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一種空洞的所指制造虛假的潮流

　　島子：鮑棟、杜曦云等是那一屆川美研究生中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氣質的青年批評家，我對他們很是推崇。這個推崇是說他們的確喜歡讀書，喜歡探討學理，有嚴肅的歷史觀，有理性的判斷和詩性情懷，有理論的積累和深度，有獨立思考的勇氣。最主要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種批評的態度，一種方法，但并不迷信方法論，他們能積極地進入現場(不是天天去趕場)，從當代藝術整體的創作狀態中切入到內部，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在當代的批評學，在批評理論以及策展，尤其應該倡導，這是非常可貴的。

　　鮑棟剛才質疑近年流行的”劃代”方式，主持人劉禮賓也談到了，我認為這種方式是以生物學的代群來界定不同的精神訴求，進而來規劃藝術演化的進程，這是很陳腐的。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葉，這段時間是一種現代主義的立言方式，這種現代性批評的立言方式往往以一種文化英雄的沖動和角色期待，進入到一個文化史、文學史、藝術史脈絡中去，批評家引領藝術運動，使自己成為一個潮流的領軍人物。但是在后現代性批評不是這樣的，它就表現在理論的批評化、批評的理論化雙向闡釋活動，使更廣泛的創造力釋放、流動，形成更有活力的支流甚至逆流，這樣就從一個共名時代走向了多元化的無名狀態，而不是馬上制造一個潮流，然后通過這個潮流確定一種權力話語制高點，然后使藝術生產批量化輸入藝術市場，這就是共名化的命名的權利邏輯。命名其實就是一種隱蔽的權利，是很典型的意識形態，因此會成為有野心的政客的慣用伎倆，結黨營私即如此。孔子喜歡正名，為統治者張目，老子則消解正名，演繹無名之道。有一部英國電影叫《為父之名》，就是父權制話語方式的表征。盡管85美術運動也是一種命名運動，但那時候的命名還有真實性可言，因為批評家基于全國眾多自發的藝術社團的活動，鏈接不同的藝術家來求索思想解放之路，向大一統的文化霸權挑戰，但是到89后就干脆用粗放的命名和”劃代”了，比如說70后、80后這種命名，往往找不著文化意義上的差異性，看不到無名狀態存在的個體的主體性，就使用社會生物學的決定論和反映論來立言，似乎社會殘酷，青春必然殘酷，大眾社會流行卡通，藝術亦然，但多數年輕藝術家并不是這樣。藝術批評在使用現成概念的時候，不僅要理性檢驗概念的來源，也要到現場去檢驗實踐的結果，因此藝術歷史也是批評的歷史。同樣藝術批評在復辟命名立言的舊制，也必然會招致反命名的疏離和攪局，這才正常，徹底的無名狀態當是藝術家自我命名，才真正有趣。鮑棟的觀點我是比較贊同的，我一直也在倡導要認真反省這類問題。前一個階段，鮑棟、杜曦云、段君、章潤娟、盛葳都寫過很扎實的批評文章分析這種現象，特別是對所謂”新卡通一代”的批評，他們有在地經驗，又是同代人，因此更有發言權。那么現在可以概括一下，這些共名化的命名，無論命名者的動機如何，其實踐結果一方面暴露出一種現代性延伸的負面邏輯，同時也表明了資本主義的藝術市場化的共謀現象。現在看前一段這樣一些運作，的確已經顯現出很多弊端來。

　　從85過來，我們經歷了審美現代性階段，和西方現代主義樣式過招，包括形式學派、抽象主義的再認識，在這個層面上那么進行美學建設。但是如果要實現”整一的現代性”，除了審美的維度，還有倫理的維度，除了倫理的維度，還有個體信仰的維度。倫理維度的切近主要是政治文化批判。廣東的批評家，在前些年做了一個社會學轉向的研討會，探討藝術社會學的當代方式，他們也借鑒西方現代社會學的資源，而多數發言還停留在社會反映論層次上，把自己策劃的展覽拿出來印證。問題是從涂爾干、韋伯到哈貝馬斯的社會學話語，都在使基督教思想、后形而上不斷社會理論化。社會反映論不可能替代倫理和個體信仰，從傳統專制社會走向現代民主社會，只有倫理建設和宗教復興才可能構成內在的動力和轉型的前提。前者指向公義，后者指向屬靈。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方案，這個本末倒置的方案早就破產了，專制政治”替代”了一切。中國當代藝術在內部有了自由，外部的制度環境沒有民主。比如，這次展覽中張震宇的作品用反符號的方式，對非信息化、非人化進行消解。在倫理維度上，也就是政治哲學的維度提出了問題。那么這種自覺從哪里來的，是從本心出、自性出發的，從倫理疼痛經驗出發的，不是搬個尸體來反映“對傷害的迷戀”，也不是閉門不出畫些水墨格子，所謂純化內部語言對抗外部的混亂。

　　現在已到了21世紀，應該有一種新的轉向，但不能用那樣共名的方式制造潮流，用一種空洞的所指制造虛假的潮流。我認為策展人也好，年輕的批評家也好，應該深入到具體的現象，深入到個案，深入到創作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當代藝術才會有希望。我就說這些，作為一個不成文的評述。總之，共名批評終結了，同時當代藝術作為審美的維度已經過去了，作為風格學、形式學派的審美現代性，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