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種文化有相同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巴蜀得源頭之清,發而為天籟,故那里的人,散淡而有追求,幽默而不刻薄。下游的吳越,盡得水利,故彼處的蒼生,在謹慎中求優雅,于勤奮中得自適。散淡而又幽默的人,神閑心靜,愛財富更愛安逸的生活。故巴蜀之地,郊野多靈異山水,城市多酒肆茶樓。女孩兒眉眼生動,爺們兒怡然自得。謹慎而又勤勞的人,有意無意,都在培植溫良恭儉的鄉風。故此處,多士大夫,多藝術家。自南宋之后,引領生活潮流者,多半產自吳越。到那里一走,盈耳的吳儂軟語,會讓你想起“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的詩句。
比之巴蜀和吳越,荊楚地方的人,便顯得霸氣有余而矜持不足,亢奮尤多卻敬畏較少。這也是地理使然。長江在上流,不疾不徐,故有詩人吟唱“蜀山水碧蜀山青”。就這七個字,就勾畫出一個天府之國的妙處。在下游,長江也很從容,同彼處的女子一樣,收束感情而不泛濫,故有《春江花月夜》那樣的絕唱。唯獨在中游,長江野性十足,歷史中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之說。雖然李白在這里留下“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豪唱,終究缺了“勝似閑庭信步”的雅致。長江在上游,如少女,一顰一笑楚楚動人;在下游,像少婦,一動一靜顧盼生姿;在中游,長江就像狠婆娘,嗆你、辣你,叫你無法悠閑,也無法優雅。
湖南湖北同屬于中部,又屬于楚文化地區,兩省都是中國的人才高地。出的都是那種經邦濟世、倒海翻江的曠世奇才,都屬于狂人。如明清之際的張居正、曾國藩、黃興、蔡鍔之類。至于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如果缺了兩湖,簡直就沒法寫了。
兩湖人的人才雖有差異,但異少同多,都是亢奮激勵之士。每讀《易經·乾卦》之第一句辭:“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便認為這爻辭作者不是周公,不是孔子,而應該是兩湖人士。自強不息,是楚地人才的最大特點。
但若深加探究,便會發現,楚地的人才,大都誕生在社會的轉型之際,特別是改朝換代的轉折時期。秦之末世,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是楚人;元之末世,最先揭竿而起的陳友諒,是楚人;清之末世,打響推翻專制第一槍的,亦是楚人。楚多才子,但更多的是英雄。那一年,我訪問紅安,應縣長之請,寫了一首詩:“我愛紅安五月花,杜鵑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龍將,盡出尋常百姓家!”雖是反詰,卻道出一個特點:楚之人才,多英雄氣而少書生氣;多草莽氣而少貴族氣。即便是飽讀詩書的大才子,如屈原、米芾、熊十力等,也都狂狷必然由我,俯仰絕不隨人。所以說,唯楚有才,這“才”如何為順世所用,當道者可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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