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潛水鐘與蝴蝶》而呼聲很高的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Schnabel)雖然最終與奧斯卡擦肩而過，但他作為導演的成就有目共睹。不過對這位成名已久的“新表現主義”運動代表人物來說，繪畫才是他真正認定的“終身職業”。對于復雜的、不停變化的形式和材料的探索，讓他20年來始終站在當代藝術的潮頭。

　　“朱利安終于沒穿睡衣出來。”看到朱利安·施納貝爾一襲黑色禮服，整潔隆重地出現在今年奧斯卡的紅地毯上時，美國人甚至有些失望。因為在此之前，人們預測獎項之余，還熱衷于猜測朱利安·施納貝爾是否會穿睡衣出席典禮。

　　自1979年在紐約著名畫廊MaryBoone的那場讓他聲名鵲起的個人畫展起，到80年代中期，施納貝爾已然成為“新表現主義”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時至今日，他的作品被紐約、倫敦、巴黎和洛杉磯等地的各大美術館收藏，儼然美國藝術界風頭最勁的人物。

　　1996年，施納貝爾成了導演，拍攝了講述美國街頭畫家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Basquiat)成名經歷的影片《輕狂歲月》(Basquiat)，影片獲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提名。2000年，施納貝爾將古巴著名作家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Arenas)的人生歷程拍成電影《夜幕降臨前》(BeforeNightFalls)，該片不僅獲得獨立精神獎提名，還在威尼斯電影節上被授予評審團特別大獎。2007年，貝爾又根據前《ELLE》雜志主編、讓-多米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Bauby)的生平改編拍攝了《潛水鐘與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theButterfly)，電影在第6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導演獎，并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和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盡管屢次宣稱“我是一個畫家”，但這位愛穿睡衣的藝術家涉獵領域之廣，還是讓人驚訝不已。他是畫家、雕塑家、導演、室內裝潢師、家具設計師……他的充沛精力讓認識他的人都驚訝不已。就在他在法國拍攝《潛水鐘與蝴蝶》的兩年間，他還通過電話和網絡的方式，“遙控”了遠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的裝修。新裝修好的公寓被命名為“帕拉佐·楚皮”，取自施納貝爾西班牙裔妻子的昵稱。這棟紅色的公寓剛一修繕完畢，就成了紐約一大景觀，經過的人都不禁駐足觀看。

　　不僅如此，他還在多個國家辦了個展，其中包括中國的上海和北京。

　　B=《外灘畫報》

　　S=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

　　找到一個必須被講述的故事，我才拍電影

　　B：你總說自己是一個畫家，但是你卻拍起了電影。電影和繪畫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S：像你看到的那樣，我在藝術的表達中非常多變。包括繪畫、雕塑和電影。但是我總是很清楚地確信，我把自己當成一個畫家。我所有的藝術表達，都源于我是一個畫家這樣一個事實。

　　我開始做電影，是因為最初，有人有興趣拍一部關于巴斯奎特的電影，于是他們找到我，讓我提供一些意見，因為我跟巴斯奎特是好朋友。之后我發現，人們不知道，或者不能理解真實的巴斯奎特是怎樣的，而我覺得，對一部電影來說，精確地表現出這個藝術家真實的模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決定自己來做這件事。

　　無論如何，我都首先是一個畫家。一有靈感我就畫畫，但是只有當我找到了一個必須被講述的故事，并且我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講述時，我才拍電影。

　　B：你想在電影里表達什么?

　　S：我的電影都是有關生活的，關于真實的人和他們的死亡。《輕狂歲月》是關于一個藝術家短暫的一生;《夜幕降臨前》是關于一個人的生活，同時，透過這個人可以看到古巴革命的一些事情;在《潛水鐘與蝴蝶》里，博比的疾病讓他有機會能真正地去看這個世界。

　　B：你的畫里，死亡是常見的主題，你的電影更是如此。

　　S：是的，這跟我的生活經歷有關。生活中的一些時間點—比如我父親的死，比如我一些好友的離世—都對我有影響。

　　B：這也是為什么你會去拍《潛水鐘與蝴蝶》?

　　S：朋友和父親的死對我來說是巨大的影響，但是選擇拍這部電影，是因為我有一種欲望，一種想要去講述生活中需要被講述的故事的欲望。我想把這個故事帶給更多的觀眾。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B：你在成名前開過出租車、當過廚師，很久之后，當有人問起你，你說覺得自己很幸運，不用再以做飯為生。

　　S：我的創作都是由生存和經驗組成的。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帶著這些東西，然后來解釋自己的人生意義。我們中的有些人，滿足于過生活，但還有些人，希望探求和解釋這些意義，以及這些意義背后的故事。

　　B：你還記得自己的第一次展覽嗎?對親歷那場展覽的人來說，那是一次難以忘懷的體驗。

　　S：每個藝術家都對第一次公開展覽心存感激，當時是什么狀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畫被展出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隨意創作自己喜歡的藝術，不用管別人怎么想，這種生活真是太奢侈了。

　　B：你的工作室兼住所現在簡直就成了紐約一景。

　　S：我的家就像我的人生，擺著一些我在旅途中看到的或者撿來的東西。我喜歡將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然后創造出一個新的環境。就像我的畫，你不認為是這樣嗎?

　　B：有人說在施納貝爾的人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美麗的、有型的、了不起的(beautiful, stylish,andhuge)，你覺得這話說的怎么樣?

　　S：這是誰說的?我不知道，美(beautiful)的定義人人都有，人人都不同，但我從來不關心Style。至于了不起，人生總是了不起的，而且必須這么來形容它。

　　我的畫沒法被某一種特定的風格定義

　　B：上世紀80年代，一股批判現代主義的熱潮盛行，你恰恰在那個時期成名。你對現代主義藝術怎么看?

　　S：我從來沒有將自己的作品視為對現代主義的批評。實際上，我進入藝術世界的時候，現代主義還存在，而我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并作出回應，直到今天，我還在與之對話。

　　我的藝術不會因此被貼上標簽，或者限制于此，我擁抱所有的藝術史，我持著的是一種世界觀、全球觀。所有的圖像，所有的時間和所有過去的藝術標準，都是我對話的一部分。之所以到現在，仍有美術史學家和策展人、藝評人以及收藏家們仍在關注我的畫，正是因為我持有這樣的一種全球視角。從這個角度看，我在我的時代是領先的，并且，我的名聲都來自于此。

　　我不會照著一種方式畫畫，我的藝術就在于那些復雜的、不停變化的形式和材料之中，所以我的畫是沒法被某一種特定的風格定義的。

　　B：你的“盤子繪畫”一問世就被驚為天人，你是怎么開始做這種嘗試的?怎么會想到用碎盤子?

　　S：我一開始用碎盤子是在70年代，當時我正為一些非傳統的材料而著迷。我做過很多嘗試，試下來，盤子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的畫上常出現單詞和短句，這些單詞和短句的背后，有我自己的想法和一些軼事。但是對于想要理解畫作的觀眾來說，這些詞句無關緊要。這些詞句和其他的一些元素一樣，都將成為觀眾對整體環境、形式的體驗。每幅畫背后都有故事，地點、情緒、遇到的人等等，但是最后，對觀眾重要的只是看到這幅畫，以及得到一種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B：你被稱作“新表現主義”的杰出代表，你怎么看“新表現主義”這個詞?

　　S：我的作品沒有“新表現”任何東西。只有那些不懂畫的人，才會亂貼標簽。人們喜歡分類，但這些作品并不向分類妥協，就像我說的，它們是在創造一個新的環境、一個新的機會，讓人們另眼看世界。

　　藝術家必須不停地求變

　　B：有人說你的成功與你能夠利用媒體有很大的關系，你怎么看這種說法?

　　S：我因為做了那些碎盤子的繪畫，在我事業的早期就出了名，很多人對這種早年成名持懷疑態度。我從來不會刻意逢迎什么人，我是我自己的主宰，而且我對此非常堅定。我對公眾發表的任何意見，總是我個人信念的體現，而不是媒體想聽什么，我就說什么。

　　B：你喜歡怎樣的繪畫?你使用不同的材料在畫中，是想表達怎樣的感受?

　　S：在我的畫里，使用一些不是繪畫本有的材料是很重要的。我要的是那些材料與生俱來的特質，它們的紋理、顏色、表面等等。我喜歡看到它們被使用到不同的領域，我也喜歡在自己的畫中將之變形。

　　這些材料怎么跟顏料配合，碎片應該怎樣填補空間，這都是我喜歡研究的事情。看藝術史，看別的藝術家是怎么表現自己的藝術的，并與之對話—對非藝術材料的使用讓我有了做一些新的、出人意料的嘗試的自由。

　　B：你總是變幻風格，就不怕觀眾因為你變得太快，認不出你來，而最后忘記你嗎?

　　S：我的工作是利用我人生中的各種經驗，去探索新的交流方式。一個藝術家，找到了一種“成功的方程式”之后就停滯不前，直到死去，那他的藝術的結果也是一樣的：死亡。任何一個追求藝術的人，他都會找到他想要的意義，這是最重要的點。我們都會死，我們都會被遺忘，但如果我們能給某些人哪怕一分鐘的“神跡”或者說“靈光乍現”，那也不虛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