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與席勒

    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貧困，近年來已成文學界和廣大讀者備感焦慮的問題。何以如此？如何破局？本刊曾經、并會繼續發表不同角度的探討文章——不但著眼當下，而且上溯歷史；不但聚焦中國，而且借鏡世界，以期為審視當下文學境遇提供更為豐富的參照。本期刊出德語文學學者葉雋先生的文章，即以重溫歌德一代的詩人理想，來揭示當下藝術家幾已失落的精神品性。所指看似遙遠，實則近在眼前。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景觀里，“底層寫作”的出現，應當視作一種有益的現象。無論是1990年代以何申、談歌、關仁山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沖擊波”，還是劉醒龍的平民寫作，乃至新世紀以來以曹征路、羅偉章等為代表的對“底層”的發掘，從《那兒》到《霓虹》，都相當深刻和具有震撼力。但當有新意的發掘變成一種“跟風”行為時，就值得深入拷問了。當下各大文學刊物幾乎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底層”，重回“現實主義”，似乎其意味并不僅在“文學”。同樣一種行為方式，可就是會有“西子捧心”與“東施效顰”之別。當年《少年維特之煩惱》如何風行歐陸，但留在文學史上的維特型小說又有幾部？這種現象的產生，當然背后有廣義上的“功利思維”的驅動力。在當代，放在藝術家面前的現實問題或許是：成名成家與藝術創造之間究竟是否存在深刻的矛盾？

    何謂“藝術家”？

    綜觀世界文學史上的那些大師巨子們，恐怕很少有未經憂患而能“鯉魚跳龍門”者。歌德應算是物質境遇最好者之一了，可是他那種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之苦，對藝術追問不休的內心流亡，非知音者難得高山流水之解。這樣的精神苦痛與自覺放逐，當代的作家恐怕比較少有。至少，浮在水面的作家作品，未能予我們這樣的感受。我們想觸碰的，是作品背后藝術家(詩人)的博大悲憫之心靈。然而，我們逡巡似不可得。

    藝術家(Künstler)是什么呢？在漢語語境里，這不是一個能令人肅然起敬的概念，然而，這卻是精神創造者的崇高稱謂。正如席勒所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既擺脫了那種樂于在轉瞬即逝的瞬間留下自己痕跡的虛夸的‘經營’，也擺脫了那種急不可待地要把絕對的尺度運用到貧乏的時代產物上面的熱狂，他把現實的領域交給以此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從可能與必然的聯系中創造理想。他的這種理想，是用‘幻覺’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像力的游戲和他事業的嚴肅鑄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畫出來的，并且不聲不響地把它投入到無限的時間之中。”看他的描述，仿佛是在一種真空狀態下的純粹詩人理想；可事實上，席勒那代人已遭遇到現代性的挑戰，已開始了與文化商品市場(如出版商)博弈與掙扎的歷程；就席勒自身來說，雖艱難貧苦度日，卻始終不曾為了迎合市場而從根本上放棄自己的藝術選擇方向。

    在我看來，藝術家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層層遞進”含義：一是技巧層面，他應當有在藝術性行業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可如果他只能停留在以藝謀生(包括各種功利的路徑)層面，就只能是初級階段——我們將其稱作“藝術匠”；二是思想層面，這類人物已經開始超出最初的謀生及單純的功利層面，他們希望自己的一技之長還能夠有思想的提升和藝術的磨礪，并且進行了可能的實踐，這種人可以稱作“藝術人”；三是理想層面，這類人物能夠盡最大的努力超脫現實場域的各種力量的限制、人性本能對自身的功利挑戰，視藝術的創作為自己人生的使命，將藝術的獨立價值看作最高標準，絕不因生命史的苦難而更節易志，創造出具有崇高價值的藝術作品。這是“藝術家”。

    時代誘惑與藝術理想

    市場萬能的時代，藝術匠當然也就比比皆是。然而，藝術人的出現，至少可給我們以希望，他們畢竟意識到作為匠人的局限，在擺脫生存條件限制后有更高的追求；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尋找藝術家！

    雖然在市場功利的大時代下，文化生產幾乎已是注定的宿命，然而文化生產只是知識人在市場中生活的無奈方式，它卻絕對無法替代個體偉大心靈的“藝術創造”。費希特要求真正的藝術家不但能夠“謹防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或追逐眼前榮譽的欲望”而表現出對自己時代已經敗壞的趣味的討好，更希望藝術家“要努力表現那個飄浮在你心靈面前的理想”，他認為藝術家應該有一種“職業的神圣性”并且能以此來激勵自己、承擔自己的藝術責任。在那個他稱之為“罪惡完成的年代”里，他仍堅信藝術家的可能，充分表現出對啟蒙理想的堅守。我們身處的，是怎樣的時代呢？在我們這個時代里，藝術家是可能的嗎？

    席勒對藝術家的精神力是自信的：“(藝術家)蔑視時代的判斷。他是向上仰望他的尊嚴和法則，而不是向下瞧著幸福和需要。”這讓人想起康德的那句箴言：“天上是凜冽的星辰，心中是道德的準則！”

    然而，藝術家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擺脫不了他的生物屬性與社會屬性。然而，基本物質生存、小康物質保障與無窮物質欲望畢竟是截然不同的尺度。區分這個維度，對于藝術家來說并非無關緊要。相對以前時代的物質窘困乃至精神束縛而言，現時代的多數人還是可以衣食無憂乃至溫飽不愁。在這樣的現實面前，能否創造出無愧于時代與自我的藝術品，更多地應當反求諸己。

    藝術家和思想家需彼此互動

    難尋真正的藝術家，不僅是中國的問題，或許也是全球化語境中全世界面臨的“待解之題”。不能完全責怪我們的作家、批評家的相對缺位，它恐怕是這個時代的宿命。其實批評家也是一種創造的詩人。看看詩星燦爛的德國古典時代，它的批評一翼就幾乎支起了半邊天——且不說詩人群體自身卓越的批評才華，就是赫爾德、施萊格爾兄弟、諾瓦利斯、格林兄弟、米勒……已足以讓人感到“星光閃爍”，還有它的濃重哲學底色：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哈曼、謝林、施萊爾馬赫……他們對德國詩學的貢獻一點都不遜色。

    在歌德看來：“當藝術家朝氣蓬勃，興高采烈地工作的時候，他就顯示了他的生活的價值，顯示了尊嚴或者優美，也許還顯示了先天賦予他的優美的尊嚴。”這種尊嚴或優美，我們的藝術家可曾擁有？“藝術家必須從內心出發工作，因為藝術家盡管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但展現出來的永遠總是他的個性。”這樣的藝術創造個性，我們的藝術家可曾向往？

    現在，對于一個夢想崛起的大國而言，在高端藝術/思想層面開展競賽，乃是理所當然之事。就此而言，藝術家與學者、思想家所面臨的問題都差不多，故此，大家互相關注、彼此互動，實乃題中應有之義。因為，能否做到是一回事，有沒有樹立坐標又是一回事。

    在席勒看來，“創造出自創造，/和諧生自和諧。”這樣一種“以創造為天職”的堅守，不僅是席勒的生命苦難史所證明了的，而且也給后世以一種期待。而“創造天才兮振翅當高飛，/云天高兮再舉翼，/再舉翼兮永攀高”的自白，則更充分表現出一個藝術家對自身藝術使命與生命史歷程融合的自覺認知。

    既要走向社會(譬如所謂底層)，也要守住書齋(對純藝術的追索)，確定自己的藝術使命，在世界文明史與藝術史的脈絡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設置自己可能達到的高度，這不但是中國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同時恐怕也是全球化時代世界作家面臨的共同挑戰。在歷史的脈絡中，我們能看到藝術家的蹤影；在對歌德一代藝術家理想的重溫中，我們感受到藝術家的偉大魅力。那就讓我們有理由期待，我們這個時代，或許也可以出現讓后世重溫與追念的理想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