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復制時代的世相圖景
如果沒有看過崔強前些年的作品,可能觀者很容易認為他是為了規避很多油畫技法上的屏障而選擇了現在的繪畫表現形式——圖案般連續重復的線描形體、剔除感性的塊面平涂、鮮艷單純的色彩應用…,可是僅僅兩年多前他原來的油畫作品已經可以以其傳神的形體捕捉、隨意瀟灑的筆觸、豐富飽滿的材料肌理、絢爛漂亮的色彩組織令人嘆為觀止了,那個時期那些題材輕松張弛有度的作品即便是放在強調諸如筆觸、肌理、色彩的微妙變化以及畫面組織等傳統油畫要素的評價體系中也完全可以算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但是這些卻沒有讓崔強止步,他向前又邁進了一步,可這一步卻不僅僅基于兩年來的反思與探索,實際上為了這一步的徘徊與準備已經超過了二十年。
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崔強,在藝術上的經歷和那個年齡段的藝術家們大同小異,82年考上中國八大美院的“魯迅美術學院”藝術教育專業,那時候才剛剛恢復高考幾年時間,對于如饑似渴地需要知識和藝術的崔強來說,進入魯美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幾年來正宗扎實的繪畫技法訓練而是書籍畫冊浩如煙海的圖書館以及那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思想活躍、飽含激情的同學及青年教師們時常的腦力激蕩,那個時期崔強的作品充滿著哲學思辨的意味,大量地使用黑白顏料,同當時“85新潮”時期東北的青年藝術群體“北方極地”的舒群、任戩、王廣義等藝術家的作品有著異曲同工的特質,執著于對宇宙、世界以及人生終極意義的探尋與追問,宏大、嚴肅而空洞。
當時的魯迅美術學院在寫實油畫方面實力與水平在全國各大美院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但偏偏崔強卻感覺寫實油畫不能很好的表達自己,伴隨著從書籍、畫冊、雜志上片面有限地對于西方現代及后現代藝術的了解,崔強也幾乎把西方的各種階段和流派的藝術形式都實驗了一遍,他曾坦言當時在魯美圖書館看到的一本畫冊上美國波普藝術大師安迪沃霍的一個把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形象與蒙娜麗莎肖像結合的詼諧作品帶給他的強烈震撼,他隱隱約約地感到繪畫首先應該跟自己有關,跟愉悅有關。畢業作品入選遼寧省建國35周年美術大展為崔強的學業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可走出校門之后無論工作還是藝術都讓他感到更多的迷茫。
89之后崔強也像當時大多數青年藝術家一樣經歷了理想與激情的幻滅,下海干了幾年的廣告,之后與朋友們一起籌建了一所藝術中專學校,很多年沒怎么畫畫,他曾說那時家里總是有一幅一直沒有完成的畫,出去干完活兒后會經常在畫布上涂兩筆,但好像總也畫不完,而藝術也就像揮之不去的鄉愁一樣不時地勾著他的心思。98年后崔強忍不住又開始畫畫了,第二年到了北京在中央美院上了一年進修班,其實也不是真的為了再學什么而是希望離藝術更近一點。2003年又正式地進入了油畫研修班,北京濃郁的藝術氛圍給了崔強很大的歸屬感卻仍然沒有解決他藝術創作方面的困惑,作品風格更多地趨向于略帶象征意味和文化反思的表現主義氣質,仍然停留于對形式、風格、技法層面的尋找和摸索,還沒有有效地表達自己獨特的想法和形成完全個人化的風格特質,盡管創作漸豐但總還是感覺詞不達意與己無關。
進修那段時間崔強住的地方旁邊是個大公園,每天早上各種各樣市民晨練的嘈雜聲音都會將崔強吵醒,公園里有打太極拳的老人,有集體跳健身操的家庭婦女,有跳交誼舞的中年男女,有練著這“功”那“功”的離退休老干部,這些集體無意識般的“全民健身熱”就像當年風靡全國的“君子蘭熱”、“紅茶菌熱”一樣充滿著中國式的追風與盲從,好像干什么都是一窩蜂,社會上也正流行著“有什么別有病,沒什么別沒錢”的世俗理念,而這種毫無個性判斷和選擇的“窮健身”卻也不妨礙普羅大眾都過得挺樂呵,這不正是中國當下最直觀最基層的文化現象與時代背景嗎?崔強也從開始的反感抵觸到慢慢接受并且逐漸開始產生了觀察與研究的興趣,他逐漸發現這些司空見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底層公眾生活景象比起他一直試圖在創作中苦苦尋找的那些“為賦新詞強說愁” 的文化意義與符號來得更為真實與鮮活,而其深層的原因與機制不正是這個國家在各個領域與層面形成當下的特殊性、復雜性與荒誕感的根源嗎?他轉而將創作的視角與題材進行了調整,選擇這種具有典型意義、特征與文化針對性的中國式集體活動作為創作主題的載體,通過帶有藝術家個人印記的視覺表達將其這些荒誕可笑的社會圖景藝術地呈獻出來。
但當崔強在一段時間內以原有的繪畫方式表現這些題材時,那些曾經讓他醉心的油畫特有的筆觸、肌理、色彩技巧在這樣一個觀念指向異常明確的題材面前忽然間黯然失色、力不從心,那些看似精到的作品缺乏力量感、承擔不了深刻的文化追問,更像是一些炫技的油畫小品,他意識到這些曾經傳統油畫體系賴以為生的核心要素如今成了徹頭徹尾的障礙,無法簡單直接更有力量地表達他所針對的特定圖景,崔強開始毫不吝惜地剔除那些曾經讓他沉迷和陶醉的技能與功夫,力圖找到一種更為直接與有效的方法來表達,而當有一天他開始試著用線描結合平涂的方式將畫面的立體感、真實感消解而追求一種陌生化與疏離感的時候,一種興奮的預感涌上心頭,找到了!找到了!
在崔強試著像民間農村大姑娘繡花式的描稿勾線與添色平涂時,一種久違了的愜意與快感涌現出來,原來藝術曾經讓他長久苦惱的對于文化意義的追問與求索被莫名地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簡單的刻畫、重復勞作以及趣味拼圖帶來的游戲感和愉悅,曾經把自己困在把藝術供在祭壇之上苛求其終極意義的苦旅之中多年的崔強,如同瞬間解放了自己,回歸到愉悅自我、放縱身心的樸素本質的狀態之中了。其實這種實質上“反繪畫”的新畫法更多的是來源于崔強兒時的記憶,小的時候東北的“走馬燈”上都是這種線描添色的戲劇人物圖案生動活潑、惟妙惟肖,而畫這些圖案的時候就是常常用透明紙把平時攢起來的各種圖型描畫在畫紙上,再用蠟筆在勾好的線稿中添上不同的臘色,再把畫紙放到火上去烤,蠟色融化以后就會變得非常均勻,這些兒時的趣味和體驗讓崔強感覺特別踏實、特別安靜。
這種創作方式喻示了幾乎誰都可以畫畫了,一旦摒棄了那些似乎只有少數人才有可能掌握的傳統油畫技法后卻好像“無招勝有招”,給所有人提供了進入繪畫的可能性,而且在材料上也拓展了新的可能性也就不再受畫種的局限了,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這樣的一個繪制過程的樂趣與愉悅感,這不正是對于繪畫創作的一種解放嗎。崔強喜歡換位思考,他對于畫畫的人之間交流的專業趣味沒有絲毫興趣,在他看來那些著眼于筆觸、肌理、色彩技巧等傳統要素的圈內人的視角在文化層面上幾乎毫無疑義,以前美院的同學來工作室看他總是擔心他現在的作品找不到繪畫的那種手工感了,有些藏家還是喜歡他以前那些傳統繪畫性更強的作品提出希望他再按照以前的風格創作一些作品,但崔強更感興趣的是一個普通人看畫時更關注的是畫面表達的是什么事情以及表達方式的力度與獨特性,這更堅定了崔強對于新的創作方式的信心。
有了這樣一個轉折性的突破,崔強的新創作忽然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了,并且他越發感覺到相對于他所針對的創作題材似乎只有現在的畫法才是最有效和最有力度的表達方式,內容的觀念傾向性與表現方式的直接簡約疊加了意識與技術層面的雙重能量,在這些新的創作中,相對于作者本身的身心體驗來說意料之中的精彩結果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了,而實現的過程中那種平靜的、游戲般的勞作感帶來的愉悅變得更為重要,這種對于傳統繪畫技術與要素的拋棄雖然很冒險但卻充分表達了藝術家的態度,在這次義無反顧的冒險之中,很久沒有過的樸素快樂和內心寧靜是藝術家眼下能夠獲得的不多的積極反饋,但這種來自直覺的感受比來自于專業領域的肯定更能激勵著他堅定地走下去。至此崔強已經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把對“有意義”的訴求成功地轉變為對“有意思”的營造了。而我們也就有了更多的期待。
梁克剛
2008年6月20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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