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的特點是跟這個時代的互動多，好對時代脈搏、社會環境作出敏感反應，形式和方法都很豐富 

　　本刊記者李宗陶發自北京 

　　老北京的四合院講究“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貓胖丫頭”，蔡國強的院子里種著石榴、丁香、海棠，一輛老舊的木制小推車停在一角，一樽約1米高的青花瓷魚缸坐在院中央。回廊的窗欞上雕著花，每一塊青磚都似洗過，發白。廂房的彩磚是原主人留下的，100多年了。 

　　早鍛煉剛結束的蔡國強出汗了。8個月來，他每天中午出門，進“鳥巢”或奧運開閉幕式運營中心，下半夜回家。其余時間以半小時為單位切割給不同的事務。 

　　兩件大事：一.為第29屆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開閉幕式設計視覺特效，這一次，他又要用上他浸淫了25年的拿手好戲——爆炸繪畫，只不過這一次的畫布是“鳥巢”上方的天空；二.籌備8月20日將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大型個人巡回展“我想要相信”——上一站是今年2月，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展出97天，觀眾幾十萬人次；下一站是2009年春，西班牙比爾堡古根海姆博物館。 

　　蔡國強火藥畫的過程通常是這樣：將特別訂制的日本麻紙鋪在地上(麻紙的纖維結構能保留并吸收爆炸的能量，同時呈現紙面焦化的效果)，撒放不同能量的火藥粉塵，或用紙板在麻紙上布置輪廓造型。有時，他會用鵝卵石加重壓力以強化爆炸效果。然后，他用一支香點燃導火索，火藥按照設計路線奔跑，幾秒后就聞到刺鼻煙味。助手們迅速用布團壓滅余燼，將整幅畫從地上揭起，垂直懸掛起來。 

　　自1995年蔡國強移居紐約起，他對材料的駕馭日趨精進，這種爆炸形成的圖像也越來越復雜、豐富和抽象。評論家們有不少隆重、深刻的閱讀，但他似乎更愛用那個比喻：做愛——要有意外，有喘息，有互動，整個過程是冒險。 

　　當代藝術圈里有個繞口令一樣的段子，列舉了“四長”、“四短”、“四黃”、“四紅”，蔡國強占了兩項，一是“ 簡歷長”(作品多，展覽多，收藏記錄多)，二是“本人紅”。他目前位居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價的第一名(《APEC景觀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圖》)，已在美國舉辦了規模最大的中國藝術家個展，但妻子吳紅紅所說的“東京8年抗戰”，那些“賣出去一張畫交完水電費房租馬上就沒了”的日子，他還記得。 

　　在日本，他好像回到了中國的古代。經歷了“文革”，再感受日本那浸染古風的儒、釋、道的氛圍與神韻，真正久違了。 

　　“年輕時老子的書看得比較多。在日本接觸了西方現代物理學之后，與以前對老子的興趣找到了呼應，便做了很多外星人計劃，與地球大爆炸、黑洞、時空倒流、超光速等等有關。” 

　　“他做的東西看起來很‘雜’，但都根植于東方傳統文化之上。他對事物的感受能力很強，就像一塊干凈的海綿，能夠一下子把周圍環境所賦予的訊息全部吸進去，然后在創作時全部釋放出來，之后他又會成為一塊干凈的海綿，去吸收新的東西。”這是同為畫家的妻子對他的評價。 

　　幾千人在為我們的創意工作 

　　人物周刊：怎么會想到介入奧運開閉幕式這件事？ 

　　蔡國強：大型儀式要變成藝術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在古代，藝術和儀式是一體的，巫師也是當時的藝術家，他的活動里有舞蹈、繪畫等等。但慢慢地，儀式和藝術越來越遠，藝術家不再為儀式創作作品。到現代，帶有慶典性的活動，很少有藝術家能夠創作出讓人感覺非常好的作品。 

　　開閉幕式需要什么樣的作品？要有人文理念，還要有獨創性的表現形式，但在這樣一個全球消費時代，各種藝術在大型活動中很容易被消化掉，再加上政治因素，很不容易做。對于我來說，不容易做的事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之前做上海A PEC慶典，哪怕僅僅是服務一下，藝術家也應該做一點服務嘛。 

　　大家都是自己組隊來報名的。競標總導演的李安、陳凱歌、張藝謀、張繼剛都有自己的團隊，我們是屬于藝術家創意團隊，等于是一群干活的人，幫助總導演把奧運會開閉幕式做得更有藝術性、國際性和現代感。 

　　長年在海外的人，也許比國內的人更加“祖國利益高于一切”，在對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上、在對尊崇中國文化的態度上是沒有搖擺的。 

　　人物周刊：你對APEC那次的效果怎么評價？ 

　　蔡國強：做這樣的大型活動都會經歷一條波動曲線。從朝氣蓬勃、充滿野心和創意到下滑、失望，最后轉到自我安慰、自我適應的狀態。 

　　開閉幕式之類的活動非常大，大到超出你的想象。有些東西，你會感覺它不過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數量，當它們集聚起來，數量發生質變，就不受你控制了，它自己的生命溢出來了。 

　　當時有一個亮點是要做一個梯子到天上去，500多米，比東方明珠還高，用飛艇將梯子從江面上拉起來，從黃浦江兩岸迅跑過來的火聚合成梯子的兩邊，中間是橫木，“特特特特特”上去……當時因為“9·11”事件的影響，會議中心上空禁止出現飛行物，擔心飛艇會被導彈打下來，所以就不可能做了。但最后讀秒“5-4-3-2-1”，滿天是大紅的牡丹花，600個、700個、1000個，滿天的藍色星星，從天空這邊看到那邊足有幾公里；黃浦江上幾十棟大樓都在“爆破 ”(發射煙花)，整個城市像燃燒起來一樣，我有一種“要出事了要出事了”的擔心，其實是在控制內的。我經常會被創意中沒有預料到的一些東西震撼住。 

　　人物周刊：你的爆破作品有點像爵士樂，有一種即興的成分在里面。 

　　蔡國強：對，有點像，所以我喜歡爆炸多過焰火。空氣、風，現場自然條件的不同，決定了每一次都不同。我常用做愛來比喻這個過程，當爆炸的規模是可控的時候，就是自己和對象做愛的過程。而當事情鬧大了以后就很不一樣了，就變成一個事件，像在上海做的APEC，動用了幾千個警察、幾千個消防。 

　　人物周刊：事情鬧大了，對你會不會形成壓力？ 

　　蔡國強：奧運會開閉幕式這么大規模的事件，幾千人在為我們的創意付出，從技術研發，到材料選擇，到產品的生產和質量把關，一關一關都有人在監督在幫忙，大家都沒有休息日，無形中就有了壓力和責任，擔心就大起來了。 
　　針對焰火的生命力，
　　而不是不停地噴花
　　人物周刊：你每天進出這個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紅樓，你是怎樣體會北京的？
　　蔡國強：就是看到真實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歡北京，雖然北京人挺鬧的，但這個城市有一點點沉默，包含在她的歷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臉上，這讓我有一點點感動。
　　這個城市的新建筑，像“鳥巢”、水立方、央視大樓、機場航站樓，體現出某種意義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穩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撲撲亂跳，這感覺很有意思，這東西就有它的魅力。北京本來是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現在一邊冒險一邊學著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來了，就是發生，就是存在，就是歷史，這一點北京比上海更大氣。
　　人物周刊：開閉幕式上有這么多人，使用焰火會不會有危險？
　　蔡國強：所以我們在場地內外都做了很多模擬實驗，包括焰火產生的高溫對“鳥巢”頂部的膜的破壞性實驗。基本上都不錯，相對安心，不過還要看最終效果。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可以做一些比較精細的造型，是指什么？
　　蔡國強：我其實并不是那么喜歡焰火，我更喜歡爆炸，喜歡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設計是針對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樣，不是不停地噴花噴花噴花。上海每年都有煙花節，你再看全世界的煙花，都是一些傳統的花樣，10分鐘之內就無花可放了。
　　焰火比較難出造型，和爆炸點的大小、發射的時間、到達空中的高度、位點以及停留的時間有關。要想讓08奧運的焰火傳達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點要小，爆炸點大的話就不好控制形狀；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點鑲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還有速度，“噠噠噠噠噠”接連地向上噴出，最后同時呈現。要控制好每一個爆炸點的瞬間，不同的爆炸點可能相隔幾秒鐘升空，但它們攜帶的芯片會控制它們在同一時間爆炸，就像在華盛頓看到的那樣，每個爆炸點處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個龍卷風的造型。聽起來簡單，其實很復雜，這次造型會更多。
　　人物周刊：對奧運這樣一個特別的主題，會不會更多地運用你的標簽——中國元素？
　　蔡國強：不一定。其實我的標牌“中國元素”是在中國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沒有。你看在華盛頓的那個爆炸——龍卷風，跟中國沒有多少關系。你非要說我在用中國元素，也不完全是錯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回顧展，汽車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墻……這些都要說成是中國元素嗎？那汽車也是中國元素了。
　　人物周刊：日本留學那段經歷對你產生了哪些影響？
　　蔡國強：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極致。他們對待材料本身特點、價值的態度很特別。他們看花、撫摸花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有人用書法寫“花”這個字，可以寫一輩子，這種態度不僅僅是堅持、精致，還有一定的禪宗精神在里面，可以獲得無限的安慰和支撐。
　　到上海讀書那4年對我影響也很大。上海也比較個人主義，跟國家政治和以改變國家命運為目的的藝術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離，藝術比較多樣化，注重形式，像當年的“海派”藝術。后來從日本到美國，比較一貫性的東西就是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的創作方法和意識形態比較偏離。
　　把火藥變成顏料
　　人物周刊：什么樣的契機讓你選擇了火藥而不是其他？
　　蔡國強：跟家鄉有關，那時候很多鄰居的孩子下課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補貼家用，做鞭炮的火藥隨手可得。火藥之前我用過許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風的力量或鼓風機吹油畫顏料，想讓畫“動”起來，或者把畫布拿到礁石上、榕樹的樹根上去拓片，有一陣子也用火燒一燒，看油畫燒過之后能不能起泡之類，總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筆一筆去畫的，所謂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覺得這樣做還是太小氣，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藥。開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煙花噴些火藥到畫布上，但畫布被打出一個個洞，無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來。后來就在畫布上用鞭炮火藥撒出形狀然后點燃，這樣能出形狀，就像畫畫一樣。這樣，火藥就完全變成顏料了。
　　人物周刊：畫布不再破掉？
　　蔡國強：有時候還是會破掉。火藥的速度，它產生的壓力，兩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當中，規規矩矩的，還是不過癮。要稍微有一點來不及躲開、點燃之后趕快去滅火的感覺。
　　這跟我的天性剛好相反。我一直比較膽小、中規中矩，畫畫人家用筆很大氣，我卻甩不開，身體也比較瘦，做事情放不開，而且特別地懷舊、喜歡寂寞。我常跟國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術館館長和策展人說，以后年紀大了我要回故鄉畫風景畫，畫春夏秋冬，那些仍然會讓我感動。
　　所以火藥爆炸的那種破壞性實際上是沖著我自己來的，用這種不大好控制的、極具偶然性的方式來改變自己過于理性的創作和想法。我對火藥這種材料一直懷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對我一直是一種極具魅力的怨艾。
　　人物周刊：借助外力把自己打開。
　　蔡國強：還有對材料本身的自然屬性，對其中蘊藏的神秘感的迷戀。火藥這東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塵土，爆炸之后就變成煙痕、殘灰，很安靜很安靜。我從火藥里體會到了哲學。
　　我喜歡稍微有一點點搗蛋
　　人物周刊：在你被收藏的作品當中，有沒有自己特別偏愛的？
　　蔡國強：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別記得住的只有一兩件，偏愛哪些，很難說。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從運河開進威尼斯，帶去100公斤人參，給雙年展“補一補”，給威尼斯帶去“被馬可·波羅遺忘的東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緬懷一下消失的烏托邦… …我喜歡稍微有一點點搗蛋。
　　人物周刊：你說過“我不是趙無極，也不是貝聿銘，我就是當代好玩的人當中的一個搗蛋者”。
　　蔡國強：是當代藝術家中的一個。當代藝術的特點是跟這個時代的互動多，好對時代脈搏、社會環境作出敏感反應，形式和方法都很豐富，在媒體上也很受歡迎，因為有話題性。貝聿銘和趙無極做的東西沒有人批評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評說“ 打中國牌”、“討好西方”，這說明他們完全把我當自家人。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一種態度：輕松，不一本正經，這是怎么來的？
　　蔡國強：我的個性比較叛逆，不愿意把東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歡自由自在的狀態。當然也可以從哲學上說，不一定以不變應萬變，也可從萬變中尋求不變。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將會做出什么來，一會兒來個船，一會兒來個飛機… …現在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個飛機，曾在圣保羅雙年展展出過的，他們買下來(收藏)，展覽一年半。現在進機場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沒收么？我就把圣保羅機場沒收的兩萬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個飛機上，叫做“一路平安”，那個飛機全身像刺猬一樣，光芒萬丈。
　　這次在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的回顧展，人山人海，每天隊排得很長，陳丹青說他是排了一個多小時才進去的，這說明我的東西至少是雅俗共賞。這也是出國以后的改變，如果我一直在國內，也許會追求一種更“高深”一點的風格，顯得更像一個有學問的當代藝術家。但在國外，發現西方當代藝術走到今天其實遇到一個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個小圈子里游戲，他們的藝術是偏食的，大量的傳統藝術形式都成了博物館的藏品，你會覺得現在再做那些已經沒有多少價值了。
　　人物周刊：批評家尹吉南把黃永砯的“紙漿藝術”、谷文達的“中國簡詞”、徐冰“鬼打墻”的拓印和你的火藥稱作海外“四大金剛”，針對中國四大發明來的。
　　蔡國強：可以這樣說，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外國人也在用他們的文化，關鍵是為什么用，用得怎么樣。
　　我從來都認為，沒有祖先對不起我們的事。假如我們認為過去的文化現在沒辦法用了，是我們對不起他們。不要搞錯了，他們在他們的時代做得很好，我們現在做得不如他們好，不要認為傳統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樣？它曾經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發展；我們的文化一路走來，相對是豐富多彩、充滿激情和開放的。只是近代以來，國家要救亡，民眾生活艱難，我們的文化才慢慢走進了一個怪圈。
　　人物周刊：如果有什么會限制你的創造力的話，你覺得可能是什么？
　　蔡國強：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樣心跳和激動，這是最大的打擊。如果別人看我的回顧展覺得，這個人還挺能做的，到現在沒有顯出疲態，這樣就挺好。
　　　蔡國強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讀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1986年赴日本留學，199 5年移居美國紐約。曾獲1995年日本文化設計獎、1995年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超國度文化展本尼斯獎”、199 9年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獎、2001年美國歐柏特藝術獎。2001年，負責APEC大型景觀焰火設計。2008年，擔任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