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博弈中的藝術

   當藝術價值取決于市場價格的標準，它不單是藝術的悲哀，也是資本所忌諱的結果。資本介入藝術品投機，必須服從學術來決定藝術作品的價值，因為藝術創作與市場營銷有著各自不同的規律。當資本直接坐莊“做局”和弄虛作假，這不僅擾亂了市場秩序，還破壞了藝術家的創作才能，意味著資本家直接取代了藝術家。當然，資本在沒有相應機制的約束下，必將惡性泛濫，進行內部性撕咬。可以說，弄虛作假“天價”游戲是一種反規則的資本博弈，最終殃及整個藝術品市場和文化產業。

   按照目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天價”現象來看，它顯然是資本豪賭的博弈行為，那些上千萬的油畫和上十萬一平尺的國畫，其藝術價值不大，有的屬于批量加工和自我復制的低劣作品，根本不值得“天價”收藏。嚴格的學術收藏應當注重藝術作品賦予自身與外部的文化意義，這是文明史框架下的藝術收藏準則，藝術的感情及思想最重要的賦予人本身的文化意義，它是確保藝術品持久增值的內在動力。激發資本直接操縱拍賣場和炒作藝術家，這種極端的資本行為，對資本與文藝都有危害性。

   為此，需要制度約束與學術規范來約束藝術品市場，嚴厲打擊弄虛作假的“天價”騙局，保證文化與市場的健康發展。此外，藝術家自身也應有一種藝術倫理精神，對資本泛濫的應具有一定免疫力，不應該成為“做局”的同盟者。藝術需要通過不斷創新與突破來確立自身的歷史意義，而不是服從“價格”來決定其價值。同樣，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完備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秩序之上，否則，它將比野蠻更為可怕，充滿著謊言與陷阱的世界。

   當前中國是個資本主義初始階段，“拜金主義”打破了傳統道德的種種壓抑，被釋放出來的欲望是格外的赤裸而膨脹，金錢似乎主導了一切。或者說，傳統社會的偽道德，使人面對自身正常欲望而遮遮掩掩；可現在卻是肆無忌憚、不擇手段地釋放欲望。由于中國社會傳統德性約束力的削弱以及現代性制度的雙重缺失，藝術與資本變相為共謀關系，導致藝術創作水平的不斷下降，市場泡沫越來越大。資本霸道不止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對藝術與學術的破壞力也極大，當前中國的藝術家和批評家，不再有被金錢強奸的對抗感，而是處于主動自愿的賣身狀態。如此可見，制度缺失與資本泛濫對文化學術均是一種災難。

   作品在拍賣場上千萬的“當代派”畫家，他們口袋并不厚實，很大程度上充當了資本游戲的工具。“當代藝術”還不具有真正市場，收藏資金主要集中在傳統與寫實繪畫方面。如果要說藝術品泡沫，傳統派要比當代派更為嚴重，審美國情決定了這一切。“當代派”藝術品在拍賣場中不斷刷新的“天價”，它實際上還處于“攔路虎”擺攤狀態，除了自叫自賣之外，真正跟進參賭者寥寥無幾。由于套利空間的不大，做局只限于幾位明星作品，不斷加碼的虛假數字，使得做局的失真度越來越高。換言之，不斷飆升“天價”，意味著巨大泡沫在崩潰前的浮躁反應。從問鼎“天價”的人群來看，一類以為套利為目的的炒家，一類是趕時髦的藝術外行的暴富階層，后者在量上是不如傳統繪畫的收藏群體，對藝術欣賞水平也同樣如此，因為前者在收藏作品時基于自身認知范圍。對此，當代派藝術明星保持著一種曖昧態度，不僅跟炒家一唱一和，還公然參與作弊，面對畫價、買家的等敏感三緘其口，因為制度缺陷容許他們保持這種曖昧態度，何況競拍價格關系到作品銷售的參考價格。

   反觀傳統書畫以及市場關系，收藏主要根據作品的觀感品相、技法表現和審美趣味，這些對于當代藝術來說都是無效的，它所側重作品外部關系的進行時態，這便是現當代藝術明顯有別于傳統藝術的地方。所以，中國本土資本要介入當代藝術投資，其認知上發掘能力極為薄弱，風險性也就不言而喻，只能隨著國際藝術品市場起哄。就這一點而言，收藏與投資當代藝術是充滿了挑戰性，只有具備認知判斷力也擁有很高的回報。那么，在當代藝術創作成就不大的情況下，盲目跟進是極為危險的。事實上，有人試圖建立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可他們采用方式卻是傳統書畫的套路做法，談不上投資發掘性的資本創造力。一旦瞄準了某個名家，便重錘出擊和哄抬逼供，近乎只認人不看作品的地步，并用錢去收買評論家、媒體和中介機構。

   相比之下，西方收藏界不僅注重自身的發掘能力，更尊重學術批評和藝術創作的自個獨立性，盡可能發揮各自創造價值。之所以，西方人是最早發現中國“F4”早期作品，這些都基于相應的歷史文化語境為依據，而不是孤立的藝術作品本身。有趣的是，當“F4”成為國際藝術明星，國內資本把他們當作了傳統的文人畫家，讓他們千篇一律的自我復制，盡是“大頭”、“笑面”“綠狗”的符號化作品，一些盲目投資者也瘋狂跟入。這是典型的中國書畫的傳統套路，足見中國本土收藏界在意識和認知上，還不具備當代藝術收藏的能力：舊貴是嗜好附庸風雅，不是梅蘭竹菊便是山水魚蝦；新貴是喜愛流行時尚，不是“大頭、綠狗”便是“潑皮、笑臉”。可是，中國“當代藝術”卻毫無當代性價值可言，整體水平也沒有多大突破性，唯有數量上可用“大躍進”來形容。

   再看今日的明星畫家，他們均不約而同地在復制自己的老作品，批量加工生產，這些都暴露出他們對資本與炒作的過度迷信，從而忽視藝術本身的創作，導致創造力枯竭。然而，資本卻在縱容這些藝術家的不思進取，甚至不惜血本地炒作那些復制性作品，這種無視藝術價值的極端資本化行為，最終會殃及整個藝術品市場。

二、“天價”個案分析

   以劉小東《溫床》為例，它拍出5720萬天價,如果按照國外正常情況，其傭金不該少于500萬左右，作品在一次交易中，扣除其本成，出售人和中介機構共需要繳納大約25％－35％左右的盈利稅。在稅收制度與管理規范的國家，商品交易價格以及盈利情況必須向稅務部門申報，類似“天價”藝術品的登記和征稅更為嚴格。試想，假如畫家作為作品的出售人，他需要拿出一千五百出來炒作自己（20％個人收入所得稅，13％交易費稅和運作傭金），他自然不會輕易參與做局。假設一個畫商炒家花50萬買來《溫床》，然后拿到拍賣場上做局，以5720萬買回來，從中做局費用是1600萬左右，其高額的成本風險必定使人謹慎得多。拍賣中介機構所得10％左右傭金，意味著要繳納150萬左右盈利稅，如果索取傭金不足200萬，整個設局便無利可圖，做假設局的風險也太高。問題是在中國，買賣雙方在價格方面可“互惠”，對外公布價格與實際成交之間存在一個數字“陰謀”，中介需要攬活保證其生存，成全做局也就不難想象。管理部門對此睜只眼、閉只眼，不外是“搞活經濟”或不作為表現。

   面對“天價”做局的藝術品，畫家、中介和炒家都樂此不疲。從中足見設局還是有利可圖。這便是局里局外的復雜關系，假設一個畫家作品在做局中成交是5千萬（私下 “互惠”實際價格不會超過半數），炒家手中還擁有畫家的一批作品，以幾十萬不等價格購入，一旦有人上套，那必定大撈一把。另外，拍賣中虛假“指導價”，它是炒作畫家的最佳手段，因為藝術外行都迷信價格決定藝術價值；其次，“天價”便于私下交易的價格周旋。可以肯定，天價做局在中國無需多少成本和風險，這才造成藝術泡沫的市場亂象。近年吳冠中作品也同樣落入了炒家怪圈，使得老先生對此耿耿于懷，對畫商頗多怨言，可面對價格決定藝術價值的“行情”，他老人家也不得不向“奸商”低下了頭（從他跟畫商在媒體亮相來看是如此），因為畫已在人家手里，一切已由不得它自己，不合作則意味著兩敗俱傷和名利全損。

   可見畫家、炒家、中介在“天價”謊言的背后，是一個利益同盟關系，倒霉的是懷著僥幸心理的跟進炒家，一旦上套，“天價”作品便成了燙手山芋，還有是那些不懂藝術的暴發戶，他們不免為自己趕時髦付出代價。此外，媒體與批評的從業者也成了做局同謀者，如《溫床》與電影《三峽好人》，本是兩個不同作品和兩個不同作者的關系，竟有人將賈樟柯拍攝《東》、《三峽好人》獲國際電影大獎聯系在一起，好像歸功劉小東在三峽寫生留下的“仙氣”。事實上，《溫床》是現場鋪地寫生作品，具有現實生活意義，但其藝術價值還不足以達到打破中國當代油畫交易記錄的地步。荒誕的還是那些符號化的美術制品，竟然炒作成幾十個億身價，這顯然離不開奸商、媒體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如此混亂無序的市場，國際炒家難免進來渾水摸魚。一些理論家還大呼“后殖民”和“國際陰謀”，對中國自身的制度與管理諸多漏洞卻視而不見。

三、資本陰謀的危害性

   從經濟與文化而言，弄虛作假的“天價”藝術品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它不僅干擾了經濟的健康秩序，還助長了資本與“奸商”的胡作非為，削弱了社會的創造熱情，扼殺了藝術家的天賦才情。藝術家之所以熱中于旁門左道，稍有成就便吃老本，竟然到了“三分技藝、七分炒作”地步。這便是資本霸權引發一系列文化及社會后果。

   一個不爭的事實，當前藝術市場發燒和藝術群體的膨脹，其文化影響力遠遠不及上個世紀后期。那些曾經“前衛”藝術家，他們至今還在吃著“85”那點老本，并成了資本霸權時代的文化幫兇。在利益誘惑和商業機器的作用下，瘋狂地克隆自己的老作品，它們早已喪失了歷史語境以及現實社會的文化意義，是一種典型的空洞而蒼白的“符號”工藝品。當藝術價值操縱于資本之手，它必然扼殺了一個社會的文化創造力。當然，一個時代藝術家不可能全都具有創造性價值，他們大部數人不過充當了工匠角色，問題是中國當代藝術并沒有因為市場火爆而出現優秀藝術，反而陷入了一種普遍相互抄襲和重復制作的惡性怪圈。這便是資本霸權和天價神話所炮制出來的社會后果，從而促進經濟泡沫和文化浮躁的空前景象。

　　中國藝術收藏缺乏自身發掘能力，因為暴發戶的財富積累過程過度依賴權力關系，所謂權力壟斷下的寄生性資本，他們自然不看好自身的創造力以及他人的創造力，更不重視那些具有開拓性、思想性、社會性意義的藝術。腐敗官員是書畫收藏的中堅力量，一些商人購買名貴字畫當行賄禮品已不是什么新聞，灰色收入投資藝術品不僅在于保值，更便于保密和轉移。總體而言，中國藝術品收藏主要限于典雅美觀、流行時髦的傾向，正如一位小資富婦所宣稱那樣：“我只收藏令我好感的作品”，收藏的個人傾向本無可非議，但卻反映出新貴階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識。因此，一些炒家專門瞄準酷愛趕時髦的新貴階層，從中投機炒作和做局行騙。作為藝術品的收藏者和消費者，自身必須具備藝術的認知判斷力，否則必將為自己的附庸風雅和追趕時髦付出高昂代價，并催生了偽藝術家和藝術奸商。當泡沫過后，人們手中的“天價”藝術品變得一錢不值，充其量也不過補墻壁的裝飾品。大多數貌似當代的時尚藝術，既沒有傳統藝術所具有高超技法和美觀價值，更沒有現代藝術所具有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意義。

   中國文化已充滿了惰性，人們習慣隨波逐流，藝術的互相抄襲和自我復制皆為常態。一個社會創造力的不足，說明了每個人的潛質與才華沒有獲得正常釋放。中國當下藝術家數量極為可觀，但有文化價值的優秀作品卻少得可憐。藝術家、中介、炒家、批評家和媒體共同打造的“天價”神話，不過是一種弄虛作假的騙局。一些藝術家與批評家，從中或多或少撈到一點好處，不乏迫于生存壓力的妥協者，可“天價”級明星畫家，不存在這一問題，他們迎合資本霸權的淫威，唯一能解釋就是一個“錢”字，至于藝術精神、商業道德，全不在話下。他們無疑是資本陰謀的同盟者和歷史垃圾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