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著名的大都會博物館自1987年開放屋頂花園以來，每年都會在這個眺望紐約市景的絕佳之地舉辦藝術展覽，今年被邀請的主角是蔡國強，他也是首位站在這個屋頂的華人藝術家。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蔡國強一路從福建泉州到上海、到日本東京，再到美國紐約，從群展到大型展覽、個人展覽，從畫廊到著名博物館、公共機構，20年來他已經成為當代藝術這個國際圈子中最耀眼的“中國明星”。

　　不久前，他出現在延安的“長征計劃——延安藝術教育座談會”上，和眾多當代藝術家、批評家和學院教授一起研討中國當代藝術教育問題。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講述了自己不為人知的上世紀80年代藝術歷程，并重申了自己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看法。

　　「大學時代」讀戲劇學院能拿工資

　　新京報：1981年為什么選擇上上海戲劇學院？是因為單位限制嗎？

　　蔡國強：我只能上戲劇學院，因為我原來是在泉州高甲戲劇團工作，上戲劇學院還是拿工資的。雖然當時心里也有矛盾，覺得上美院可以搞藝術創作，做舞美是實用性的，但是現在回頭看，我上戲劇學院是上對了。因為在舞臺美術系，我嘗試進行材料的研究、空間的研究，同時戲劇也是集體創作，尤其鍛煉了在時間性的表現力和合作能力，所以我后來經常說自己的作品是“流動裝置”、“時間裝置”，這都是和那時候的實踐有關。

　　新京報：還記得你的畢業創作嗎？

　　蔡國強：我的畢業創作自己選的是把《西廂記》中離別的那段創作成一個舞臺空間。

　　我就在舞臺上面掛了許多金屬片，都是橘色的亮光，有電風扇吹著，鐵片就不停搖動，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表達惜別、心碎的感情。我們經常從音樂、詩作為動機進行訓練，比如聽一曲音樂、一首詩，然后讓你轉化成一個實體空間，這都對我以后的創作受益匪淺。多數當代藝術家都重視空間的處理，但是對于時間流動的表現力很弱，其實可以從戲劇中學到這種表現方式。

　　新京報：那時在藝術方面接受的信息主要是哪些，是不是也狂看外國藝術書？

　　蔡國強：我父親也畫畫兒，也有很多藝術方面的朋友，所以我開始畫油畫兒是跟父親的朋友學習。當時看到的書總體上還是保守的，不過因為泉州沿海，華僑能帶來一點港臺的書刊，記得有從香港帶過來的《美術家》雜志，從那里我了解到野獸派、未來主義、波普藝術等等。

　　新京報：就你那一代的教育背景來說，革命理論的教育應該是另一個理論來源。

　　蔡國強：后來到西方世界，西方人感覺我的作品不是很難理解，這與我的教育背景分不開。我的思想確實有兩個源頭，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美學，其次就是改革開放以后，傳進來的西方文化藝術思想。

　　因為以前是封閉的，突然西方的現代主義各種思想來了，讓我們發現還有那么多新空間。

　　因此，西方現代藝術首先不是在視覺上影響我們，而是從思想上開始的。

　　新京報：除了書刊、展覽帶來的影響，你感覺自己在大學期間還接受到什么新的信息？

　　蔡國強：上世紀80年代很重要的是1982年到1984年的暑假帶女友到青藏高原、絲綢之路沿線采風。后來我去西方，發現不管一個藝術家多么前衛，他的基礎還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上的，他們的文化從古希臘到古典主義一直到當代，都在一條線上，當時我就認為，一個年輕藝術家要有文化的養分，就要對中國文化傳統和現實有認識。

　　「85新潮」獨處邊緣，一味探索

　　新京報：在85新潮時期，有對你影響特別大的藝術家嗎？不論國外的還是國內的？

　　比如畫抽象油畫，有受趙無極、朱德群的影響嗎？

　　蔡國強：沒有單個對我影響巨大的藝術家，而是所有的藝術幾乎同時進入的，一下就發現了那么大的空間，于是就覺得原來藝術可以亂搞——這是我后來的說法，當時還沒有講到這么簡單。就好像禪宗式的頓悟，“他媽的，原來可以亂搞”。

　　趙無極對我有一些影響，他當時回國辦展覽，其他人沒多少影響。當時我們已經看到西方的很多流派作品，有一點點狂，覺得大師們沒多了不起，但是現在想，作為華人藝術家在那個時代能走到他們那個地步，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京報：你在1985年前后創作的那批太空意象的油畫作品，似乎還可以在你最近于大都會博物館屋頂安置的浮雕墻上看到部分影子。

　　蔡國強：我當時畫一些太空意象，是因為80年代的時候我就對外星人、飛碟、宇宙這樣不可知的力量感興趣，我畫太空意象實際上是希望在壓抑的社會中找到通道把自己送出去，把壓抑下的情緒排解出去。

　　新京報：既然沒參加什么藝術群體和運動，那當時你在做什么？

　　蔡國強：我當時做的既不是主流、體制內的學院美術，也不是剛起來的新潮美術。我搞的是形式主義材料、空間研究，并不討好。1984年開始一直就秘密做火藥藝術實驗，我膽子比較小，更多的是個人的探索，既不愿意成為主流的、受關注的英雄，也無興趣用藝術向社會體制發起批判，完全是個人的探索。當時不是不想做展覽，而是不敢，因為當時只有美術家協會、美術館能做展覽，其他單位不許辦展覽。

　　后來到日本，他們比較理解我的作品，因為在日本、歐美成熟的體制中，藝術家都是個體存在，各自在做探索，社會也注重藝術家個人的探索。

　　「從日本到美國」“外人”變成“自己人”。

　　新京報：你1986年底出國去日本，當時好像很多藝術家都想出國，尤其在上海。

　　蔡國強：當時的社會氣氛就是這樣，幾乎所有人都想出國，因為當時都認為在外國藝術更為自由。我是1986年底通過紫禁城出版社社長李毅華的介紹，自己一個人到日本筑波大學上了現代藝術研究生，我去的時候自己帶100多張火藥繪畫作品去，當時的創作分為兩類，一類是純抽象風格，比如大氣、宇宙圖像等，還有一類是以中國古代文化為背景。

　　新京報：剛開始也是打工嗎？是否已經下決心做職業藝術家？

　　蔡國強：我先自己到日本，半年以后把太太接去。剛到日本的時候很艱苦，但是我沒有去打零工，因為我認為，若依靠打工維持生計很難專心創作。我記得第一張畫是賣給同一個宿舍的澳大利亞學生，賣了80美元，我把40美元用來生活，另外40美元買了鏡框，這樣維持下來，慢慢展覽也多起來。我在日本找到自己基本的藝術表現手法，確立了美學理念，在材料和形式的純粹體現上進步較大。

　　新京報：1995年移居紐約，是不是覺得美國的藝術生態系統比日本要更有容納力？

　　蔡國強：是這樣的，在日本、歐洲做得一般都是一片叫好聲，因為你被看作“外人”。

　　但是在美國，觀眾不會都重復那些空話，常常有一半人說你好，還有一半在批判你。比如我做《草船借箭》那個作品，權威媒體有評論說是典型的反西方民族主義作品，但是后來紐約的現代美術館要收藏的時候，又評論說這是個重要的作品，值得收藏。他們把你當自己人，有贊揚有批評，這也是藝術家愿意得到的，說明他們真正看過作品、在乎藝術家的創作。

　　其實中國國內雖然對我作品中的中國符號、身份等有很多爭論和批判，但還把我當一個國內圈子里的人，不是外人，還老怕我用中國符號把西方人騙了。我現在還是中國國籍。

　　「創作和市場」我挑買家，不是買家挑我

　　新京報：你現在經常和博物館、藝術機構合作大型計劃，而不是畫廊，這對你的創作有什么影響？

　　蔡國強：區別在我可以挑收藏家而不是收藏家挑我。因為畫廊的商業屬性很難決定藝術品的去向，有人掏錢就可以買。而我不希望這樣，我覺得某個博物館、收藏家好，我可以直接很便宜地賣給他。但這也有弱點，因為一個藝術家要在市場上發展，要有一大批的作品在畫廊里買來買去，很多人買你的作品，了解你，這也是有好處的?，F在我做展覽，贊助商是德國銀行這樣的大公司，因為他們了解我的創作，才會提供支持?？墒侨绻业淖髌吩谑忻嫔虾苌?，很多藏家不知道你，贊助方面就會有局限。

　　新京報：那你會在博物館和私人藏家兩方面做一個平衡嗎？

　　蔡國強：我想還是順其自然。我的創作有三類，一是火藥繪畫，一是裝置，還有一些大型室外爆破計劃。就博物館來說，開始它有我的一兩張火藥繪畫，慢慢地也有了裝置作品，或者還主辦過爆破計劃，各種類型的作品都有了，在場地資金限制下，它的收藏需要就會慢慢下降。我并不排斥私人收藏家，很多收藏家很認真對待藝術家的作品，有的甚至擁有個人美術館，也收藏有我的作品。

　　新京報：你怎么看中國當代藝術市場？

　　蔡國強：現在藝術界太虛，太浮，市場很熱，都在談論拍賣、買賣，這當然有好的一面，錢讓大家有更好的生活，我也是其中一個。但是經過了這些年的熱鬧，相對來說創造力提高不大。國內處處都在蓋美術館、做畫廊，有很多雙年展、三年展，這些熱鬧的外表下，缺乏長遠的思想建設和方法訓練，尤其是全面的藝術教育問題，這也是我發起“延安藝術教育座談會”的初衷。讓大家不要光追求表面上的展覽數量，可以回頭看看創造力能走多遠，能持續多久。

　　新京報：2008年紐約古根海姆要舉辦你的大型回顧展，據說還要到北京來展出？

　　蔡國強：現在正在進行中，古根海姆的總裁湯瑪斯·克倫士是主要策展人。該展覽是我最全面的一次回顧展覽，從上世紀80年代創作的油畫一直到目前最新的作品，涵蓋我個人25年的主要作品。計劃是2008年2月至5月在紐約古根海姆本館舉行，然后七八月到北京來，之后還要去西班牙畢爾堡古根海姆舉行。


　　「如何“以中打西”」挑逗他們的接受能力

　　新京報：這是一個老問題，就是你作為一個華人藝術家進入西方當代藝術系統中，你的沖擊力和對方的接受力哪個因素更重要？

　　蔡國強：我覺得這兩方面都在變化中，比如以前西方的藝術系統是比較排外的，但是最近這些年也在變化，也需要新的東西進來；而藝術家自己的沖擊力是另一方面，就是你要有能力做出好的作品，好像在挑逗他們的接受能力一樣，你跟這個系統玩，一定不能完全服從它，要給它刺激，幫助它“與時俱進”。比如大都會博物館和我合作，他們覺得我有挑戰性。

　　新京報：你也“跨界”做了很多策展工作，如何處理藝術家和策展人兩種身份的轉換？

　　蔡國強：作為策劃人，比如碉堡展，我想要策劃展覽，開始大家曾要我自己也在其中做作品，但是我需要獨立和公正，所以我沒有做，還是把資源讓給請來的藝術家們。至于作為藝術家，我會讓策展人先做決定，然后再和他溝通，這有各自的職業和位置。

　　■人物：蔡國強

　　1957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81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在校期間，嘗試后來賴以成名的“火藥”畫。在85新潮美術運動中，他并不活躍。1986年底，他到日本留學，開始職業藝術家生涯。1989年后開始在室外創作一系列大型火藥爆炸作品，在國際當代藝術界嶄露頭角。1995年，蔡國強移居紐約，連續三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1999年，在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上，蔡國強以作品《威尼斯的收租院》獲得最高獎項國際金獅獎。此后他最出名的作品有2001年上海APEC會議大型景觀焰火表演等。

　　在創作以外，他還跨界策劃一系列展覽，如2006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等。

　　■作品解析

　　目前正在舉行的“樓頂的蔡國強：透明紀念碑”由4件作品組成：

　　第一件“透明紀念碑”是一塊5米高、3.5米寬的玻璃，底部擺了假的鳥尸。

　　第二個部分“不透明紀念碑”是長9米的石浮雕。

　　第三部分叫“走開，這里沒什么好看的”，是身上插滿小刀的兩只仿真樹脂鱷魚。

　　第四部分“晴天黑云”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爆破殘留物“烏云”。(圖2)

　　蔡國強解釋，這個有點殘酷的作品在提示人們回想“9·11”。每個展覽日中午，博物館會向空中發射一顆“煙火彈”，它所形成的黑色煙火“對紐約人來說這讓他們想起‘9·11’飛機撞大樓的事，那是他們無法回避的心理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