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1989年作《向樹走去》 98×117厘米 成交價：RMB 2,310,000)

盡管四川并不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新潮美術運動”的中心，但四川的藝術家同樣體現出了強烈的現代意識，探索出新的表現手法。例如，羅中立雖然一直堅守鄉土，但從《巴山少女》完全可以看到他受到的民間藝術影響；張曉剛的《天上的云》采用了表現主義手法，“血緣”系列直接搬用照片，借鑒了后現代的波普藝術方式；何多苓以超現實主義的傾向，表達社會急劇變化中的生存焦慮；程叢林的《鄉村的寧靜》，融進了西班牙畫家埃爾·格列柯的畫法，具有明顯的風格化傾向；葉永青的鄉土題材，運用到了原始主義觀念。不過，這些藝術家的追求，仍然是“現實主義”的責任感和宏大的敘事方式。例如，劉虹的女性主題《自語系列》，是由個人經驗向集體經驗的歸復；周春芽的《綠狗系列》，是通過內心世界的象征，探索人在現代物質社會中的精神失落與孤獨。 　　（三）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的“新傷痕”與“都市人文” 　　成長于“文革”后的“新生代”藝術家，是上世紀90年代后西南藝術家群體的重要成員，其繪畫直接反映著當代藝術的樣式和現實視覺經驗。他們真正地告別鄉土、進入都市題材，尋找到了新的語言形式。 　　遠早于以北京劉小東為代表的“新生代”，年輕藝術家忻海州、郭偉、沈小彤、楊述、陳文波、何森、郭晉等，在“新潮美術”時期便具有了自身的特點。這些追求現代藝術，卻處于相對邊緣狀態的藝術家，與張曉剛、葉永青聚集在一起，形成被王林稱為“新傷痕”的風格。“新傷痕”的現實語境是多元的，他們更多地批判現代化帶來的“異化”和社會普遍價值觀的陷落，更偏重于近距離的個人生存體驗，表達內心的獨白和潛在的“傷痕”意識。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海外藝術市場的成熟，中國社會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全球化”。由此，川美“新生代”放棄了新潮美術的崇高理想主義和文化批判，減弱了私密化的個人生存體驗，開始直面現實，向“都市化”和“都市人文”方向拓展。“新生代”的語言風格逐漸疏離了西方現代藝術，走向圖像化，作品呈現出“陌生”的寫實手法。 　　在1997年左右，大部分四川“新生代”畫家離開重慶，去成都或北京發展，但“對異化現實的關注，對自身情感的表達”，仍然是其內核。隨后，更年輕的藝術家如俸正杰、謝南星、張小濤、曹靜萍、楊冕等的加入，使四川“新生代”群體更為龐大。他們的作品圍繞著“青春的焦慮”和“生存的殘酷”展開，直接針對著當代“都市生活和流行文化對人的異化”問題。他們的創作主題與上一代畫家相似，仍然是人的境遇和生存體驗，并在其中顯露出了揭示問題的前衛性和深度追求。在2000年前后，隨著頻繁地參加國際性展覽，四川“新生代”進入了鼎盛時期，成為中國當代美術不可或缺的群體。 　　至新世紀初，“全球化”和“豐富性”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繪畫的重要部分，西南畫家在不同城市形成了獨特的藝術社區。除重慶的“501”和“坦克庫”、貴州的“城市零件”外，昆明的“創庫”也是藝術家聚會、交流與展示的場所，大量參展者來自全國甚至歐洲。成都的“藍頂”則以周春芽為中心，積聚了楊冕、唐可、趙能智、何多苓、周春芽、郭偉等數十位藝術家。此外，還有集結在北京的西南畫家，包括張曉剛、俸正杰、忻海洲、楊謙、張小濤、趙能智、楊冕等。 　　二、從展場到拍場——“四川畫派”及西南群體的市場進程 　　（一）“廣州雙年展”和“從西南出發展”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藝術界發生的最重要變化，是市場經濟對藝術生態的影響。1988年，許多藝術家參加“西南現代藝術展”的渴望，還只是生發于不甘寂寞的創造精神，盡管他們大多生活拮據，但仍然為藝術而全力以赴。但是，在1990年之后，許多失去理想并失去穩定職業的藝術家所面對的，已經不僅僅是藝術問題，更是自身的生存問題。在市場經濟主導的消費時代，“藝術與市場的關系”逐漸突出。 　　1992年，大多數西南藝術家參加了“廣州油畫雙年展”。這次展覽的規則不同于以往。公司企業的“投資”代替了文化機構的“贊助”，成為操作主體；由批評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代替了以藝術家為主的“評選團”；經濟、社會、學術領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單一的藝術成功。展覽中，西南畫家周春芽、張曉剛、毛旭輝、葉永青、劉虹、沈小彤獲獎，郭偉、忻海洲、趙能智、何森等的作品也非常突出。期間，香港“漢雅軒畫廊”的張頌仁開始與許多大陸畫家接觸，他1993年組織的“后89中國新藝術展”在香港和海外的巡回，讓西南藝術家的作品得以在國際登臺。同年的德國柏林“中國前衛藝術展”、澳大利亞悉尼“毛走向波普展”、意大利“第45屆國際威尼斯雙年展”，以及1994年的巴西“第22屆圣保羅國際雙年展”中，不少參展藝術家均來自西南。此后，具有敏銳性和先鋒性的西南藝術家，所具有的國際影響力和市場影響力都逐漸壯大。 　　在市場意識對舊有藝術評判模式的沖擊下，藝術家很快從狹小的空間中掙脫出來。許多畫家繼羅中立之后，創作的農民題材和農村風情，成為港臺及東南亞畫商的訂貨樣式。“風情鄉土”油畫在國際領域與“政治波普”和“城市潑皮”一道，組成了90年代以后中國當代美術商品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