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張繼剛接受臺北國立藝術學院學述委員會主任著名學者畫家《藝苑》主編趙妍教授專訪。

　　趙：張教授你好!此次你應臺灣大學、臺北國力藝術學院之邀進行一周的學術訪問，我注意到你時間安排很緊湊，就連朋友拜會也都是在晚間，沒有時間觀光。

　　張：是的，臺北我來過多次了，每次過程都是這樣，在學校及博物館中度過，甚為愉快。

　　趙：我知到你在國外多所大學講學展覽，無一時不在推動漢學及中國書畫藝術在國際藝苑中的發展，讓更多的域外人士了解我們的歷史、文明及藝術，使得中國書畫藝術走向世界，您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你認為中國書畫在國際藝苑中未來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占有什么樣的地位?

　　張：中國書畫藝術是人類藝苑中最具有魅力的一束奇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結晶，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漢學在不斷地被世界各國人士所接受，我想不久的將來漢語必定會成為世界各民族人民的通用語言，而中國書畫藝術也隨之必然被各國人民所喜愛，進入國際藝苑之中占有主流地位。

　　中華民族具有光輝燦爛的歷史，與日月同輝的文明，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基石，藝術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書畫藝術更具有博大深的內涵，它完全能體現出民族之魂，真善之美!因此，我們必須要很好的繼承和弘揚并且有責任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趙：你認為當代花鳥畫如何發展，什么樣的作品才是好的，還有哪些不足?

　　張：花鳥畫從徐熙、黃筌創格至今，千余年來隨著時代演變，風格也不斷出新，但無論如何演變，花鳥畫創作是秉承民族文脈及審美情趣的延續，這是讓我感到十分悅愉與自豪的，也可以說是民族的文化動人之處。

　　花鳥畫是怡情愉心的，是國人追求生活品質的再現，是人們對錦上添花的追求，花鳥畫的創作不在于敷色的艷麗，而在于畫家內心的營造和修養的境界，故此我認為當代花鳥畫家書讀的不夠，對民族文化深層次的研究不夠，沒有體會到花鳥花畫之靈魂及其內函的精神，花鳥畫絕不是俗艷的而應該是如明月般的皎潔，雅姿逸態，這便是花鳥畫的妙諦。

　　花鳥畫的不足在于輕浮，這不是紙筆黑色的問題，而是畫家心境修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是無法進步的，也不會流芳藝苑，畫格必從讀書中來，才能得以雅正，這是規律也是百代畫家的心得。

　　趙：你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藝術家，請你談談你的學述思想與繪畫實踐中的追求。

　　張：我的學述思想是在二十年前初步形成，我認為從事文藝創作的藝術家，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而這種思想體系的形成與完善，是離不開民族文化的熏陶，是在人生漫長歲月中不斷的學習積累最終的實現。二十余年來我的感受是很真切的，嚴謹的治學細心的求證，是我治學的一貫思想。我是從治美術史及古書畫鑒定開始的，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我的恩師楊仁愷、啟元白、王利器、錢鐘聯、劉海粟等諸老的精心指導，在治美術史書畫鑒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求《說文》及古賢經典，對文字聲韻學有所了解，亦對詩詞創作算是通了門徑。諸子之學是要從《說文》開始的，通了訓詁治學的門徑也就通了，中國畫家是集諸學之大成而后才能完成自已的作品，要求是極高的。

　　我的繪畫是從傳統中來的，是在鑒定過程學到的筆墨技法，我的工筆花鳥畫是從北宋時期作品開始入學的，體會到宋人嚴謹的法度和敷色的妙處，氣象純正和意境的深邃。寫意畫從近代畫家學起，既知遠古意亦追尋先賢，從宋元明清諸家中吸取營養又參苦鐵、虛谷、齊黃之法進行裁解學習，虛谷作品是好的，格高于吳昌碩，吳氏熟艷，到了晚年還沒有去火氣，如果他不以金石書法及書卷氣養畫筆，作品是不能觀的。齊白石是好的，他雖沒養成士人之氣，但童趣愈老彌真，是十分難得的，是大聰大慧之人，從民間體悟到國人追求的真諦，行筆緩慢，得中庸之妙，有吉祥瑞象又能參似與不似之間，故不入俗格。

　　我的追求是帶著許多問題進行思考的，參悟學習落到筆墨實處，體會古人心境與造化嬗變的過程，是實踐筆墨技法與個人修養的完美結合，表現出氣韻生動萬物之象及自家風骨，追求理想中的境界和繪畫品格中精氣神，這是我在繪畫學習過程中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這樣做的。

　　趙：你對徐渭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如何的理解，我認為目前學術界對兩位古代大師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你認為是這樣嗎?談談看法。

　　張：是的，徐渭是明朝中晚期的一位著名文人，是中國美術史開宗創派的一代大師，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創造奇跡，為藝苑增添奇葩，是后人永遠學習崇敬的。徐文長生不逢時，人生凄苦，作品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他內心的凄涼世界，筆墨縱橫，秋霜淚雨，是徐渭一生的寫照。從徐氏流傳的書畫作品及詩詞文賦中，可以感受到這位天賦才情的大藝術家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藝術作品，是值得我認真研究學習的。但目前學術界及畫家在學習實踐過程中的研究，我認為還不夠深入，處于表面現象。徐謂不同于畫史中的其他畫家，他氣韻高華，天趣勝于技法，逸態狂姿，若不是以大文人之氣息蘊藉筆墨其畫必流于疏野，終不能成正果，這一點是應該看到的。

　　八大山人與徐文長有別，筆墨之外而心境殊異，文長是生活中的凄涼，八大山人是國破家亡的痛苦，將生命中的痛恨融入水墨畫卷之中，表現出墨水不多淚水多的凄涼景色，八大山人對儒釋道有著深刻的慧悟，無論是筆墨還是花卉鳥蟲的造型及構圖都能反映出禪悟臨濟、曹洞兩宗的最高境界。八大山人是中國美術史中的一座高山，須要有識之士堅韌不跋的攀登，最終才能感受到山的內涵和眼前無限風光。

　　研究八大絕不是疏淺于一花一木，一草一石之間的探討，是要從深層次中探尋山人的哲思和晚年復歸平靜的心境，這是山人對人生了悟的終極。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述界對八大山人研究不多，倒是或外華人學者們先做了這方的工作，如:方文、王芳宇、饒選堂、王已千等諸先生的辛勤耕耘為后來學者打下了基礎，這是八大的幸事，也是中國美術史的幸事，更是當代畫家的幸事。

　　趙：我去年訪問巴黎大學蔣梅村先生、耶魯大學的張君范先生，兩位國學大師都談到你，并建議我訪問你，在兩位先生書齋讀到你為二老及當代十位國學大師文集作的序言，令我驚嘆不已!

　　張：說起序言之事，甚為慚愧，疏陋之學豈敢品評，淺思拙言刊于篇首，是令我至今不安的。在二十余年前我與恩師楊仁愷先過訪滬上，拜識學界泰斗王蘧常先生，先生授我治學之道，言“想畫好境界高須從讀書中來”，我牢記老人之言請教諸師，下了一點畫外功夫，對訓詁考據學科有了興趣，明確了自己的治學方向，治學之道是一生的事，須要鍥而不舍終生努力，才或許有一點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