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既要“工作”又有“休息”。面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使命，面對偏執(zhí)于“休閑”的藝術價值結構，當代美術家有責任用“工作性質”藝術的宏大敘事和磅礴抒情來凝聚民族力量、振奮民族精神，有義務用明快的筆調和剛健的風骨來表現民族偉績、頌揚民族英雄。

    作為中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整體價值體系的重要構成，美術的核心價值觀反映了我們在對待和把握造型藝術及相關方面所顯示的處于中心地位、起著主導作用的價值取向，它集中體現著我們共同的審美理想，左右著我們對造型藝術及相關方面的基本價值判斷。

    建設核心美術價值觀，需要解決以下方面的問題：

    文化立場問題

    國家文化戰(zhàn)略的旨歸是要維護民族的文化生存，這是任何一個不甘失卻文化身份和文化支撐的民族所必須努力的。今天，我們的美術事業(yè)需要明確自己的文化立場，需要從國家文化戰(zhàn)略需要出發(fā)，把中國美術的發(fā)展與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目標根本地聯系，改變目前文化立場游移不定的狀態(tài)。

    20世紀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現代形態(tài)的中國美術實踐和理論，是中西文化相互激蕩的產物。來自歐美的思想和方法激烈地沖擊了中國美術的民族傳統(tǒng)，也激烈地沖擊了新中國時期所建立的現實主義藝術理論體系。改革開放后，中國美術實踐和理論更大程度地與西方體系接軌，引發(fā)了被國人視為認識論和方法論變革的美術新潮。

    然而，活躍與繁榮的新潮卻無法掩飾中國美術所存在的“西方藝術殖民”問題。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的物質優(yōu)勢和國際霸權，空前地動搖了部分中國人堅持自身文化立場的自信心和現實基礎，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心理畸變演成一種社會心理。

    文化自卑、文化盲從的社會心理已對當代美術以致整個文藝事業(yè)造成不良影響，亟須扭轉。社會主義文化和民族文化，社會主義藝術和民族藝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系？這是涉及文化立場以致需要切實地從思想、學術和方針政策上加以明確的前提性問題。影響未來格局的契機豐富且變化莫測，但能否把握契機、開創(chuàng)屬于中華民族的美術格局，卻取決于我們能否堅持自身的文化立場。

    價值取向問題

    一種發(fā)展策略或一種文化實力，若不能維護一個民族和國家自身的利益，便不成其為好的發(fā)展策略和真正的文化實力。中國美術發(fā)展戰(zhàn)略的價值取向，最終要將美術的價值追求落實到中國人生關懷這一根本上。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中國美術在發(fā)展中需要堅定不移的價值取向，而不應該以迎合所謂的“國際藝術潮流”，取悅于所謂的“國際藝壇”為旨歸。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意識形態(tài)一直把廣大群眾作為整體性的利益主體，要求藝術為人民服務，體現人民的健康審美訴求。今天，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現實情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變化是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不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那么明確了。與市場化接踵而至的“全球化”，使中國當代藝術的社會空間擴大到了全球范圍。藝術與社會的價值關系由而轉入更大的場域，其間的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立場差異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人對體現猥瑣殖民心理的“接軌意識”的反思日漸升溫，“回歸中國”、“以中國解釋中國”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在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重要因素的當代國際環(huán)境中，這種問題意識和價值訴求策應著圖強的中國對于復興中華文化的期待，而不是所謂的“復古主義”思潮。面對日日新的社會生活流變，“回歸”不是“退守”，而是要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蕩中把握與時俱進的自主價值追求，形成與中國文化話語權日益增進之趨勢相適應的狀態(tài)和格局，形成有利于找準中國美術發(fā)展方位的全球眼光，形成有利于創(chuàng)造民族文化新輝煌、增強中國文化國際競爭力的權衡取舍能力和創(chuàng)造力。

    公共價值問題

    公共價值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是高尚藝術、主流藝術的價值核心，也是需要核心美術價值觀加以明確闡釋和把握的藝術蘊涵。

    當前的藝術創(chuàng)作在追求形態(tài)的多樣性和開放性方面頗有成效，但在防范價值規(guī)范多元化或價值闡釋嘈雜化方面卻十分不力，以致藝術在社會整合上所能發(fā)揮的作用遭到極大的削弱。現在的一些“公共藝術”，只把藝術置于公共場合或公共空間的形式或行為，只把是人就可以參與的“泛民主”或“無政府主義”理解為“公共性”；而一些“實驗藝術”，則多把自以為是的所謂“社會關懷”、“人文關懷”作為“公共性”。如此意義的“公共性”，不講社會規(guī)范，不講社會準則，不講社會整合，實在缺乏公共價值。

    在看似多樣化的當代美術格局中，那種凸顯社會意識、揚厲公共價值、激發(fā)奮斗熱情的主題性創(chuàng)作，門庭顯得異常冷落，水平也急劇下滑；而那些表現希望、光明、理想和美好的藝術形象，以及崇高性質的美學因素——最強勁、最具震撼力、也最能振奮我們民族精神的雄渾、剛毅和強健，則普遍淡出當代美術創(chuàng)作。

    社會公共空間的美學塑造，絕不是簡單的美化環(huán)境的市政工程，它應該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文化意識上的自覺并促進這種自覺。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實踐形式，公共藝術不僅需要緊密聯系文化建設，更需要在民族復興的實踐主題下突顯鮮明的文化精神指向和社會公共價值。

    價值結構問題

    美術的價值實現，還涉及宏觀的價值結構。中國古典藝術思想有兩種基本思路：儒家的“比德”和道家的“暢神”。儒家強調社會規(guī)范和責任擔待，藉天地精神表達社會良心，寓道德準則于藝術形質，以“仁智之樂”的“比德”方式塑造入世進取、兼濟天下的社會人格；及于藝術則倡導“文以載道”，注重“成教化，助人倫”的現實功利。道家則有另樣的“藝術精神”。它強調個體解放和虛靜無為，順天道自然而閑居坐忘，緣審美意象而縱情玄遠，以“澄懷味象”的“暢神”方式追求出世退隱、獨善其身的人格自由；及于藝術則崇尚“解衣般礴”，追求“乘云氣、御飛龍”的審美超脫。

    歷史表明，中國傳統(tǒng)美術呈現一種辨證“儒道互補”的價值結構，它一方面注重表現社會主流意識和崇高理想，強調綱紀規(guī)范和責任擔待，具有一定的教化性、約束性和干預性，蘊涵著統(tǒng)一思想、振奮精神、提升人格、激發(fā)熱情的社會功利目的；一方面則又更多地肯定生命個體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趣，追求更加充分的個性發(fā)揮和情懷舒張，努力以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審美方式超越現實。這種既“超越現實”又“貼近現實”，既“休閑”又“工作”的辨證價值結構，以其相對的價值側重互補互動地調節(jié)中國人的社會生活。

    和諧社會既要“工作”又有“休息”。面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使命，面對偏執(zhí)于“休閑”的藝術價值結構，當代美術家有責任用“工作性質”藝術的宏大敘事和磅礴抒情來凝聚民族力量、振奮民族精神，有義務用明快的筆調和剛健的風骨來表現民族偉績、頌揚民族英雄。維護既有“入世”訴求又有“出世”訴求的辨證價值結構，保持“超越現實”和“貼近現實”兩種價值取向的平衡推進，維護“工作—休閑”的辨證價值結構，形成個性張揚和共性感召相得益彰的良性生態(tài)格局，是建設核心美術價值觀所要考慮的重大課題。

    技術規(guī)范問題

    美術不等于技術，卻不能脫離技術。對美術而言，技術涉及思想情感融入物質形式的合理操作；涉及藝術媒介吻合表現要求的手段掌握；涉及審美經驗和認識的社會交流；涉及藝術品評和鑒賞的衡量尺度；涉及藝術作為社會實踐的本體特征和領屬范圍；涉及藝術家享受分工社會專屬權益的責任承擔和資質認定……諸多意義表明，技術是藝術價值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也是藝術活動區(qū)別于非藝術活動，藝術家區(qū)別于非藝術家的必要限制。當然，技術本身并不是僵化的，它會隨社會需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必須認識到：任何突破既有技術傳統(tǒng)的“反技術”，只有當其形成新的規(guī)范并被社會廣泛認同時，它才能真正地進入美學范疇，成為切合藝術規(guī)律、啟發(fā)創(chuàng)作新風的新一代技術傳統(tǒng)。

    “反技術化”是當今畫壇普遍存在的一種創(chuàng)作傾向。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往往通過看似缺乏專業(yè)技術訓練或技術駕馭能力低下的樣子，來顯示一種藐視或否棄既有技術要求或規(guī)范的創(chuàng)作姿度，并以那些實在有失“專業(yè)水準”的花樣文章作為炫耀，奉之為“個性追求”、“先鋒實驗”、“形式獨創(chuàng)”或“風格特色”等等。這種以“低技術含量”甚至“毫無技術含量”為共同表征的創(chuàng)作傾向中不乏真誠的探索和嘗試，但似乎更有故弄玄虛、自詡前衛(wèi)、標榜創(chuàng)新、吸引眼球、制造商標的刻意之心，以及借調侃作秀的“反姿”嘩眾取寵的營銷之圖。與此同時，一些不明就里者以為這就是時代潮流而追隨和模仿，一些缺乏專業(yè)技術訓練者或藝術功底欠佳者則也樂得濫竽充數、混跡藝壇。

    無視美術限制性的“反技術化”，是根本瓦解美術存在理由和社會意義的一種消極傾向。從另一個角度看，它說明核心美術價值觀建設的嚴重滯后，或者說，正是因為對美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規(guī)律性缺乏充分而深入的研究，不能形成關于美術本體的認識，才為怎樣都行、胡作非為的“藝術”開了綠燈。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美術觀察》主編；本文節(jié)選自作者的《中國美術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