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又不是電影。電影可以選擇走商業化的路線,還是藝術創作的路線。可是廣告就必須用商業目的作核心的目標。十多年以前,侯孝賢導演的一部《戀戀風塵》,在最后剪片子的時候,狂剪了很多導演自己覺得不符合電影作品精神的鏡頭。影評者說:“他這一剪就剪掉了幾千張票房。”可是,侯孝賢一定堅持自己的電影精神,于是毫不惋惜舍棄那些商業回報。
與此比較起來,中國時尚品牌的廣告創意,有時候不是自由的。每一種創意策劃都受到商業回報的誘惑,又受到政體與民意的阻撓。
在中國這個市場大環境里面,說廣告創意是“帶著鐐銬跳舞”并不為過。
很多品牌走中庸主義的路線,這些品牌用這樣的精神來做營銷,可謂穩妥。比如花大價錢請一些耳熟能詳的明星作代言,拍一些中規中矩的大片。
如今在“艷照門”的影響之下,品牌在用明星方面,也不由得謹慎了起來。品牌方面更加難用創意與明星結合,稍不留意就會在廣告的情景細節方面,與明星們產生分歧.于是,廣告策劃,追求的是單一、干凈、利利落落。
不過,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里,要好好地走中庸路線,用傳統的手法來搞營銷,有時在消費者那里會被當成“視覺垃圾”。因為,信息的豐富,要在眾多廣告里面爆出冷門來,實在是營銷策略的難點。
于是,品牌的廣告策劃團隊們不惜“傻乎乎”、“瘋顛顛”,以博取觀眾好感。這一點,和當代的中國電影有類似的地方。品牌的廣告,被網民罵得最兇的時候,也許目的就達到了。
國外的時尚廣告,可以自由的性感,自由的頹廢,自由的暢想。在廣博的暢想空間里面,優雅與內斂是品牌商的選擇,他們的創意猶如候導演對待《戀戀風塵》,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可以脫,但是,我選擇不脫。”
而對于中國的時尚品牌策劃人來講,廣告創意的完成過程,則是另一番態度:“不可以脫,不可以頹廢,不可以辱沒民意,不可以‘少兒不宜’.”于是,好些廣告在這些眾多“不可以”之間,也皺緊眉頭,搞不清楚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些什么。因為這些“不可以”太多,太沉重。
制約中國時尚廣告創意的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國情要求,其次是民意要求。國情要求不需多說;民意要求是這兩年網絡時代的新產物。而廣告創意團隊也不得不為民意考慮的更多。試想在市場分眾日益細致的時代里,網絡民意的千篇一律會不會成為別出心裁創意的絆腳石呢?大眾的支持與反對對于一些別致的品牌來說,是錦上添花,還是墜入險境?這一點也值得思考。
于是,中國時尚品牌只好“帶著鐐銬跳舞”,并且努力地一邊擦汗,一邊把這支舞蹈跳下去。只因為“the show must g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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