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農，(1687-1763),著名的“揚州八怪”之一，字壽門、司農,號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揚州；早以詩名，后以字行。一生經歷康、雍、乾三朝，嗜古好學，才華橫溢，雖然詩文、金石、書畫，無所不精，所創漆書在我國書法史上空前絕后，但卻布衣終身，不得不以粥書賣畫為生。金農自號“百二硯田富翁”，一生癡迷藏硯、鉻硯，但傳世硯很少。眼前這方“惜墨”行囊硯從鉻文推斷，應是金農70歲高齡時銘刻的一方掌玩硯，見者無不稱其精美絕倫！
    
    此硯采用端溪水坑子料精刻而成。石色深紫凝重，敲若擊泥，近于無聲；石質細膩純凈，通體無一絲雜質，內含青花、胭脂暈火捺等珍貴石品；以指和水試硯，膩潤滯手，發墨異常，極品端硯品質一覽無余。此硯直徑不到10厘米，大不盈握，猛看上去，就像一只踩扁的紫色柿餅；包漿老熟，墨銹沉穩，顯示為實用傳世硯；風格呈清中早期特征。硯取隨形，堂平池深，周圍刻墈池邊，凹凸有致，豐潤圓活；構思以簡代繁，看似不經意的數刀，便將原本瘦硬的頑石刻成豐韻動人的硯臺，簡約小巧中透出雄渾大氣，非愛硯懂硯的大師而不能為；不少同好贊嘆，此硯就是不看銘文，也一望即知是“文人精品硯”，即使名垂硯史的顧二娘作品也不過如此。
    
    翻硯視之，更大的驚喜還藏在硯背。在硯底隨形覆手內，豎刻有10字行楷銘文，硯名“惜墨”二字稍大，落款“丙子秋曲江外史記”。上網索查，歷史上名號為“曲江外史”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明代被史學家稱為鄭和下西洋“后勤部長”的楊景衡，一個就是清代的大藝術家金農！
    
    究竟是不是他們的遺物？筆者通過長期求證，最后將這方玩硯斷為金農的遺物，有以下幾點理由。一是本硯帶明顯的清代風格，它不可能是明代楊景衡用過的東西。二是硯體與字口包漿老熟一致，用行話說“字口是通的”，無后刻特征。三是歷代仿刻名人硯，無不沖名利為之，所仿名人銘款，多選常用名頭和銘文；此硯落款并不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冬心、壽門、稽留山民和昔耶居士，銘文也不是典籍中的“靠譜”內容，加上我在九華山下一藏友處以低價購得，對方根本不知道“曲江外史”是誰，可見無意張揚和借名謀利。四是硯鉻字體風格與金農書風相符，據專家研究證明，金農晚年書畫落款喜用行楷，“每字起筆多留類似雕版宋體之裝飾銳鋒之角，錯落有致，瘦硬中得其生拙，老辣中透出稚雅”，拿硯銘對照金農的《硯鉻行書冊》和《自書詩冊》果如其然，其中的曲、江、記和秋字的寫法和神韻均與流傳下來的真跡相合。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此硯傳達的多種信息均與金農身世相符?！氨忧铩睘?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秋，當時金農已是70高齡的多病老翁，寓居于揚州的西方寺。他在畫馬記言中寫道，“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今客廣陵，寄食僧廚。寫佛之暇，畫佛為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禛，但愿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前山色耳?！彼凇皬埿⒘購|試闈硯鉻”中進一步表明了心跡，“七十老翁何所求，三上春官名不收，尚夸磨硯絪缊浮，作文辛苦書蠅頭，曲江領宴愿始休?！贝藭r金農貧病交加，已徹底看破紅塵，惜墨向佛之意頓生；我們不難想象，一生引硯為友、為豪的老人，在這種境況中，最想做的事恐怕就是傾其所有心力，精心雕刻一方小硯，借以自娛明志和隨身玩用，正所謂“石不能言最可人！”
    
    1763年9月，77歲的金農徹底告別了心愛的硯臺和書畫，病故于揚州佛舍；因無后人，次年由學生杭世俊、羅聘扶柩歸葬于杭州臨平黃鶴山。那么，金農的這方行囊硯又怎么流傳到了九華山呢？從硯臺備受呵護的體貌來看，筆者認為，此硯長期流落于市場的可能性很小，要么是金農暮年游九華時留下，要么是九華的高僧或文友到西方寺拜訪金農時受贈而帶回，或者是得到他遺贈的學生傳承所致，現均已無從考證；但從金農七十后患軟腳病而不便長途游歷來看，后兩種情況可能性更大；真若如此，他日有人考證出結果，肯定又是一段文壇硯史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