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藝術圈，拍賣、收藏，都是新事物，與其指望標準，不如搜集平實的資料：境內砸錢買畫的是哪些人？哪類人買哪類作品？為什么買？多少人轉手炒？多少人誠心誠意攢收藏？境內和境外買家差異是什么？為什么有這些差異？至少，拍賣行應有統計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斷？談什么標準？企業標準歸結為利潤，看數字。藝術呢？藝術變成數字，既難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對終審裁決，怎么辦？”

在剛剛過去的2007年，岳敏君那幅穿上教皇結婚袍的自畫像在倫敦以428萬美元成交，在接下來的蘇富比香港秋拍會上，他的油畫《希阿島的屠殺》以3168萬港元成交；陳丹青的油畫《國學研究院》以1200萬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萬元人民幣起拍，經過幾輪叫價，最后以3200萬元賣出。而在4年前的中國嘉德拍賣會上，《牧羊人》僅以187萬元成交。漲的不光是岳敏君、陳丹青。還有蔡國強、劉小東、楊少斌等當代術家，他們的畫在市場上的價格越來越高。

全球著名的美術基金負責人、佳士得拍賣公司的原首席執行官菲利蒲·霍夫曼 (Philip Hoffman)說，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你眼光足夠好，你買的一幅畫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另一位美國曼哈頓的藝術品收藏家Sue Stoffel則說自己的藏品價格已上漲了100倍，而她還認為“上漲才剛剛開始”。

藝術家艾未未說，從2007年的交易額數字看，從2000年前后至今，海內外對于中國藝術品市場價值的整體評估，大約上升了100倍；兩三年前，中國還只有幾個標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關注，而今已經可以用“遍地開花”來形容。中國與國外藝術家之間各種形式的接觸與交流，更是空前的活躍。

世界各國最重要的美術館都在向中國當代藝術家們發出展覽邀請，美術界最重要的評論家都在評論他們的作品。這一幕，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電影和90年代末的中國文學同樣看到過：電影是張藝謀、陳凱歌、姜文，文學的高行健、哈金、莫言。美術領域里的“中國世紀”真的來了嗎？南方周末就此專訪陳丹青。

以前有泥有沙不給下，現在“俱下”

南方周末：你現在的畫價那么高，是不是很高興？

陳丹青：我不知道臉上應該什么表情。高興的是賣出買進的人。拍賣是商界的事啊，媒體應該采訪買家賣家才對。

藝術家清貧時沒人過問，得了點錢，就會被關注。市場上的畫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張小剛、岳敏君的畫，十年前可能幾千幾萬塊，今天它變成幾百萬上千萬。你從網絡上統計畫家掙了多少錢，其實這跟藝術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藝術家的經濟狀況確實好多了。我不會擺闊，也不想裝窮，十多年前人家問我有錢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說是想買歐洲古董鏡框，如今我總算有了幾個，還有幾件十七八世紀的歐洲木雕。瞧這些玩意兒在燈光下發閃，我當然高興，哪天湊多了很愿意弄個小展覽給大家看看，幾百年前無名工匠的手藝多好啊，我下輩子也弄不了這么好……你看，近幾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場沒斷過我的畫，有流拍的，有賣掉的，有別人轉手的，也有早先隨手送人現在拿出來拍的。這很正常，這就是市場，市場的事情應該問市場家，不是問藝術家。

南方周末：市場對你個人創作有負面作用嗎？

陳丹青：負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畫畫了吧，但我不畫畫全是你們媒體給鬧的。我該趕緊放棄寫作，多畫畫，多掙錢，可近年畫價高上去，我卻一天到晚在寫作。我老是在干些沒用的事情。

市場是有規定性的。你看張曉剛、方力鈞他們近年都在畫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場，但市面上都是他們過去的“標志性”作品。我當時不肯再畫西藏也是同樣道理，寧可到馬路上去畫像，我把所有西藏資料鎖起來，再也不畫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畫廊。這種事要下決心的。我總是逃開某種狀況，說得好聽點，就是人得自由。

南方周末：目前藝術品市場是不是過熱了？

陳丹青：不是熱不熱的問題，是中國真有那么多資金，你怎么辦？總得讓錢流動。至于許多商業花招，始作俑者是美國人。1980年代，在世的藝術家，也就是說，活人的作品開始進入拍賣場，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時出現變化，大企業、金融界、各種新型富商進入拍賣，發生炒作現象。中國一上來就學到這些新的游戲規則，而且立刻跟國情交融。所有生意場上的貓膩，拍賣中自然也會有，只是拍賣這一行比較聳動，有新聞效應，外界老拿拍賣說事兒，好像別的生意都干凈極了。其實國內拍賣行大致是規矩的，你玩錢，錢不能亂玩的，改革開放那么多弊端，經濟這一塊比較不能失控，就因為失控不起。有錢人在學著怎樣花錢，學習是要付代價的。

南方周末：如今的藝術市場泥沙俱下，究竟什么是好東西，什么是不好的，還是需要個判斷吧？

陳丹青：情況是空前混亂，但從前有泥有沙不給下，現在“俱下”，總比淤在那里好吧。不然怎樣沙里淘金？我不操心這些事。這么大國家，這么龐大的現代化轉型，重要的是讓一切轉動起來，讓事情發生。再說一遍：拍賣是生意，不是藝術，目前藝術界的價值判斷尚且莫衷一是，怎可能要求生意場給出藝術標準。

還得亂很長時間，難的是泥沙如何退場，非常非常難。

回到你的問題：這些拍賣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第一流？我關心的不是這些。價位高低，是在種種標準中又添了一項，大家急了，怕價錢說了算。文化藝術的事，按理說應該時間說了算，時間還早，中國發生拍賣才不到20年，西方拍賣史兩百多年。我在乎中國藝術是否出現真正自由的“個人”：完全自由地表達，完全獨立。有嗎？比過去好多了，但徹底的自由，我暫時沒看到。所以我一再借用畢加索的話：“一旦藝術得到認可，它就不值一錢。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會得到承認的。”這是高度自由的立場。畢加索那么自由，仍然堅持這個立場，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自由沒有止境，自由是不停的追求。

亞洲文化是“盜版文化”

南方周末：“中國世紀”是不是真的來了？像蔡國強、方力鈞、徐冰、岳敏君、楊少斌在中西方通吃。

陳丹青：“中國世紀”是極度夸張的詞，意味著一百年！這種說法部分是幻覺，部分是真實，不論如何，中國藝術終于擺脫隔絕狀態。這幾位藝術家的國際聲譽是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中國人，而是，譬如泰國人、玻利維亞人、埃塞俄比亞人……情況會兩樣。這不是藝術家的命運，而是國家的命運。國家暴發了，幸運忽然降臨，所有人拼命擺脫屈辱落后的記憶，趕緊抓住幸運，并在詞語上夸張它。

還有個現象，很簡單，為什么中國當代藝術起來這么快？這么活潑？因為我們大大省略了創造過程。

西方藝術一路到今天，好苦啊。我跟你說，從印象派苦斗到現代主義，多少艱難，然后達達啊、抽象啊、極簡啊、普普啊，一仗接一仗，像破繭那樣，一代一代人好不容易弄出新觀念，新技術系統，新理論……我們不必，我們分享現成觀念，就像人家飛機呀、電腦呀，都發明了，你只管學會怎么使就行。你會說，科學不是藝術，是的，可是道理一樣。你想想，塞尚、凡·高，到死都沒人理，杜尚在1910年左右的念頭，西方精英差不多要到他晚年才理解，今天還在追認那些理解。我們這里你鬧個裝置、實驗，遠遠的背景是：世界上有人弄過這個，早已寫進書里去了，進博物館了，你土鱉，你不理，國外會有人理。他不會體驗塞尚、杜尚那代人絕對的超前和孤立，他只要膽子夠大，當然，得念過幾本相關的書，大約熟悉現代主義文化背景。那種漫長的、遞進的原創過程、掙扎過程、從無到有的過程，都不必體驗，用魯迅的話，就是“拿來”。

亞洲的整體文化被定義為“盜版文化”。中國后來居上，超規模盜版，在所有你想得到的事物上，統統盜版。這時，科學和藝術的真區別出來了：是的，你們先做了裝置，可是我做這件裝置的動機、我的全部感受和心理活動，你西方人沒有，所以這件裝置在表達我，不是表達西方。中國前衛藝術家的種種聰明智慧、種種后發制人的優勢，就是盜版，但我用我的方式盜。這不是創造，而是出人意料的“新意”。這“新意”西方作品沒有，他看不懂，他好奇——這是我們的文化資源，怎么到你那里變成這樣呢？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西方文化對一切未知的事物感興趣。我們誤會西方，以為解釋優勢在他們那里，其實相反，就因為不可解釋，“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他們這才興奮。文化出現“新問題”才會引起他們關注。

南方周末：外國人是不是看不起這種拿來主義？

陳丹青：“盜版”是個貶義詞，用在文化上卻很真實：這一套原來是他們的，我們不吱聲拿來用了，他一愣！但西方人輸出的世界觀是“人類”，他假定這玩意兒是為所有人。你的傳統斷了，你還有新招么？沒有，你就用我的，沒什么看不起看得起，西方要做生意。鴉片戰爭就是要跟你做生意，朝廷動了自尊心，會錯意，于是打，打完了，劃幾個港口，還是做生意。一百多年鬧下來，中國總算過了這一關，來吧來吧！歡迎投資，歡迎合作。這么大領土，這么多人口，誰敢看不起？除非自己看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