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歷史”和“現實”
——紀念“五四”
今天是“五四”。每每此日,今人多有念史撫今,凡此往復將90年矣,一般人生,長不過如此。經年而樂此不疲,為何?只因人們總有以今之“懷”念往去之“史”的熱情。
作為正在“過氣”的青年,我已歷此日有數,幾近麻木淡忘,亦從來不曾在這個日子寫過一詞半句。細想原因,可能是自己的青春年華在逼仄的中國“現實空間”之中,一路忙乎學業、工作、掙錢過來,再無時間亦無閑情了,今猶是。所以我有一點羨慕因為“歷史澤蔭”而活得輕松的有些發達國家的青年,望大伙別笑話我脊梁歪不愛國;同理,當我見到家樂福門口那一堆堆搞抵制運動的吾國“憤青”時,能立馬理解他們“民族歷史”的情懷——幸好巴黎火炬傳遞不是
今在此借此日感懷幾句,乃因數天前曾寫話談過“現實意識”,還想起數年前與
經年之后將榮耀舉辦奧運的今年這個“五四”,我們已然走過了30年改革開放路。今天的現實之下,人們對于“五四”,又已有新的感懷。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評價,一些人士回復到胡適的觀點,把“五四”學生運動跟新文化運動分開,認為前者在政治上干擾了后者,學生運動的民族主義傾向打亂了中國實踐世界主流文明的步伐,使中國錯失現代化良機。這樣的觀點,與剛剛過世的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具體點,無妨再舉“吳冠中問題”為析。很顯然,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到后來可不大恰當地劃分為“現實派”和“純藝術派”——用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的講話是“‘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吳冠中應是跟隨后者腳印“向右”走的(雖然他對魯迅十分看重),他的“筆墨等于零”的否定傳統極力西化(事實上僅言論如此,行動結果非盡然),與錢玄同“廢除漢字”的激烈同出一轍,與那些把弄白話文來吟哦閑情的某些“五四”現代詩人同走一路。如此這般他與徐悲鴻相爭相克難以避免,與以文化革命方式緊隨社會革命的“更新的文化運動”——延安文藝——南轅北轍自是必然。
從理想的角度講,“純粹文藝”與“現實文藝”兩全其美相映生輝是最佳,這正是當年本人于舊信里向
可是,只要我們冷靜想一想兩個“歷史”,也許又不會輕易地認同上述結論。其一是藝術史,熟悉的人都應該知道,“革命文藝”的傳統不但不是中國獨有且更是舶來自西方,那么,為什么產生它的西方,藝術史上可兼而完成“純藝術”的現代主義使命?此外,“純藝術”在追求“現代”的過程中,其一味求新趨異的“不得不反對舊藝術”(陳獨秀)的沖勁,不正也與“革命藝術”有合調之處嗎?如果要反思,是否應該二者同責?其二,有人說中國歷史傳統文化最強大的基因莫過于專制文化基因(與專制政治同肌理),這一點人們近年趁熱列舉“儒家文化”為例已多有分析。就是說,以前歷史的“獨尊儒術”,與后來的“獨尊革命藝術”,并不是那個“術”有錯,而是錯在專制、獨權,是“皇威”的余害矣!凡專制不消,則別說“純藝術”受壓,“革命藝術”也變了種嘛!
所以,當我們站在改革開放30年而社會仍處于急劇轉型而重喚“民主政治”的當下,殘酷的現實讓人們重新窺見并寄望于“現實藝術”和“革命藝術”——其任務,當然有別于“歷史”地面向新的專制、特權、封舊、腐敗開火,面向新的科學、民主、公正求答;其面相品類,當然不唯“寫實”只“架上”而一足,一切可見之“形(象)”可用之“(媒)體”皆是范圍。可貴地承遺自“五四”歷史的勇氣和熱情,應該指向“現實”要害,特別是自身要害而非“洋害”——即使是當年“反帝反軍閥”的“政治意義”也要找到現實文化的轉落點。至于有人嚴厲抨擊“吳冠中們”,我還是希望人們、尤其是憤青們,要有現代社會人的風格,接受和尊重一些人躲在“現實”之外繼續“純粹”和“抽象”,這跟有人混著游行示威的機會上位表演抵制藝術展覽行為卻可能做夢也數著歐元美元一樣,都是一種人權——各色人各色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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