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塑造中國人臉的藝術作品，總繞不過1980年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上羅中立的那張《父親》，這張作品代表了美術界對于中國人“臉”的觀念的巨大轉變，真實描繪了一個農民“臉”的形象，這也正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農民的“臉”。它以風格明顯的照相寫實主義手法，打破了建國后普遍存在的“紅、光、亮”的藝術表現形式，而給中國當代油畫的發展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創作理念。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今天，這張作品一直有著廣大的群眾認可度，以至于中國美術館每次展出這張羅中立原作，都會吸引很多專程慕名而來的觀眾。

　　從“文革”時期的“紅、光、亮”到羅中立為代表的照相寫實主義，中國當代藝術經歷了由絕對美化向還原真實的轉變。以《父親》為代表的一批作品，其主要的藝術探索集中在形式語言上。這些作品在創作上的突破和另辟蹊徑，深深影響了很多藝術后來人，新的藝術形式、新的繪畫語言，也漸成為藝術家創作中極盡所能追求的東西。

　　從最近二十多年的藝術發展中可以看出，這一元素，不僅出現在了與羅中立同時代的很多藝術家的作品中，之后，當代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中，也將“臉”這一形象做了無限量的擴大。應該說，在一些早期藝術家的作品中，對“臉”的塑造，多源自藝術家內心既有的狀態。而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品價值的不斷攀升，對于藝術形式的追求更多地走向了越來越尷尬的境地，甚至發展到扭曲、丑化等形式，反映了當下中國當代藝術的一種存在現狀。今天，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離最初純凈的新手法、新理念探索已經漸行漸遠。

　　思索這一情況，令人焦慮的問題是那些正在院校學習和畢業不久的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心態。年輕藝術家缺少對作品價值的正確判定，往往會受到前輩藝術家的影響，這也就是當代藝術中不斷出現“跟風”現象的原因。試想，如果老師所言傳身教的東西就是這一類的東西，學生在日后的藝術創作中，很難避免不會有老師的影子。雖然我們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中，也有一批創作媚俗作品的個體存在，但在我對一些從事美術創作的朋友的了解中，當代藝術中存在的一些極端化問題，也是他們在日常創作中竭力要擺脫和避免的問題。筆者所采訪了解的幾位朋友中，對于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另類藝術作品，他們也持不理解的態度，諸如“這不就是誰誰誰畫過的嘛”、“這樣的東西真的好嗎”等話，持這種觀點的人并不少見。

　　而就在前幾天，一位同學寄給我了一本畫冊，內容是他新近創作的一批油畫。這本畫冊中，幾乎所有的作品都體現了時下最為人關注的“亮點”，比如奧運題材、卡通人物等等。我也就這一情況詢問了幾位同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大家的答案出乎意料的統一：XX現在畫得太俗了，遠沒有他沒簽畫廊前的作品好。從拿到畫冊開始，我也一直思索這位朋友簽約的畫廊是否是國外畫廊，后來通過朋友的告知也肯定了我的猜測，確實是一家在北京的國外畫廊。所以，通過這位朋友的問題也可以看出，在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中，需要重新審視的一個問題是西方策展人與西化了的中國策展人對作品價值的認定。西方策展人索要的是滿足他們想象的圖像和題材的中國信息，在他們的意識形態判定中，只有這樣的信息才能表達中國社會的本質和民族本性，比如當下的都市題材和之前的“文革”題材，都是西方策展人所喜歡的藝術形式。在這一風向標的引導下，近年來中國本土策展人的口味越來越傾向于西方人的癖好。似乎與西方認定的類似的藝術形式就是深刻的、先進的，才是國際化的，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藝術判定。同時，由于中國當代藝術最初的買家，以及具備大型購買力的買家多數為西方人，也造成了展覽體制中摻雜著由西方趣味左右下的大量利益趨勢。而藝術家個人在創作中受到的策展人或畫廊的錯誤引導，逐漸變得沒有文化立場，從最初的“失聲”漸漸走向了“失身”。在這樣惡性循環的情況下，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和中國當代藝術一起，落入了西方后殖民文化策略中，迷失了自我，忘卻了反思。

　　中國當代藝術所遭遇的問題，并不僅僅是作品中存在丑化中國人的形象、迎合西方社會趣味這一表象性的問題，如何在西方化了的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創造反映健康向上、樂觀的精神，體現我們泱泱大國的“東方精神”，且具備國際共融性的藝術作品，才是需要深度挖掘的問題，才是當代中國藝術發展的未來方向。因而，打造屬于中國自身的當代藝術，不但要抨擊丑化中國人形象，還要站在文化戰略、文化發展的高度，從藝術評選、制度等方面，引導正確方向，打造健康、向上的藝術風格、藝術形象，從根本上扭轉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