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在上海“2008上海春季藝術沙龍”上亮相的“亞洲厚音——中國印尼藝術家聯展”。接下來，該展覽還將在印尼、北京等地區城市繼續展出，而在今年下半年則會來到廣州，系列巡展的最后一站。本次展覽匯聚了十位具有實力和充滿活力的中印藝術家的作品，他們在面對西方文化占主導話語權的時代，一致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并試圖將之扭轉。毫無疑問，這就回應了Jim對于亞洲藝術的一次具有縱深性的導語——“帶口音的藝術”。
Jim，這位已是滿頭銀絲的和藹老人，其身份是印尼著名的國際獨立策展人。1948年出生于蘇拉威西島南部城市烏戎潘當的Jim，曾與一群來自日惹和萬隆的藝術家們發起了“印尼新藝術運動”。直至今日，他仍在努力地對印尼藝術進行“再定義”，并將之推廣到世界藝術領域。“CP雙年展”、“雅加達雙年展”、“日惹雙年展”、“峇里雙年展”，還有“錄像藝術節OK.Video”……我們看到了近年的印尼藝術界處在了一個多姿多彩的時期，而Jim正是功不可沒的推廣者之一。
事實印證了Jim對于文化藝術在全球化的問題上所保持的獨立見解。當他立足于亞洲文化圈而提出的：“‘帶口音的藝術’的進步性在于立足本土的文化背景，它給予了一個平等的機會去展示由文化差異所形成的藝術多樣性。”我們則可以理解為，全球話語與本土情境在二元對立的模式形態中，所存在的一個特殊的鮮活的空間維度。這就是他所認為的，藝術方式沒有任何地域的從屬關系，不管是哪里或是某人，個體特征就是表達和理解的最好途徑。“我們不愿向任何人靠攏，那只需要學會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話語經驗。”顯然，Jim所指的“帶口音的藝術”就是一次全球話語與本土情境的有機融合，那是一個全新的歷史角度——全球本土化。
對此，Jim以北京、上海和廣州作為了一個比較的例子。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之所以能擁有如此紅火的當代藝術市場，他認為更多的原因是國外（尤其是西方）因素的高度關注與主動介入，這并不能說明兩地的藝術家在藝術形態上的領先，或是對全球化走向有多少深刻的理解。相反，廣州這一擁有著特殊地域特質的開放城市，它那自由個性和豐富經驗清晰地呈現出了一種獨有的文化特征。也許，這里缺乏系統的推廣，缺乏足夠的關注，但是生活在這里的藝術家卻能獲得一種從自身的生活狀態出發的認知體驗和話語經驗，這有別于“迎合式”的全球話語模式。Jim明確地指出了，“帶口音的藝術”應該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發展趨勢，從這種規律性的現象中可以看到“開放”的行為被非是被動地“接受”。所以，當我們喊著“全球化”的口號時，可不是意味著“去本土化”，而是要更加肯定和展現自我的發聲，即“口音”。
在“亞洲厚音”這個展覽上，中印兩國的藝術家就在某個程度上呈現出了Jim所描畫的“藍圖”。其中，像ItoJoyoatmojo和喻旭東的作品：前者以傳統的寫實主義來呈現了工藝和概念結合的精神，在照片和畫面中表達著自相矛盾的征狀，那幾近“完美”的畫面甚至會讓人覺得藝術家并沒有真正地去畫畫，而是通過電腦技術和平版印刷術來對“畫畫”進行了一次分析性的繪制；后者則在畫面中表現了一個關于肉體的論題，與ItoJoyoatmojo的機械化和數據化不同，喻旭東毫不掩飾地通過了感觀的放射式反應，隨性地在畫布上留下了一道道心路的痕跡，似乎在挑戰著觀者的底線。除此之外，KetutSusena、Entang Wiharso、Hanafi、李偉廣、張近慧、魏克健和張間生等參展藝術家的作品中也找到類似的一種敘事方式，而他們的共性正是充分地體現各自的個體體驗——“帶口音的藝術”。用Jim的話來說，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藝術家更應該去展示屬于自己的真實的“個人語言”，而不是去追求陌生的所謂的全球話語權力。他還以全球通行的語言方式——英語打比方，盡管它幾乎覆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但并不意味著它是一種標準化設置，不同語言體系的國家與地區賦予了它新的“生命”，哪怕是在英國本土上，同樣也存在著口音的差異。過分地追求統一只會進入一個誤區，而實際上“溝通”的完成就已經是最好的標準了，除此以外，所有的差異都是必然存在的一種鮮活的體現。
記得英國學者約翰·湯林森曾對于文化認同和民族與地域之間的差異作出了這樣一個論述：“大多數民族國家根本沒有同質的文化實體，非但如此，積極而活躍的抗爭與競技此起彼伏的情況，方才是當代政治與文化生活的顯著特征。”這也說明了Jim所提出的“帶口音的藝術”，是不可回避的一次地區性藝術形態的發展趨勢，也是在整個社科人文就全球化大背景下身份危機、文化危機逐漸顯露的今天，一次不可多得的意識發聲。藝術是感性的，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對于“帶口音的藝術”能否如期地打破模具化的文化傳播，能否給我們重新注入一針充滿生機的“強心劑”，唯有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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