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藝術家王度自出國至今的18年里，已經在海外知名畫廊、藝術機構舉辦了大大小小的30個個展；同時，他竟然沒有在國內舉辦過一個個展。作為“85”老將，像他這樣和中國藝術界“隔離”的如此絕的藝術家，真是少之又少。但是最近他終于回國辦了“2008/8002夢游現實主義”的個展。

　　每次個展面目各異

　　王度是位“與時俱進”的藝術家。縱覽王度十幾年的作品，稍微有點政治社會常識的人就會發現，看他的作品相當于在讀一本社會、政治史。從描述阿拉法特在聯合國昏昏欲睡的《跳蚤市場——販賣新聞》（1998），到反映科索沃戰爭的《紙上談兵》（1999），展現中國50周年慶的《閱兵式》（2000），暗喻

　　“9·11”的《人行道上的飛毯》（2004），最新的意指“建筑工地”北京的《2008/8002夢游現實主義》（2008），每個個展王度都會以新面貌示人。這或許與他所言的藝術家應該扮演的角色有關。“藝術不是一個職業，它并不能去生產所謂的像工業產品這樣的一種價值。它的價值在哪里？如果說文化是社會的良知，那么藝術就是文化的偵查員和前哨。所以，作為藝術家應該站在思想的第一線，而不是去墮落成為一種生產方式。”

　　遠走他鄉成就另類王度

　　移居巴黎應該是其人生最重要的拐點。想當年，廣州美院雕塑系出身的王度在廣州召集了“南方藝術家沙龍”，并且還成功策劃了“南方藝術家沙龍第一回展”，這在人才積聚的“85新潮”時期，也是不小的事件。當時的王度與其他熱血青年無異，滿腔熱血、熱愛藝術、渴望新知。如果順其自然發展下去，王度或許也如其他“85”時期的活躍分子一樣，成為現在的“江湖大佬”。而在1990年，他的人生軌跡出現了拐點，他移居到巴黎，并且在巴黎一待就是18年，直到近來在國內做個展，才頻頻在國內亮相。談及這段歷史，王度有些慶幸。“改革開放，鄧小平南巡講話，重新打開經濟大門。藝術家開始做點藝術，然后外國人開始買中國人的藝術，買著買著，中國藝術市場就由原來的小打小鬧變成現在，整個當代藝術成為拍賣市場化的一種藝術。我在1990年出國，恰恰缺席了這段歷史，所以我沒有受到這個惡劣的影響。如果我一直留在國內，沒準一不留神我也會成個符號畫家。”如果真如王度所言，一直呆在國內而沒有出走海外。或許，當今中國藝術界又會多一個重要或者不重要的符號，而會少一個另類的“王度”。

　　做一個記者中的“記者”

　　王度自稱“我就是媒體”，我認為他更像總編輯，或者是“記者中的記者”。因為他本人一般不直接去搜尋一手信息，而是主動地去尋找記者的報道，接受二手信息，并且對二手信息進行整合處理。“去追求媒體的最高道德觀念：中立。盡管，這種現實中從來就沒有實現過。這只是一個理想，只能停留在觀念上。”比如，在以科索沃戰爭的媒體報道為題材的作品《紙上談兵》中，王度就充分的實施了一名“記者的記者”的方案。戰爭爆發的第一天，他就開始實施他的方案，閱讀每天所有的報紙，盡管那時誰也不知道戰爭會何時結束。在外界的幫助下，法國、瑞士、德國幾大報社都給他提供了大量的報紙和雜志，以完成他的方案。同時，他還利用各方面資源，從貝爾格萊德偷運出來大量日報。巧合的是，戰爭結束之時，正是巴塞爾藝博會即將開幕之日。所以，當我們在巴塞爾看到他的作品時，我們看到了從戰爭開始到戰爭結束這個期間媒體釋放出來的戰爭進展的消息，并且還都是相互矛盾的消息。比如南斯拉夫的報紙只報道外界從未目睹過的殘忍的轟炸場景，而西方的報紙卻只報道科索沃難民。“因為生活中的媒體，它都跟利益發生關系，有的是政治利益，有的是經濟利益，這比奢談中立更現實。”

　　而“媒體”與王度的創作的關系又不止這么簡單。王度有時從媒體報道上直接截獲信息、根據信息進行創作；有時直接就截取媒體報道的畫面形象進行創作；有時甚至會直接搜集報刊、書籍，配以電視、電腦等現成品，加以“亂擺”進行創作，如《第三現實》、《無可奉告》等等作品；而有時他又會借助媒體，把現實與幻覺進行切換。如在阿拉里奧的個展，第一展廳的施工現場會在第三展廳的熒屏上即時播出，真實與虛構在媒體作用下，轉換得如此愜意。可以說媒體在王度的藝術創作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對于王度而言，他為什么如此看重媒體？在他眼中，“當現實變成媒體圖像時，它才是真正的現實。媒體上出現的新聞報道的圖像要比正在發生的現場更為真實。媒體中的圖像，代替了真實，它就是真實的。因為在媒體泛濫的時代，我們已經完全習慣了媒體圖像，習慣了媒體給我們什么，我們就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