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論中國當代“暴力化”藝術  
      --兼評王南溟先生的《怎樣對待權利》

程美信 　　

　　王南溟先生對當代中國前衛藝術“暴力化傾向”分析與顧慮具有重大意義，特別將“暴力化”傾向的前衛藝術納入法理與道德的公共領域的構架內，無疑有益于中國文藝更加健康發展，無論觀點對錯，至少將這一問題提升到整體性的思考范圍，畢竟它是遲早都要面對的社會問題，無論文藝創作還是藝術規范，勇敢面對總比回避更具有建設性價值。

　　中國當代前衛藝術的“暴力化”傾向成因

　　《怎樣對待權利》開卷篇中對中國當代前衛藝術“暴力化”傾向性的解讀，顯然有些過度而片面。首先，他忽視了這種代表“中國性”前衛藝術的社會條件，尤為其中積極意義被嚴重扭曲。眾所周知，波普藝術的晦澀性都源自意識形態種種限制，怪胎的誕生離不開母體的缺陷，王南溟先生則將它簡單歸納為“農民政治”【1】的文藝現象，言外之意是“以暴絀暴”的藝術主張。要知道，中國當代前衛藝術比“狠”現象無疑有著特定的社會因素。而且，它也不是簡單意義的“農民政治”發泄表現。面對集權主義傳統的頑固性，孤立的理性主義不具有實質作為，中國歷史慣性中的文化暴力與政治暴力一直肆無忌憚，而不是“農民政治”在主導這一歷史定勢，反暴力的暴力向來都是被動的慣性反彈，它同時也是矯正暴力的唯一有效的無奈途徑，這便是前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特征。

　　很顯然，那些具有暴力傾向的中國當代藝術無疑是激烈社會矛盾的情緒反應，這才是思考和批判的關鍵切入點。至少面對暴力化或血腥化的藝術，人們不該只限于直覺的厭惡與反感，單以道德抨擊顯然無濟于事。換言之，即使中國不存在所謂“暴力化”傾向的行為藝術，也不意味著社會暴力隨之銷聲匿跡。藝術畢竟是藝術，它更多的是感受與情緒的實在反映，而不是嚴格的社會學和政治哲學，它無需刨根問底“為什么” ，藝術家自覺創作行為覆蓋并表達了社會情態意識以及作者主觀情緒。故此，文藝也被視為一種社會情感的反應器和思想觀念的前奏角號。

　　與王南溟先生一樣，諸多評論家將當代中國暴力傾向的藝術行為歸結為“西方陰謀”或外來“文化流毒”，于是狂殺一通，好像不發言意味著自己不道德或不稱職一樣。這種集體瞎叫有點“踩影逮虎”的味道，完全無視它是當代中國社會矛盾與文化撕裂的必然反映。整體上表現出這樣的特定狀態：物欲急速膨脹勝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文化建設明顯不及西方社會，這一落差是導致當代中國社會達到前所未有的復雜狀態，它對一些邊緣藝術家的刺激也是極度震蕩的，這可謂十足歐洲的卡夫卡時代，出現自虐的、荒誕的、血腥的藝術毫不奇怪。人類在面臨生存危機和精神困惑都對周圍表現出一種強烈而極端的不適反應，最可怕的情形是徹底馴服和麻木，意味著人的主體性被淹沒于客觀環境，這種被動性意味著文明的萎縮和歷史的終止。

　　此外，中國主流文化中的血腥味和暴力性一向肆無忌憚，甚至將本民族同胞劃為千刀萬剮的死敵，“敵我”的形成為人類互相殘殺賦予道德與法律的文明合法性；從政治美術到功夫武俠，充斥著赤裸裸的血腥暴力；被追捧為神明的歷史偉人，有幾個不是殺人如麻的？只不過勝則王、敗則寇而已，如外號“曾剃頭”的曾國藩，他所殺人數可謂歷史之謎；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受到后人的崇拜，“曾公熱”在學術界燒了許多年；這便是文明暴力和強盜文化的歷史本質；再看今日中國街，既有黑暴力又有白暴力，這還僅僅是顯性的社會暴力。很顯然，暴力文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更不是中國前衛藝術家的獨創。中國當代“暴力化”傾向藝術最不恰當之處是它的“前衛”身份，不僅觸及政治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同時其血腥表現引起一批人的恐慌聯想，包括既得利益階層以及主導美術江湖的大小山頭。

　　藝術形式在功能上一直是社會意識形態和思想符號的斗爭武器。前衛藝術與傳統藝術在形式上已展開你死我活的決斗，前者在中國是處于被排斥與打壓的弱勢狀態，所以它表現出極端反叛也就不奇怪了，這也恰是那些行為藝術家試圖想達到的社會效果。同樣，那些以“法律、道德、藝術、民族”等名義進行譴責和攻擊的言辭，它無疑代表了一種既定的強勢權威，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前衛藝術擊中了“正統派”要害。那就是，“正統派”以傳統而典雅的權威形式出現，前衛藝術必然以反叛面目對應；文化較量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必然基礎。

　　何謂“暴力”與“暴力化”傾向藝術

　　藝術批評不該只限于藝術的表象，應該將畫里畫外進行多維度的考察，這對批評家的知識結構和學術道德是個巨大考驗。批評的觀點可以多元，但是有價值的共識則沒有多樣的。沒有原則性的爭論和評論更是瞎扯談。

　　在此，不妨分析一下什么是暴力。將它納入政治學范圍，那僅僅專指用非和平方法爭取彼此利益,如以強制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解釋顯然無法闡明“暴力”與“暴力化”藝術的直接關系。就哲學上而言，凡是造成他人精神痛苦與肉體傷亡的為之“暴力”。那么，自虐式藝術行為和血腥性畫面卻不等于直接的暴力，作為一種意識傾向和內容觀念，“暴力化傾向”大概指那些崇拜暴力與宣揚暴力的文藝作品和思想學說。從這一點說，朱昱、楊志超、余極、蕭昱、吳高鐘的作品沒有明顯的弘揚暴力和崇拜暴力的主張，僅僅通過行為與材料提供了令人深思反省的體驗效果。從表象層面而言，其令人厭惡感與積極意義都是存在的。人類文明史最可怕的暴力就是“權力自由主義”，包括有失社會公正的制度暴力和抹滅人性的文化暴力；以致美都釋放出一種隱性暴力，從古代的小腳美到當代骨感美均是摧殘人類身心的暴力。

　　楊盎和陳履生均以“道德、法律、藝術、民族、人性和公共利益”的名義，對“暴力化”傾向藝術進行斥罵式的攻擊，除了搞臭“行為藝術”之外，既缺乏說服力的同時，更重要的造成一種無知的社會困惑；好像中國社會自身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暴力，是行為藝術這一外來的洪水猛獸所帶來的毒瘤。而真實的情況是，中國比大多數文明社會更充斥暴力現象，尤其制度與文化暴力，如“強制收容”“修補處女膜”“游街示眾”等等。 顯而然之，前衛藝術的暴力化或血腥化，最關鍵在于觸及政治道德的神經和正統藝術的利益，如前面所說的，暴力化傾向作為前衛“行為藝術”的出現，它反映了復雜的社會 矛盾現象。

　　目前中國對那些暴力化和血腥性的“行為藝術”進行徹底性封殺，這一做法是非理性的制度暴力，這些與評論家們過度解讀有直接關系。藝術形式上的血腥表現不等于崇尚暴力，更不是反文明的暴力行為。中國當代行為藝術“暴力化”傾向具有消解暴力的積極作用，這一點應當受到肯定，只要給出一個適度的界限，以避免不適人群（少年兒童）被意外涉入，如國外的屠宰場都嚴禁媒體拍攝屠殺動物過程，其目的是擔心消費者了解屠宰動物的血腥場面而產生厭惡情緒，從而抵制肉類消費。本人在國外見過一組介紹屠宰場的電視節目預告，預告中提醒那些害怕血腥場面的觀眾謹慎收看此節目，其實屠殺過程并不血腥，全采用了“電刑”。

　　因此，對“藝術”內在規律以及“暴力”與“暴力化傾向藝術”做理性的分析，對其利弊應以多向的整體性重視，避免將有積極意義的血腥化表現藝術扼殺，畢竟它對人類具有警醒和思考的健康作用。何況藝術的形式語言和內容元素應當不受限制，開放的前提必須賦予一個相對理性的界限。如果文藝形式全表現出和諧和典雅，其泛濫與霸道的極端化，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既有的社會暴力延續。

　　西方偏愛“中國性’暴力化傾向的內在邏輯

　　王南溟先生對中國當代前衛藝術在西方受寵者表現出一定的不滿，甚至像河清認為那樣，它是西方的“陰謀”，即所謂“新殖民主義”。他寫道：“像是為了迎合西方而窮盡了所有的招數，然后中國當代藝術在將“暴力”一詞掛在嘴上時徹底走到了它的反面?！?】”

　　王南溟先生像很多人一樣，非常困惑和惱怒那些西方語境下代表“中國性” 【3】文化符號充斥著暴力化傾向，他寫道：‘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暴力化傾向”的藝術就是中國當代藝術中的一個真實事件，這個真實的事件同樣涉及到所有的中國當代藝術所要涉及的問題——藝術家在國際交往中的“中國身份”和藝術作品在國際交往中的“中國性”。而事實上，進入國際秩序的“暴力化傾向”的藝術都無外乎“中國身份”和“中國性”的作用?！?BR>
　　這里首先澄清：暴力化傾向藝術并非“中國身份”專屬，西方文化并沒有超越人類文明局限，社會總面臨這樣或那樣的暴力，暴力化傾向同時一直是文藝作品的一大“主題”，譬如《殺死比爾》和《罪惡之城》的暴力程度在西方大眾影視作品不算過分的，它同樣是社會矛盾與危機的寫照。稍有思辨判斷力的人都知道，這些血腥火爆的藝術表達出對人類自身命運的關注與顧慮，只是它對因為處于智力發育而缺乏辨別能力的少年兒童不適宜而已。換言之，“暴力化傾向”不是中國當代前衛藝術在國際交往中所專有“身份”，更不存在西方喜好中國暴力化的前衛藝術的病態需求以及“陰謀心術”。

　　事實上，西方人對中國當代前衛藝術或者那具有暴力傾向藝術予以特別的關注，完全出于一種歷史性的經驗判斷，因為中國社會現狀和文化矛盾是離不開暴力這一要素，即暴力是非民主社會的集體暴力和文化重心，在這個所謂的“農民政治”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之前，其他一切微不足道。BBC在2003年底做了《中國月》專題節目，不僅播放了中國的地下電影和社會問題的報道，還側重報道了中國文化現象和邊緣藝術家的狀況，其中有“吃人胎”、“喝屌酒”、火燭燙身等自虐行為藝術。這些在任何文明社會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行為，但稍有歷史閱歷的西方人看來，中國前衛藝術的暴力與怪誕的形態傾向曾出現在歐洲的卡夫卡時代，所謂黎明前的社會陣痛，撕心裂肺的本能反應。

　　當然，不可否認一般常人是持著好奇心理來看待中國前衛藝術，用王南溟的話說，它代表了“后殖民主義范圍內的異國情調”【4】。事實并非那么簡單，譬如蔡國強所做的火藥裝置藝術在歐美人看來無疑于中國雜技藝術，沒有人將它視為重要的文化行為藝術。相反，在中國國內的反應則異常激烈，從而造成解讀的過度。其次，中國對“藝術”認定相對狹窄，這由于過去“大雅之堂”和現在“主旋律”標準所造成一種慣性思維，在西方馬戲和魔術向來都是正宗藝術，藝術家原始身份是江湖術士。那么，如張曉剛和方力均的作品，它們穿透著中國社會深層的文化現象；包括那些吃人胎和喝屌酒的行為藝術，其內在反應出嚴重的社會危機，而不是表面的暴力化傾向血腥形式。王南溟先生對此提出越界的片面指責：“面對這么多的社會問題不去提問，而將興趣集中于’暴力化傾向’”。

　　之所以，西方人關注那些具有中國社會文化現狀不謀而合選擇了那些具有陰暗面、“暴力化”、吶喊性的前沿藝術，它顯然能夠充分相應于中國社會特定語境。至于“新殖民主義”心態還是“國際藝術陰謀”都是囿于一種意識形態的詮釋話語，無論怎樣理解西方人對中國當代藝術認擇標準，均不能忽視“暴力化”藝術傾向在中國是一種可怕的文化詛咒，在沒有建立民主發展的理性文明社會之前，它的喋喋不休始終都能生效。這一點，王南溟、河清、楊盎等人的態度是一致的，只限于看到敵人的“陰謀”，而無視自身的致命缺點。權力自由主義暴力必然導致社會的反抗與反叛，暴力化傾向藝術是最溫和的表達方式，其警醒性通諜更具有建設性批評意義，并有力的證明文藝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生活場景，包括王南溟先生對其批判與關注都富有積極的社會意義。擱置、粉飾和回避往往縱容了暴力的惡性發展。

　　拿來主義的“權利”
　
　　王南溟先生在這里犯了幼稚錯誤，并以理性成熟的法制社會的“權利”概念作為解救“農民政治”文化良藥，因為中國目前還是缺少法制化的社會基礎。其次，忽視社會暴力、文化專制和政治暴力，單向地向文藝所表現出暴力化傾向形式進行開刀，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難以解決社會與文化的實際內在矛盾。文藝形態的暴力化傾向的確令人深思，它至少能夠激發文化警醒意識，對于強勢權力集團、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和社會大眾都不例外。歷史總在教訓和糾正中不斷前進，唯獨回避現實才是真正的可怕。

　　王南溟先生同樣像中國后現代藝術一樣，大都實行拿來主義，將成熟西方民主社會的“權利”直接轉嫁到一個缺乏社會制度理性的中國，并據理力爭“暴力化傾向”是“農民政治”藝術手段。殊不知，“權利”在西方發達社會已是公共領域過去式的規范概念，放在中國則還是處于未進行時態。即突破或改變“農民政治”仍是中國首要歷史與政治的難題，也是文化藝術和學術思想無法回避的“重中之重”。西方社會的公共性“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漢堡，它是通過暴力革命和社會爭抗所得來，從啟蒙運動到憲章運動，不光是文藝突現一種撕心裂肺的暴力化形態，表現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將暴力引用到一種吶喊與肢解的藝術場景中；與此相隨的是社會暴力沖突的同步行動，從而構建了一個上下兼顧而互相妥協的理性社會，法律的公正和政治的民主的目的在于避免極端化社會暴力，或者說，“暴力化傾向”文藝在某個層面上起到抗議性的通諜作用。從來沒有一種集權者會自覺地拱手相讓出自己的權力。因此，“暴力化”文藝對社會作用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絕不僅僅意味著令人厭惡的血腥殘酷畫面。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是：中國主流文藝表現出一種極其中庸化、粉飾性和愚樂化，它無疑是“關門打狗”文化暴力。

　　關于藝術“暴力化”傾向，以道德和法律單方面針對這一藝術的限制是非常徒勞的，它畢竟不是暴力的本身。要防范社會暴力激增，不僅需要整體社會的自覺共識和制度規范，光對“暴力化”或“血腥化”藝術表現進行封殺是無濟于事的。譬如國外影視和讀物都進行分級限制，無論私人行為和政府行為也嚴防向未成年人傳播暴力信息，它源起于北歐高福利國家的現代文明規范，這些國家早在一百年前便開始廢除死刑。其原始目的不是人道主義動機，而是從社會內部凝聚力出發，或者說，由于下層反叛逃離，加之外部壓力和左翼革命，強勢集團不進行妥協將面臨“國之不存”的危險。它說明了，社會整體文明程度是有效降低社會暴力的有效途徑。國家制度、社會道德、人文思想和家庭觀念是暴力閘閥。可以說，中國藝術出現一種暴力化傾向是歷史必然，因為生活本身就極為殘酷和不人道。暴力化傾向的行為藝術是生活實質的一種反映，在鞭韃與折磨下的本能吶喊。

　　朱昱的吃人的行為作品，難道只是“對抗不可食人的人類道德觀念”？或如楊盎所說的“為了驚世駭俗與取悅于歐美雇主的脾胃，進而迅速成名致富”。事實上，朱昱的吃人作品的確是一令人深思的行為作品，歷史事實正如朱昱所說：“只要是用非犯罪手段的食人行為是完全不受人類社會中宗教、法律的約束的”，它揭示了包括制度、道德、宗教、習俗、價值與審美在內，都存在合法化吃人的文化暴力。也就是說，一切藝術一旦離開了其有效的生活語境和歷史背景便不值一提，暴力化傾向藝術是相對今日中國社會的特殊情形。

　　當然，不排除行為藝術具有搶眼作秀性質，這是藝術的表現性所普遍存在的共性。然而，從藝術立場來看，那些具有“暴力化”傾向的行為藝術，普遍表現一種反暴力的內在理念，這也是它與一般社會暴力的本質區別，可以稱為“反暴力的暴力藝術”；到了王南溟的嘴邊成了“農民政治”。更為滑稽的是，一個能夠制造并運用“農民政治”這一概念的社會，它是注定離不開暴力的，不如說需要暴力來消解或抑制暴力，這一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稗r民政治”反映出一種中國式的話語暴力，其內涵的狹隘性一目了然。也就是說，在這種社會語境的文明程度，拿“權利”說事純屬奢侈性瞎扯談。

　　總之，感謝“暴力化”傾向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作品，無論他們出于何種動機與目的，同時感謝那些對此進行批判的評論家，他們都有利于社會更加清晰認知暴力的危害性，至少將本不該回避的社會矛盾彰現于文藝與思考的平臺上，其結果必將起到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另外，本文只限于探討王南溟先生《怎樣對待“權利”》一書中的中國當代“暴力化傾向”主題。

　　【1】見《怎樣對待權利》第二篇之（一），第一段。
　　【2】見《怎樣對待權利》第一篇，第一段。
　　【3】見《怎樣對待權利》第二篇之（二）第三段。
　　【4】見《怎樣對待權利》第一篇，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