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浮世繪”，人們大多知道這是日本的繪畫，或者將其理解為美人畫，至于更具體的細節(jié)幾乎不甚了了。即使在中國美術理論界，對浮世繪的研究和介紹也還很膚淺。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潘力博士的著作《浮世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為我們打開了通往這一領域的大門。潘力沒有將該書寫成一部枯燥的浮世繪史，而是以全方位的視角，從日本原始文明對文化形態(tài)影響的精辟分析入手，以日本美術和文化流變?yōu)楸尘埃瑥母∈览L的歷史發(fā)展切入，將浮世繪歸納為美人畫、役者繪、風景花鳥畫三大題材，并以江戶時代獨特的日本民俗為舞臺，細致入微地描述了浮世繪的文化根源、初期始創(chuàng)、技法演變、文化內涵和樣式特征，及其對歐洲現代美術的影響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同時，日本的整體文化景觀也被納入作者視野，從富士山、櫻花到飲食料理，從榻榻米、茶道到民俗節(jié)慶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生動的介紹。全書約三十萬字，文字流暢，條理清晰，六百余幅精美圖片，彩色印刷。不僅具有嚴謹的學術性，也具有清新的可讀性，是一部既可為普通讀者休閑翻閱，又可為專業(yè)學者提供學術資訊的不可多得的好書。此外，我國著名書籍設計藝術家呂敬人教授為該書所作的精美裝幀，可謂錦上添花。

　　《浮世繪》的一大特點在于，不是平鋪直敘地羅列浮世繪的歷史和作品，而是采用以點帶面的手法，在準確介紹浮世繪的題材樣式和發(fā)展流變的同時，潘力將筆墨集中在鈴木春信、喜多川歌　、東洲齋寫樂、葛飾北齋、歌川廣重這五位最具代表性的畫師身世及其主要作品的研究分析上，使讀者在整體了解浮世繪基本面貌的同時，能夠通過對具體畫師的詳細介紹把握重點內容，線索清晰，要領得當，顯示出潘力對日本美術和浮世繪研究的堅實基礎和著述能力。“《凱風快晴》不僅是葛飾北齋、也是日本浮世繪版畫的典型代表。每年夏秋兩季的清晨，由于光照與空氣的作用，富士山通體紅遍的景象偶有出現，蔚為壯觀。以至于日本學者感嘆：‘‘富士山是一個活體生命，每天都向我們展現不同的姿態(tài)‘‘。葛飾北齋想必深諳其魅力所在，外光表現和主觀意境的處理猶為醒人耳目，版畫的線條和色塊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理解和生動運用。極具張力的兩道弧線概括出富士山的雄偉姿態(tài)，山腳下蔥蘢的墨綠森林、如火焰般升騰的顛峰和橘紅色的山體在湛藍天際的映襯下愈顯奪目，變化有致的云層將背景推向無限深遠，也使趨于平面裝飾的畫面透露出空間的生動。此作堪稱葛飾北齋以非凡的白描和構成能力、以經典手法表現的經典風景，簡潔的色形組合已然成為日本美術的標志性符號”(《浮世繪》第192頁)。準確而生動的描述體現出作者良好的文字修養(yǎng)和專業(yè)水準。

　　從整體結構上看，潘力的《浮世繪》具有三方面鮮明特點，其一，他將浮世繪的緣起與發(fā)展置于日本美術的歷史格局中考察和論述，資料全面而豐富：“綜觀日本美術發(fā)展史，以‘‘漢畫‘‘為基礎的樣式與表現日本本土自然情趣的樣式作為兩股大的主流幾乎同時存在，這種現象一直延續(xù)到近代。琳派作為后者的代表幾乎與浮世繪版畫同時活躍在江戶時期，其細膩的風格與優(yōu)雅的情趣無疑為浮世繪畫師們提供了精彩的樣板。來自《源氏物語繪卷》的經典樣式通過l屋宗達與尾形光琳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又傳遞到了浮世繪畫師們的筆下”(《浮世繪》第48頁)。其二，深入發(fā)掘了在浮世繪形成過程中，中國，歐洲和日本本土傳統(tǒng)之間的交互作用，角度把握精準，頗有獨到之處：“日本藝術中的民族文化因素以及古代之于中國、近代之于西方的交流，始終像兩股交織在一起的繩子，共同編織出今天的日本美術樣式”(《浮世繪》第320頁)。其三，將浮世繪對西方美術、尤其是印象派的影響作為研究的重要維度，以兩個章節(jié)的篇幅分別論述了“席卷歐洲的日本主義”和“浮世繪對印象派的影響”，在選題設計上具有相當新意，在著述內容上基于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為讀者提供了大量新的訊息和新的思考。潘力寫道：浮世繪“單純平展的色彩、細膩流暢的線條、簡潔明朗的形象，與自古希臘以來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西方美術樣式形成了鮮明對照，東方式的感性體驗為反對學院派的藝術家們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現實樣板，由此催生的世界范圍的現代藝術運動從整體上表現出明顯的東方印跡”(《浮世繪》第258頁)。

　　縱觀上述三點，使得該書在“影響研究”方面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價值。此外，該書最后部分的“結語”頗為精彩，潘力在全面研究和論述了日本美術和浮世繪之后，將中國繪畫的發(fā)展納入思考之中，通過對中國、日本和歐洲美術的比較，對中國繪畫的當代困境做出了客觀的分析，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并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繪畫的現代轉型是文化創(chuàng)造的重構過程，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繪畫的內在關系，將有助于辯證地認識傳統(tǒng)與現代，有助于尋找中國傳統(tǒng)藝術在現代進程中的生長點，激活在深厚強大的中國傳統(tǒng)中的現代感悟。以開放的立場，動態(tài)地、現代地理解‘‘傳統(tǒng)‘‘與‘‘民族‘‘的深厚內涵，而不是作繭自縛，從而致力于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內在精神的現代轉化，這才是中國繪畫進一步發(fā)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們在研究和思考日本美術的歷史與現狀之后所應得到的啟示和結論”(《浮世繪》第325頁)。全書的最后這段話予人相當深刻的印象，清晰表明了潘力寫作《浮世繪》的深層動因和理想取向，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我們雖然常以“一衣帶水”來形容中國與日本之間地理位置及文化關系的密切，但是我們對這個近鄰的研究與了解卻遠遠不及他們對我們的研究與了解，甚至于簡單地認為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派生樣式或次文化、日本并沒有多少屬于自己的文化或藝術獨特性。其實，事實遠非如此。潘力的《浮世繪》為我們指出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它總是與繼承性與延續(xù)性相輔相成，不斷以動態(tài)的眼光重新審視本民族的文化遺產，既打破傳統(tǒng)文化的束縛，又維系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這是日本文化得以發(fā)展的基本成因。

　　浮世繪版畫作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術種類的出現不僅是日本美術自身發(fā)展的必然，也是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結果。從狹義上說，浮世繪由日本傳統(tǒng)的大和繪及風俗畫發(fā)展演變而來;從廣義上說，它又吸收了中國明清版畫手法和西方繪畫的技法。通過浮世繪不僅可以透視日本美術與中國以及西方的交流，還可以從源頭上厘清日本美術自身演變的脈絡，解析其造型手法中典型的日本樣式，而這些有別于中國美術和其他美術的獨特樣式，充分體現了日本的民族個性和所蘊涵的日本式審美思維。

　　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一直對全球文化產生深重影響，我國的美術理論界也始終將主要力量傾注于對西方美術的研究和介紹，而對東方美術以及亞洲美術的研究和介紹歷來就是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潘力是我國在日本美術研究領域頗有造詣的學者，他精通日語，曾留學于東京藝術大學研究生院，先后在日本生活、工作了五年多，對日本文化有著深入的理解。尤其是他在2005年獲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課題資助，到日本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研究考察，為他寫作《浮世繪》提供了優(yōu)越的條件，豐富的第一手翔實資料成為該書的堅實基礎，身邊的日本學者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持。因此，潘力的《浮世繪》從史實考據到理論研究均彌補了當前國內學界對日本美術和浮世繪研究的不足，大幅超越了我國對日本美術和文化研究的現有水準，以詳盡的資料和深入的思考為我們生動展現了日本的整體美術景觀，是近年來我國學者研究介紹外國美術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