術展”剛剛開幕。
肖魯快步走向第一展廳。眾目睽睽之下，她舉起了槍。
老師 作品太完整，“需要破一破”
1988年，肖魯完成了裝置作品《對話》。當時她是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班的學生，正陷入感情的苦惱中。“‘文革’時期很多人因為男女關系問題，被斗得一塌糊涂。”肖魯說，“所以我的父母，甚至幾乎所有的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招惹這些事情。”25歲的肖魯，覺得很壓抑。
于是她嘗試用藝術的手段來表達內心。《對話》是兩個鋁合金電話亭，一對男女的背影照片貼在里邊，做出正在打電話的樣子。而兩個電話亭中間的臺子上，放著一部紅色的電話機，聽筒懸垂在半空，表示“對話”并不暢通。
一件全新觀念的裝置作品，在油畫系產生，它引起了關注。工藝系的宋建明老師來看這件作品，第一直覺認為作品過于完整，“需要破一破。”用什么來“破”呢？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跡，肖魯和老師談到了“用槍”。
1989年1月，肖魯得知，《對話》入選了即將在北京開幕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在杭州方舟酒吧，肖魯偶遇唐宋。唐宋是肖魯的校友，浙江美院國畫系山水專業學生，他聽肖魯說起打槍的想法，立刻興奮起來：“這個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去打一槍？”
“這有什么不敢的！”肖魯回答。2月，肖魯帶著作品來到北京，去找當年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學時認識的哥們兒李松松。李松松的爺爺和肖魯的外公是抗戰時期的戰友，肖魯知道，李松松有槍。
2月4日晚，肖魯終于下定決心，撥通了李松松家的電話，提出第二天借槍。
肖魯 “一會兒我就要打了”
1989年2月5日，農歷大年三十。上午9點，首屆“中國現代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籌委會負責人高名潞宣布，這是“第一次由中國藝術家自己舉辦的中國現代藝術展”。
這次展覽從1986年就開始籌備，中途幾經周折，最后接下這個活兒的中國美術館曾向高名潞提出，“不許有行為藝術。”但展覽一開始，藝術家們就萬分活躍，觀眾也被眼前的一幕幕奇異景象驚呆了。李山在畫有里根頭像的盆里洗腳；張念坐在二樓展廳的地上，身披白紙，上書“孵蛋期間，拒絕理論，以免影響下一代”，旁邊放著18個雞蛋；吳山專以遠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在叫賣對蝦，他的第一位顧客正是中國美術館館長劉開渠……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從李松松手里拿到槍的肖魯正走向自己的作品———擺放在第一展廳的《對話》。她突然想到，不能就這么打了就算，應該找個人錄像。另外，是不是應該跟展覽籌委會的人打個招呼？
這時，籌委會成員侯翰如恰巧路過。肖魯上前說：“侯翰如，我跟你說一聲，我有一個打槍的想法，一會兒我就要打了。”
侯翰如可能沒聽清這個女青年在說什么，他和高名潞一樣，正被展館里的亂象搞得焦頭爛額。肖魯記得，侯翰如當時說了句“我忙著呢，等會兒再說”，就匆匆走掉了。
11時10分。高名潞正在二樓，他聽說有人在“孵蛋”，就上來看，可是孵蛋的青年已經不見了。他聽見了槍聲。居然是槍聲。
李松松 闖大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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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有男朋友，唐宋也有女朋友，我們沒什么關系。”肖魯說，打槍這件事，對自己只是一種郁悶情緒的發泄。可是槍響之后，一切都改變了。
唐宋打響第二槍后，人們才緩過神來，美術館里炸了窩。警察從四面八方跑來，一個便衣揪住了唐宋，他一聲沒吭就被帶走了。
打槍者肖魯成功甩掉了物證，躲進了展廳里的一個黑盒子作品。過了一會兒，她對路過的幾個陌生人說，你們能不能護送我出去？對方也沒說什么，幾個人就夾帶著肖魯出了美術館。肖魯一頭鉆進馬路對面的百花美術用品商店，接著，透過商店的玻璃窗，她就看到唐宋被押了出來。
另一邊，被趕出美術館的李松松也吃驚地看到，呼嘯而來的警車包圍了美術館，看車牌知道，有公安部的車。李松松這才意識到，闖大禍了。
■ 對話
女人更喜歡關注感情問題
作品：完全是私人化的經歷在起作用
新京報：你說過最初的創作動機是困惑，這種困惑從何而來？
肖魯：我印象中的改革開放初期，整體上還是比較封閉的，經濟貧乏，文化饑渴，只是在小范圍內撕開了口子。我上大學的時候，沒有酒吧，沒有卡拉OK，杭州南山只有一家喝咖啡的地方，那就已經很時髦了。我們能做的事就是整天看書，盡看那些煽情的外國小說，二十多歲的時候，荷爾蒙起作用，比較沖動。我還看一些哲學書、心理學書，知道人越是壓抑，爆發越強。
新京報：創造力也就越強。
肖魯：所以就要想辦法釋放啊，比如打槍。年輕人喜歡找興奮點，現在都說80年代是理想主義，客觀上也是因為沒有別的現實沖擊，做藝術的都不會想到賺錢，有點真空狀態。
新京報：我們回到作品來說，單純是《對話》這個裝置作品，你不覺得已經把你的情緒表達出來了嗎？
肖魯：我這個作品的形成，完全是私人化的經歷在起作用，就男女之間那點亂七八糟的事兒。但是創作的過程中在不斷修正原始動機，你選擇接收的信息肯定是跟你內心有關系的。我老師說，從形式感上講，需要破一破。他說完之后走了，我腦子就一直在轉，就是覺得這個“破”的想法特別符合我當時的心態。但是在杭州沒借到槍，在北京借到了，我是個大大咧咧、隨遇而安的人，如果沒趕上這個機會，也就算過去了。
誤讀：學術界很多人喜歡把作品拔高
新京報：這槍打在中國美術館，是很偶然的。
肖魯：對，能拿到槍就是一個巧合。一件事情要做成，天時地利人和，少一項都不行，也是不可能策劃出來的。但我是這中間最重要的當事人。
新京報：這種激情導致了精彩，也有評論認為，客觀上造成了一個消極后果，就是前衛藝術在很長時間里被拒絕在官方大展之外。
肖魯：因為后來到90年代，大家都開始談錢了，汽車、房子，都是這些，思想界和藝術界就進入低谷。不過現在人們完成了經濟上的原始積累，好像慢慢又開始追求精神層次了，這是個循環的過程。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對槍擊事件的誤讀？
肖魯：其實中國學術界很多人，喜歡把作品拔高，喜歡宏大敘事。我是一個女人，女人可能更喜歡關注情感問題。有很多原因導致了誤讀，我以前不太喜歡被誤讀，這么多年來心里一直不舒服。2003年我給高名潞寫信，我說做《對話》是為了情感，打槍也是為了情感，15年不說為了情感，今天說出來還是為了情感，我就是這么一個人。但是后來我又經歷了很多事情，現在可能另外換了一種看法，我想藝術家創作時原發的東西是各種各樣的，但解讀作品的人，會在作品里找到他們自己熟悉的東西，這也是自由的。
內心：企盼與男人真正的心靈對話
新京報：那你當時為什么不出來解釋？后來十幾年也在沉默？
肖魯：我年輕嘛，26歲，剛剛畢業，參加這么一個大展。而且我是很自閉的人，藝術圈那些策展人我一個都不認識，“85運動”我也沒參加，我特別懼怕跟那些理論家、精英們談論藝術。他們說得特好，能把一件作品說得頭頭是道，我不會說，只會做。
新京報：那你的命運，因為這兩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肖魯：從客觀上講，這一槍使我有了名，從主觀上說，我又無法面對這一槍，這一矛盾，使我的命運不可能順利。我覺得男性藝術家做事情會更多的想到目的，但女人就是她想做了就做了，更多的去體驗她們自己內心的感受，名利欲望會弱點。如果我想要出名，1989年全世界的媒體都對著我，我卻一句話都不說了，我很怕自己感情上那點破事曝光。所以當時我是非常不成熟的，但也是非常真實的，后來的事態發展，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極限。今天我能說這件作品，也是因為我相對成熟了，能面對自己的一些事情。
新京報：那么你女權嗎？
肖魯：沒有啊，我對女權還沒好好地研究過。我這個人其實事業心不強，做事情比較隨性，在男女問題上缺乏安全感，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找個自己愛的人，結婚生孩子，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但現在我有所改變，我覺得女人有著許多先天所特有的才華的能力，但女人自我意識弱。也許我的一些作品所體現的是與男人的對抗，但我真正所企盼的，是與男人真正的心靈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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