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東西是被逼成小眾的，這其實并不是個文化問題，而是個文化以何種方式生存的問題。上海在對文化的現代性追求上，在中國獨有脈絡?？上е挥猩贁涤掠陧樦约赫业降拿}絡思考文化的延續和更新的上海藝術家別有建樹。

　　可惜只有少數勇于順著自己找到的脈絡思考文化的延續和更新的上海藝術家別有建樹。

　　做民間劇社“草臺班”幾年，以沒有受過職業戲劇訓練的人為主要參與者，大家排戲做免費演出，讓一般人也有自信站到舞臺上說自己的話?？傆腥藛栁?，“草臺班”怎么可能出現在商業氣息如此濃重的上海?然而，“草臺班”也不想總關在多半由老倉庫改造的藝術空間里。4月演完《蹲》，5月開始新的“個人創作社區演出計劃”，自發走到戶外的公共場所和不同社區，增加社會交流和參與度，想試著就“為誰演”、“演什么”等“文藝如何與社會連接”的老問題，走出安全的藝術區，從自己出發，去實踐、探討，尤其做新的面對面碰撞。

　　“草臺班”先是到了一個居民小區，做了一場由個人創作的短劇組成的公益表演，很受鼓勵和啟發。隨后一周，原先受邀在長寧區圖書館演出，但前一天下午被演出市場管理部門否定了，因為沒有商業演出許可證。與“市場”無關的公益文化活動，最終被“市場”監管者取消，這算是我們碰撞的新成果。“市場”何其大，但不“市場”不行嗎?我說過一些東西是被逼成小眾的。我想，這其實并不是個文化問題，而是個文化以何種方式生存的問題。

　　一位當代藝術的策展人，不久前在藝術家汪建偉的上海個人作品展上說，汪的創作關心的不是藝術，而是文化問題。汪建偉的裝置新作，如果與北京朋友高巖松最新在莫干山路展出的裝置放在一起，一定非常有趣。因為它們的造價要差十萬八千里，而藝術價值呢?誰敢說?這是市場還是文化問題?

　　高巖松用各種包裝紙盒做東西，類似建筑模型式似的，多數看得出像廟，像塔、像城樓，或像機器人。它們似乎比當真的樓盤建筑模型要粗點，但總算是認真的手工活。不同于汪建偉把裝置做得那么貴，非得美術館或豪門大戶才能展，高氏的材料是回收來用過的盒子。其中煙盒、酒盒、避孕套盒不少，當然還有其他，鋪紅描金艷俗型的也不少。總之反映出的日子挺不錯，挺庸常。那是種精神和物質都算不上發達，但卻總在大吃大喝、市場紅火的鄉鎮生活。

　　廟和塔都跟信仰有關，是膜拜場所，也特別中國符號。包裝盒子做的廟和塔，上面有艷俗圖案和赤裸裸的宣傳文字，處處透出盒子原來浸淫的生活氣息。這就形成了對現實的諷刺吧。然而，我跟那天一起看展的上海朋友講，這真像北京來的東西，在上海的藝術家，大概不會那樣去做。上海的會嫌如此藝術和生活，都過于簡單，形式上尤其太跟了十年前就盛行的中國符號和波普風。這些藝術里對于市場經濟時代對過去時代的瓦解和利用，抱有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有時還因為既得利益而沾沾自喜。這只能是北京來的，因為是“帝都”，里面不少人坐享其成，天生有自豪感。藝術家少不得沾染。上海缺這種福份。

    上海早年是產業城市，這里會不同的手藝吃不一樣的飯，總之對技術要求熟里生巧，從自家手里到別人眼里都馬虎不得。對技術有要求是上海的一面，但另外還有一面，卻常常沒有被認清。上海跟一個政治文化經濟中心不同，因為它不是那種中心。作為一個不論是解放后還是“文革”后都需要洗清污垢，必須改頭換面的城市，這里藝術對于政治的敏感，往往是以一種去政治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因為它的半殖民經歷，讓它在對文化的現代性追求上，在中國獨有脈絡。

　　最近有一個以上海藝術為題的“轉向抽象─ 1976到1985上海實驗回顧展”，在證大現代藝術館展出。這個回顧展上，有后來在海內外都功成名就的藝術家，也有相對十分地方性或者說名氣不大的早期先鋒藝術家。通過展品和印成了書的論述和訪談集，盡管少掉了“文革”以后的吳大羽，但我們隱約可以感觸到那條從早期留歐歸國的洋派畫家那里，延續下來的西化脈絡。并且，這個脈絡包含在策展人的論述里。策展人王南溟似乎更進一步相信有種普世的形式發展史，也就是后印象派走到抽象派是一種進步，所以他聽信了藝術家李山的話，覺得上海的藝術家在形式技巧的探索上，走在了“八五美術新潮”之前。

　　上海藝術家對于現代性的要求，因為身處城市與西方之間的特殊經歷，自成一種與北方非常不一樣的想象。西方現代主義在歐美的發展歷程，是與當時那里的社會文化聯動的。這些派別從二三十年代最早進入上海進入中國，一些畫家在革命和戰亂的空隙里，一一模仿過來。我以為這沒啥好沾沾自喜，其中短暫的先后也沒有意思?？吹酱蟀胛萦∠笾髁x到上世紀初歐洲其他藝術派別的趣味模仿之作，它們如何走在“八五新潮”之前?有意義的是你從中建設出什么。有少數上海藝術家那時勇于順著自己找到的脈絡，以“抽象”從泛政治的年代里退出政治，思考文化的延續和更新，這令他們在八五運動中別有建樹。

　　藝術館把這個展覽當作學術項目，當然非常好，但隨便宣稱自己填補了空白，卻有些浮躁氣了。首先關于上海先鋒藝術或抽象畫源起的史實，從高名潞、栗憲庭，到李超、龔云表等，到我的專著《上海抽象故事》，其中都有涉及或論述，只是各有不同角度和側重。不讀別人的書，當然就成了空白。要不然也不會在隨展覽出的書中，把曾經大名鼎鼎的上海水彩畫家哈定、油畫家俞云階、理論家何振志等人的名字全部寫錯。在還算重技術和認真態度的上海，這很不應該。標榜的學術也因此要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