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把上海作蘇州”

　　《藝術世界》的編輯從上海打電話向我約稿的前一天，我參加了巴黎的杜伊勒里公園舉辦的一個“上海周”的文化活動。那是在盧浮宮、協和廣場和塞納河之間，在以沉著的灰色調為主的巨大空間里，上演的一出色彩斑斕的中國戲。精明的上海人搬來了豫園的翹角飛檐和石庫門的民居作為道具;請來了陳燮陽執棒的上海交響樂團助興，清一色的西洋樂器，演奏著民樂鏗鏘;青瓦白墻下，有老人捻須，美人舞劍;空中漂浮著碩大的紅燈籠氣球，觸目皆是鮮艷的旗袍唐裝，盈耳流動著吳儂軟語。雖然，十二個月的中法文化年下來，月月都有類似的國劇鳴鑼登場，巴黎成了中國文化土特產跑龍套的首善之地，巴黎人早已見怪不怪;醉人的暖風，除了經常令數萬里外的國人飄飄欲仙，在想象中真的以為自己多少回征服了全世界之外，遠不足以把這個西方首府熏成東土勝地。但這一次，耐人尋味的是，當歷史上這個素以“東方的巴黎”自居，中國最國際化的大都會，居然也玩起了這套把戲，而且顯然玩得不那么地道時，我還是覺得有點兒詫異。畢竟，打小在杭州生長的我最清楚，驕傲的上海人何曾真的把土氣的蘇杭放在眼里，不過是偶爾當成郊游的后花園罷了。尤其是，當全中國人民都恨不得以上海為榜樣，爭著與國際接軌，建“國際化大都市”時，為什么輪到它自我定位時，卻放著摩天大樓十里洋場不去張揚，非要扭扭捏捏地套上園林、民樂加唐裝的行頭，讓人“直把上海作蘇州”看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此時，蘇州也正吸引著國人的目光——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年會，正在這個人間“天堂”舉行。據說，它也是世界注目的中心。

　　“蘇州現象”

　　因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所屬的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就設在巴黎，而我恰好又在巴黎從事文化遺產的研究，藝術世界的編輯希望我能就“遺產熱”和中國文化的身份寫點什么，他們還給我出了一個難題：為什么巴黎最重要的名勝古跡，如圣母院、盧浮宮和艾菲爾鐵塔，都不是世界遺產?

　　說來慚愧，在接電話之前，我對于這次蘇州大會的所知甚少。雖然中國報章把蘇州說成是“世人矚目的地方”，但在巴黎，似乎人言微微。法國人一如既往關注的，仍然首推法國的遺產(大到塞納河水位的上漲對盧浮宮的潛在影響，小到一個城堡的火災，都是媒體長期報道的焦點);其次，這些年蔚成主流的，是談論歐洲文化遺產。其后的現實背景，無疑是歐洲的一體化和歐盟的擴大(從今年五月開始，歐盟增加了10個國家達到25國)，而統一歐洲的共同基礎，正是文化遺產——如歐洲政治家常說的，是希臘-羅馬和猶太-基督教文化遺產和民主制度(這才是土耳其難于進入歐盟的真正原因)。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的官方網站上，除了對具體決議的報道，對大會本身不置一詞。其實也不必大驚小怪：不就是一個常設的國際機構一年一次的年會嗎!似乎也不存在對中國的有意歧視：去年的巴黎會議與今年的一樣平淡如水。

　　相反，國人現今對世界遺產的關注，只有“狂熱”一詞可以形容!

　　讓我尤感興趣的，也是尤其刺激讀者眼球的，是蘇州市從2002年開始，為這次大會投入的100億元人民幣，“力圖使蘇州恢復到明清時的盛況”。

　　本來，這些投資所涉及的多項工程，是屬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份內事，乃至日常的市政工作范疇，與大會本質上無關，如非要扯在一起，只能證明市府日常工作的失職。只有其城區老區的保護性修復工程，和大會會址的整修及市容市貌的美化，由于涉及到蘇州市政府試圖以蘇州古城整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才嚴格屬于這次大會的范疇。

　　那么，這次蘇州會議“恢復”了些什么?

　　“路旁電話亭和候車亭全部被更新完畢，有莊嚴的牌樓式，有簡約的長廊式，也有涼亭依傍著長廊的造型。屋頂是靈動的飛檐翹角或者穩重的坡頂式……即使是站名牌，也使用了中國傳統的匾額，用不同的書法字體書寫。看上去，這確實是一個全新的、古色古香的蘇州”。

　　一切都是全新的。站在蘇州古城墻胥門，河對岸處坐落著一排粉墻黛瓦的仿古建筑，……它們中間包圍著的，是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的主會場蘇州規劃展示館”。(摘自《南方周末》2004年7月1日的現場報道)

　　上述文字以不露聲色的冷靜，出色地表達了強烈的、甚至連作者自己也未必意識到的反諷。這哪里是古城，這明明是電影廠的攝影棚!在細節上，一個“電話亭”或“候車亭”使用了傳統禮制建筑的“莊嚴的牌樓式”或“穩重的坡頂式”，往淺里說，則猶如在國人中常見的那種西裝、領帶加旅游鞋的搭配，體現了功能的混淆，了不得就算是缺乏品味罷了;往深里說，則根本上就是價值體系的錯亂!在西方，倘若你穿著T-恤去聽歌劇，對不起，你一定會被拒之門外，這不是人權的問題;同理，我們完全無法想象，一個羅馬神廟的圓拱會架在一個公共廁所上面，那不是后現代，那是禮壞樂崩。這樣的一個社會，即使它的“站名牌”都使用了“傳統的匾額”，都用“不同的書法字體書寫”，并不能證明它對于傳統的了解擺脫了蒙昧狀態。

　　而一個外國人的證詞把把我們的觀察引向深處：

　　“在蘇州古城區，我驚奇地發現，我們去參觀的一個塔，它的外觀和周圍環境保護得十分完好，非常有韻味，可是走進去后發現塔的內部是用鋼筋水泥來加固保護的，而且非常臟亂，和它的外表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覺，這個問題很嚴重。”。”(摘自《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赫布·斯托弗爾的采訪)

　　這個問題甚至比想象的還要嚴重，因為在這里，外表與內里的差異并不是靠修整內部可以做到的，它毋寧反映了塔作為傳統的、神圣的、宗教的空間功能的死亡和喪失;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對內部的忽視——正如電影的布景那樣，外觀就是一切，而內部是不必要的。同樣的原因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些天天發生在中國大部分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上面的富有中國特色的破壞。如“水洗三孔”事件。假設沒有儒家文化的死亡，怎么可能想象這個文化圣地(孔府、孔廟、孔林)會由一個“孔子國際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怎么可能發生該公司出于“衛生”的原因，像沖洗廁所般對“三孔”進行肆無忌憚的“清洗”，導致無可挽回的損失?道家圣地武當山遇真宮的不測火災，五岳之首泰山的野蠻破顏，都出自同樣的原因。而最近發生的張健欲橫渡西藏圣湖那木措，歌手韓紅計劃空降布達拉宮遇到的輿論阻抗，則正好從相反的一方面，從一個尚保留著信仰的少數民族的角度，把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神圣性和人的倫理的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向我們揭示，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是精神的危機。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我們從同一位外國人那里再次讀到下面的話，就不會那么驚奇了：

 

　　“我們在參觀古城區一個改造過的街坊時發現，那里的原住民已經全部遷走了，原來的居民住宅被用來建設旅游設施和搞商業開發，徹底失去了原來的風貌和生活氛圍，……”

 

　　原來上海在巴黎想刻意模仿的蘇州，即使在真正的蘇州也并不是現實。縱然蘇州有朝一日如愿以償，躋身于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也不足以改變下列事實：這是一個根據申遺需要、被抽空了實質而創造出來的“古城”，它的真實歷史還不到兩年。它只是一道美麗動人的布景,為了遮住時代精神的空虛。

 

　　孤島對群山

 

　　中國真的是世界遺產大國嗎?

 

　　在全國上下的一片狂熱中，這顯然是個不合時宜的話題，尤其是在最近的世遺大會上，中國股持續看好，漲幅頻頻：中國已成為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世界第三遺產大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甚至預言，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有望冠絕群雄，升為第一大國;而中國各地的申遺隊伍如過江之鯽仍絡繹不絕，申報名單已排至下一世紀。但沒有比一個簡單的提問更能切中中國——這個有著強大的浮夸和自欺傳統的國家——的本質了。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要簡單的算術和基本的常識。

 

　　不錯，在177個成員國的788項世界遺產中，中國以30項的記錄位居季軍;單獨來看，考慮到很多成員國從未得到任何一項世界遺產的登錄，這已經很不壞了。應該補充的是，中國不是獨得，而是與德國并列第三。它與冠軍意大利(40項)和亞軍西班牙(38項)還有相當的距離，而與第四名法國(28項)和并列第五名印度、英國(各26項)，則相差甚微。換句話說，中國的季軍位置是非常不穩固的。若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因素，那么，上述比例就很不令人樂觀了(以世界25% 的人口占有3.8% 的世界遺產)。相反，冠軍意大利和第四名法國，則以世界1% 的人口，占據著世界遺產總量的5.1% 和3.6%。若按后者的標準，那么，只有當中國的世界遺產總數分別達到4800個和3360個的時候，才有資格以遺產大國自居!換句話說，我們與這兩個國家的差距，在百倍以上。

 

　　有人會說，上述數字不足以說明問題，世界遺產委員會具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傾向——已經登錄的世界遺產中，40%以上在歐洲，而文明古國眾多的亞洲，卻只占20%，因而是不公平的。此話似是而非。事實上，稍微了解一下這個國際機構的歷史就會知道，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于1972年)產生的動機，是由國際援助埃及遷徙阿布·西貝爾神廟這一事件生發的。成立伊始，其宗旨除了“鼓勵各國簽署1972年憲章并保證對其擁有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保護”外，就在于“在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管范圍內鼓勵國際合作”。今天，這個組織更傾向于在世界范圍內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出于同樣的精神，《凱恩斯決議》才得以出臺(2000年，澳大利亞凱恩斯)。該決議規定已有遺產地的國家一年只能申報一項世界遺產，而沒有入選的國家一年可申報三項。其用意明顯在于限制世界遺產的“富國”，和對“窮國”予以特別支持。

　　應該說，現有的世界遺產的排名，基本上正確反映了所在國的世界性文化遺產的實際情況。雖然這張圖還在編織過程中，但并不改變它具有的典范意義，通過它可以標出世界遺產分布的基本地形。

 

　　而在這張相同比例的世界地圖中，原來顯得并不稀疏的中國的世界遺產分布，一下子被放大成一個個相隔遙遠的孤島，而在歐洲，原先就已很密集的遺產分布，則濃縮乃至相互重疊起來，形成一片一片的群山。

 

　　除了這種在地圖上看得見的“群山”，更重要的是，歐洲世界遺產還存在著種種看不見的“群山”;也就是說，當我們穿透地圖上一個歐洲世界遺產的表象，進入到它的內部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它們都不是一個單獨的點，而是“群山”懷抱的中心。

 

　　例如，中國首都北京的世界文化遺產包括故宮(1987)、天壇(1998)和頤和園(1998)，它們是中國明清王朝的建筑遺存，但被分別列為三處孤立的世界文化遺產。意大利首都羅馬的世界文化遺產是“羅馬歷史中心和教皇財產”(1980，1990)，這一世界文化遺產由位于羅馬市中心的古羅馬時期(公元前753-公元476)的建筑遺存和產權屬于羅馬教皇的建筑遺存(始于公元4世紀)這兩部分組成，總共有幾十個項目，其中，像古羅馬斗獸場、古羅馬市場、萬神廟、圖拉真記功碑、奧古斯都陵和哈德良陵，以及像建于4-5世紀的大圣母堂、城墻外的圣保羅堂等早期巴雪利卡教堂，無疑每一處都有資格被單獨列為世界遺產——盡管如此，它們只能算一項。同樣的現象普遍存在在意大利的古城，如佛羅倫薩(1982)、威尼斯(1987)、比薩(1987)、錫耶那(1995)和維羅那(2000)中。正如意大利的足球那樣，它作為世界遺產冠軍的光榮，是以它國內星羅棋布的高水平“俱樂部”為前提的。

 

　　最有意思的“群山”現象當屬巴黎。表面看，巴黎只有一處世界遺產，它既不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也不是盧浮宮和艾菲爾鐵塔，而僅僅是塞納河的一小段河岸(從圣路易島到艾菲爾鐵塔，1991)。但凡熟悉巴黎者都知道，這一小段塞納河正好是巴黎游船環行的路線，集中了巴黎最激動人心的視覺體驗。如果你攤開法國地圖，你會發現，法國六邊形的國土是向著一個叫“法蘭西島”的環形地區(巴黎地區)匯聚收攏的，而“法蘭西島”則又內縮為一個叫做“西岱”的小島——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這個地方是法蘭西文明的真正發源地，從中世紀開始成為歐洲的中心。它的形狀像一艘破浪前行的航船。我們可以想象，哥特式建筑、經院哲學、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法蘭西的時裝和美食，正是從這里揚帆傳播到全世界的。以河岸作為世界遺產的思維順應了這艘船的視角，它不是把圣母院當作聚焦中心，而是以它為依托，把沿途依次映入眼簾的一切——不僅僅是盧浮宮、榮軍院、蓬皮杜中心和艾菲爾鐵塔，而更是與自然的天光云影和人的悲歡離合交織在一起的活的生活本身，當作世界文化遺產。這一點，與巴黎這個城市給人的印象，與它最基本的素質，是高度一致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巴黎建筑的窗戶和玻璃，如同所有面向大街的咖啡座，都是為了各種視覺，為各種堂而皇之的“窺視”而存在的，而巴黎，則為你提供了一道長達兩千年的風景的涌流，一個“流動的圣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正是這個活的巴黎。

 

　　搜腸刮肚的死亡名冊

 

　　透過“孤島對群山”的現象可以發現，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眼里，其實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委員會是這樣界定“世界遺產”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鼓勵對在世界范圍內的、對人類有杰出/獨特價值(valeur exceptionnelle pour l'humanité )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鑒別、保護和預防。”

 

　　這里的關鍵在于玩味法文詞“exceptionnel”的雙重含義：同時包含著“杰出”和“例外”的意思。因此，一個遺產既可以因為其價值的“出類拔萃”，也可因為其“獨一無二”而成為世界遺產。

 

　　例如，在本次蘇州大會上同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的，有德國的科隆大教堂和伊朗的巴姆要塞。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當年評語上，前者是因為“該古跡擁有的杰出(exceptionnelle)的普遍價值，因為它是人類的創造性天才的一個杰出(exceptionnel)的范例”而入選;而后者(巴姆要塞，2004)，是由于它“處在伊朗高原南部邊緣的商業要道上發展演化，直至成為各種不同文化交叉影響的一個獨特(exceptionnel)的范例”。在上文中，同一個詞“exceptionnel”在不同語境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僅僅批判世界遺產委員會隱含的文化偏見，在這里并不重要;關鍵在于，這兩種不同的評價是否如實展示了兩個世界遺產所占據的實際歷史地位?科隆大教堂本身確實不具備獨特的性質，像它那樣完好保存至今的哥特式大教堂，在歐洲不下百座;同時它確實也很杰出，因為像它那樣享有“世界遺產”美名的哥特式大教堂，全世界也不過三、五座而已。相反，無論巴姆要塞是否杰出(我相信它是)，都無法改變它的脆弱即它的獨特乃至唯一性(隨著去年大地震的發生，這個世界上最宏大最古老的土筑堡壘，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而它的喪失將是人類唯一性的不可挽回的喪失)。與之相比，科隆大教堂之被置于“瀕危世界遺產”的行列，則猶如兒戲一般，因為它唯一受到的威脅，不過是有人欲在其側蓋高樓而已，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這將影響到它的景觀，所以給科隆市來了個黃牌警告。但與此同時，另一類世界遺產的命運，卻危如累卵，它讓我聯想到“瀕危世界遺產”的法文原文“patrimoine mondial en péril”，由于“危險”(péril)一詞與“垂死”(périr)一詞在詞源上的相關性，我更愿意把這一類世界遺產看作“正在垂死之中”。而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近期政策，在文化多樣性的導向下，明顯從第一類世界遺產，轉向第二類世界遺產，即轉向“瀕危景觀”，和“在世界范圍內具有獨一無二‘特殊性’的景觀”。這就越來越使得，在現代化沖擊下的第三世界的世界遺產名錄，具有了“死亡名冊”的意義。

 

　　細究起來，世界遺產其實可根據上述兩個標準而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杰出而不具備唯一性的，如上述的科隆大教堂和法國的盧瓦河河谷風景(2000，該項目涉及這一帶河谷大約三百個城堡，其中包括十幾個杰出的城堡);第二類是唯一而不是杰出的，如上述巴姆要塞;第三類是杰出兼具唯一性的，如埃及的吉薩金字塔(1979)，和秘魯的納斯卡線條(1994)，因為它們既是偉大的藝術作品，又是兩個偉大文明的獨特見證。

 

　　中國的世界遺產，大多屬于第二和第三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讓我們十分自豪的平遙和麗江古城(1997)，主要是因為它們的唯一性而不是杰出性入選世界遺產的，是得益于“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千個類似的城市被建造起來，然而，只有極少的保留至今”(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簡述)的事實。“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倘若以歐洲的標準衡量，像平遙麗江那樣的城市(其主要建筑有百年左右歷史)，恐怕要在幾個世紀之后才能等到入選。諷刺的是，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在地面上連幾件超過幾百年歷史的建筑都難覓，真正的古城，除了奇跡出現有一天從地下挖出個“東方龐培”來，多半只有靠造假了!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城市給人的印象，無疑是世界上最新、最現代化的地方，仿佛這個民族是在幾十年間突然從蠻荒跨入文明的，因為你完全找不到過去的痕跡。

　　其它大部分中國世界遺產則具有雙重性：既是杰出的，又是唯一的，這使得中國的遺產更具悲劇性。從美學的意義上說，一件既是杰出的，又是唯一的作品，無疑更值得珍貴;然而從生態學的意義上說，我更愿意它只是杰出的，而不是唯一的;甚至于寧肯它是平庸的，只要不是唯一的。因為只要物種保存了下來，就有希望，就會等到開花結果的那一天。可悲的莫過于，你鐘愛的某個物種只有單個個體存活著，你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它消亡，而你所能期望自己做的最好的事，只是不去做它的掘墓人而已。

 

　　孤島現象雖然可悲，尚不是最可悲的。

 

　　在我看來，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標準之外，還可以有一個更本質的區分：“活的”遺產和“死的遺產”。換句話說，有相當一部分世界遺產不是處在“垂死”之中，而是已經“死”了。

 

　　舉例來說，埃及的金字塔之所以至今仍是神秘的，是因為埃及文明已經死了;而現在的埃及人并不比我們更了解古埃及人，因為他們是后來才遷徙到這塊土地的阿拉伯人。有時候，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可能比別人距離其祖先更遙遠，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毀了巴米揚大佛，盡管佛教曾經是他們祖先的信仰。納斯卡線條與今天的秘魯人，斯通漢奇巨石與今天的英國人，婆羅浮屠與今天的印度尼西亞人……都是如此，前者的精神世界對于后者變得隔膜了。它們僅僅是一個失落的文明的圖像文字，而其意義已經難以考索了。

 

　　除此之外，大部分世界遺產仍然“活”著。

 

　　在歐洲的古城里，生活往往是這樣的：人們開著車穿行在幾百年前的街巷里;兒童在祖父玩過鐵圈的教堂前廣場上玩滑板;女兒穿著媽媽用過的婚紗，去同一個古老的教堂舉行婚禮;在相同的時辰敲響的晚鐘，對一個世紀前的年輕人來說，是下班的信號，對今天的小伙子來說，是去迪廳的時候，而對于背著行囊走天下的旅行者來說，則是辨別方向的最好向導。古老的建筑仍發揮著日常的作用，在前人與后人之間，起著相互溝通的橋梁的作用;使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人，意識到自己屬于同一個歷史與文化空間。我至今猶記得，七年前第一次發現佛羅倫薩的感覺。那是一個清晨，推開旅館的百葉窗，完全沒有過渡的，一下子就看到了佛羅倫薩大教堂的桔紅色的圓頂，和一輪新鮮的太陽。當時我的第一印象是：我見到了文藝復興的太陽!而這個太陽當時一定同樣照在布魯內奈斯基和他的像我一樣驚訝的佛羅倫薩同胞身上。就像真相突然敞亮那樣，五百年的歲月被一扇百葉窗驀地揭開了：我發現，1500年的佛羅倫薩大約離我五十米。

 

　　另外一個證據是，作為歐洲世界遺產的主體的宗教建筑，仍一如既往地履行著宗教作用。以法國為例，僅法國一地就有五萬所大小不等的教堂，95%以上的教堂擁有100-1000年的歷史。這些教堂是法國文化遺產的重要財富之一。它們本身集建筑、雕塑、壁畫、工藝品和收藏為一體，具有博物館的功能，同時又是所在社區的宗教活動中心。觀眾在這個“博物館”里，與信徒一樣屏聲斂氣，心存敬畏;悄悄的進來，悄悄的離開。而且，這個“博物館”是完全免費的，包括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6所教堂在內。我曾經問過法國人，為什么參觀巴黎圣母院不用購買門票?得到的回答是：“因為這個宗教活著”。

 

　　有一個簡明的標準區分“活”的和“死”的遺產：遺產上附著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是否繼續對今人產生影響?是，就是“活”的;反之，就是“死”的。

 

　　毋庸諱言，中國的大部分世界文化遺產同樣是宗教文化的產物。正如青城山、武當山曾是道教的仙境，云崗、龍門、大足、敦煌、承德的外八廟和布達拉宮是佛教的圣地，泰山、天壇、故宮和曲阜，則同樣關涉到儒教的“天、地、君、親、師”的信仰。秦始皇陵(包括兵馬俑)和明清皇家陵寢，體現了古人對于死后世界的終極關懷;蘇州園林和北京的頤和園，則是古人立足于此世追求天人合一的絕妙范例。即使像武陵源、九寨溝，也不是單純的自然遺產，而是折射了中國人對于烏托邦世界的想象。它們無疑是一個偉大文明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印跡，離開了這些，中國的世界遺產名錄上還剩下什么呢?“泥上偶爾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如今，在曠世未有的功利主義的驅使下，絕大部分中國人正在對作為精神產品的文化遺產，持一種對待恐龍化石的態度;他們對于“指爪”趨之若騖，而對于那留下了創造性印跡的精神本身，是冷漠的，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仇恨的。由于文化遺產在被創造的時候，涉及到窮年累月的、而且是完全不計功利的人力、物力和才智的巨大投入，也許是到了提這么一個問題的時候了：倘若我們的祖先像我們一樣急功好利的話，我們將會擁有那些如今讓我們倍感自豪的世界遺產嗎?

 

　　上述簡略的描述可以顯示，中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并不是從我們的祖先那里直接傳承給我們的(雖然我們并沒有經歷一個被異族長期占領的時期)，而是經歷了一個價值的斷裂過程——它們首先是被破壞、被拋棄了，然后是被忘卻、被埋葬了，然后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我們如恐龍化石般發掘出來。物是而人非，東西在，靈魂卻沒了。在埋葬之前，它是活的價值;在發掘之后，它僅僅是一件稀有的商品。城市地區的現代化為它的發現準備了前提，而它作為商品的價值也恰恰建立在其它地區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被破壞的前提上的。這里的吊詭之處在于，我們越是強調它作為稀有的商品的價值，就等于越是肯定對它破壞的合理，也就越是加速了對它的破壞。

　　因此，現在是回到《世界遺產保護公約》的真正精神的時候了：歸根結底，這個公約是一個“保護”公約而不是一個“開發”公約。比搜腸刮肚的“開發”新的恐龍化石更重要的，是貫徹對已有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真正的“保護”和“保護性修復”。

 

　　然而，我們首先需要修復尚不是文化遺產的“物”，而是文化遺產的“精神”;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精神”，需要我們訴諸古老的智慧。

 

　　在法文中，有兩個詞可以表示“遺產”：héritage和patrimoine，前者即英文的heritage,意味著前人“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也即中文的“遺產”;后者則來自于拉丁文patrimonium，意思是“由父親傳下來的東西，后代有責任把它們繼續傳承下去”;該詞最確切的中文翻譯應該是“祖產”，即祖宗傳下來的產業，后代有責任把它們保護好，否則的話，就會淪為“敗家子”和“不肖子孫”。

 

　　理解文化遺產的“精神”，就是通過文化遺產的“物”而感悟到：

 

　　首先，文化遺產作為文明的碎片，如同大海中的孤島暗示著被淹沒的大陸那樣，暗示著除它之外的文明的傷口有多大;

 

　　其次，它作為“文化”的“遺產”，仍帶著它的物主的體溫，仍能夠讓我們憑借感性去想象前人的音容笑貌，感覺到我們的祖先凝視我們的目光，而我們身上仍帶著他們的遺傳密碼，憑借這些密碼我們將恢復與他們的血肉聯系;

 

　　最后，文化遺產的存在本身，即是對文化作為商品的極端政策的否定。一切都證明：無經濟目的的文化投入最終為千秋萬代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唯有經濟目的投入則無論任何巨大，它既無法創造文化，最終也必毀掉千秋萬代的經濟。

 

　　7年前第一次到巴黎時，參觀圣母院，發現所有的游客進出這個瑰麗的教堂，居然都不用買門票，感到很驚訝。于是就去問一個女孩，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她的回答，那是我當時能夠聽懂的不多的法語之一：Parce que cette religion est vivante(因為這個宗教活著)。

 

　　“文化”死了，“遺產”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