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油畫村位于深圳的二線關外以北深圳龍崗區。龍崗，有可能是全中國生產力最高的地方，據說這里的GDP比西北所有省份的GDP的總額還要高。出關沒多久，大芬村突然出現在緊挨著由八個車道組成的高速公路的左邊。說這里是村實在沒有什么道理，放眼一望，都是成片六七層的小樓，樓里要么是公寓，要么是專門的油畫工作室。傳說中，大芬村曾經是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民風純樸，雞犬相聞。不過，這些早已被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淹沒得了無痕跡。
拓荒者黃江
在大芬村，能看到最有意思的景象是，一個偌大的畫室里，面對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有人負責畫嘴，有人負責畫眼睛，不到二十分種，一幅名畫就以流水線的作業方式下線了。以這種方式畫出一批同樣內容的畫，然后低價銷出，而這樣一幅行畫，在深圳最便宜時也就賣到三五十塊錢。
按照大芬村人的說法，“行畫”的叫法是由“韓畫”演變而來的。油畫最初源自于歐美，但這種批量生產銷售的畫卻誕生在韓國，所以叫“韓畫”，中國人取其諧音就叫“行畫”了。
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韓國，香港也有一些畫師和畫商從事行畫生意，只不過，當時20000元上下的工價在畫商們眼里明顯偏高。也正因此，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他們，于是韓國及香港的畫商們開始在廈門、廣州和深圳開廠授徒，用同樣的工價可以支付大約20名畫師，油畫行畫始在中國興起。
大芬油畫村的第一個拓荒者黃江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在此之前，黃江一直活躍在深圳羅湖區黃貝嶺一帶。當時的黃貝嶺曾是許多香港商人的聚集之地，也有一些人專門從事行畫制作和貿易。隨著深圳市的快速發展，黃貝嶺的租金成本越來越高，出于商人的本能，黃江想到了去租金和雇工成本更為低廉的關外再謀生路。
“油畫是手工藝術，除了畫布、顏料等基本的固定支出之外，人力成本是其中最大的支出，通常占到總成本的2/3。大芬村當時畫工的平均月薪1000多元，出產的油畫價格通常只有其他國家比如韓國的1/3甚至更低。況且當時的大芬村環境恬靜，也非常適合畫工們生活。”黃江說。
當黃江將大芬村生產的油畫一批又一批地發往美國的沃爾瑪時，人們開始慢慢地知道，在大芬村有世界上最便宜的油畫。黃江當年也沒想到做多大，但是生意最多的時候，深圳黃江油畫公司旗下有接近200人的畫工隊伍，他們每個月可以用流水線工作程序制造出近十多萬幅油畫，每一幅的成本能控制在幾十元人民幣。“美國市場零售價100美元的油畫，在大芬村也就是100元人民幣的批發價，而這一幅畫給畫工的工錢是20元，正常情況下，一個畫工一天可以畫20-40幅這樣的畫，熟練工可以達到50幅，大芬村的低成本一定程度上也是靠量大才能達到。”
后起之秀
黃江一直在講“生意”，他的頭腦里沒有那么多類似于畫家的人文思考，大芬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個作坊，這個作坊并不因為“生產藝術”而與別的作坊有什么不同，他與那些畫家們是完全分離的兩個群體。他只是誠實地臨摹，并且給自己的行畫定價很低，正是這種商人品質使他和他的行畫在大芬一起生存了下來。
20年前，黃江初到大芬村時還正當壯年，現在已是60多歲的華發老人。這幾年，他的生意并沒有像他的名聲一樣壯大起來，他連連說，現在生意不好做，并顫巍巍用手指著不遠處的集藝源畫廊說，“那小子是我的徒弟，現在都超過我了!”
集藝源畫廊的老板叫吳瑞球，他跟弟弟吳瑞周原是廣東潮州普通農民家的孩子，90年代初出來闖社會無意碰上了黃江，并有幸成為黃江招收的第一批畫工，也成為了大芬油畫村最早的產業工人。吳瑞球是個聰明的有心人，在跟隨師傅學習畫畫的同時，也學會了師傅接單發貨的經營方式。1992年，不安分的兄弟倆一起出來自立門戶辦起了行畫培訓班和工廠。此后，他招兵買馬，并注資50萬正式成立了集藝源油畫有限公司，經營范圍也由單純的培訓畫工、制作油畫，擴大到銷售、畫框加工廠、物業管理以及連鎖畫廊，到現在為止，集藝源已經是一個年銷售額近2000萬的集團公司。
在吳瑞球的示范效應下，原來在黃江手下的一批弟子，紛紛大膽走出師門自立門戶，形成了大芬油畫村最初的產業雛形，后起之秀林正祿、宦忠平等走去歐洲、美國、中東等地開拓市場，他們的公司每年也都有幾千萬的收入。
夢想與現實
在一個有些凌亂的畫室里，曉光一邊臨摹著《蒙娜麗莎》，一邊計算著今天的畫能夠為自己剛出世的寶寶買多少奶粉。曉光受過初等美術教育，他其實很想畫自己的畫，但他現在必須畫行畫，為他那個小小的家奮斗一個未來。
大芬就是這樣，夢想和現實總是在這里強烈地交織、碰撞。對于那些堅守原創的流浪畫家來說，這里是天堂，也是地獄。村里有一位四川來的畫家很出名，來到大芬后邊開畫廊邊作畫，現在他的一幅佳作能引來無數中外收藏家，賣上幾萬甚至十幾萬元不足為奇。畫家村像他這樣的“大腕”，如今都已在深圳買了房子，同行談起他們無不艷羨異常。但是，絕大多數人沒那么幸運，有的人幾年都不曾賣出一幅作品，只能幾個人擠居在一間小民房里，淪為“藝術乞丐”。這些人后來大多甩掉緊攥了多年的畫筆，到深圳市區做小生意去了。
幾年前，從西北一家藝術院校畢業的李欣懷揣著夢想來到畫商云集的大芬村。她想通過市場來驗證自己的價值，但她的作品并沒有被畫商們認可，反而遭到了他們的竊笑。在連連碰壁和挫折之后，背景離鄉的李欣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遭遇了生計的問題，幾乎是懷著一種悲壯的心情，李欣走進了一家香港人辦的畫坊。很快，她就驚奇地發現，在大芬，再昂貴的美術作品如梵高的名畫《向日葵》，一個熟練畫工一天可以依樣畫葫蘆克隆10件以上，一幅只賣30元左右，而從中隨便拉出一個小青年，都能將達·芬奇名作《蒙娜麗莎》勾勒得像模像樣。
李欣的第一幅行畫是復制梵高的作品，當她拿給畫師看時，畫師卻教她如何將大師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線條、失真的色彩、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使它變得圓潤清晰。這樣一來畫雖顯得更完美，但凝結在梵高生命歷程中的苦難與激情，也全部被刪除了。直到這時，她才真正感覺到行畫的殘酷之處，為了迎合大眾欣賞水平，這種畫雖表象唯美卻融不進真正的藝術。那一刻，她心里漫過一絲隱痛。
并不是每個畫工都能像李欣一樣堅守自己的夢想，許多在大芬的畫工，如今不再有太多的關于自身價值的追問，臨摹再臨摹成了生活的主題。他們將復制、挪用、模擬、碎片、聚合作為創作的方法。一位來自江西的畫工李勝超闖進大芬整整6年，他已經歷了從熱望到失望，從激情到麻木的過程，他感嘆道：“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藝術家的天賦，我承認自己成不了大師，所以前些年攢了些錢開了間畫廊。”眼前西裝革履的他絲豪找不到藝術青年的憤怒和悲情，在我們談話期間，他因為生意的事急匆匆地走了。
大芬的出路
大芬村村口矗立著這樣一幅標語牌——“藝術與市場在這里對接，才華與財富在這里轉換。”這被認為是對“大芬模式”的表達：這是藝術創作基地，也是交易市場。開放的店面像沙龍一樣掛滿油畫，其中一家店里，海灘別墅的客廳里常見的廉價海景畫跟喬治·布什、本·拉登的畫像共處一室;另有店里則全部是被臨摹的文森特·梵高、塔瑪拉·德·朗皮卡等藝術家之手的現代主義標準作品;還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卡通吉祥物“福娃”的小型畫像;以及香港拍賣圖錄里挑選出來的王廣義、岳敏君等中國當代畫家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模仿對象。
周曉鴻是大芬村較早經營畫廊的畫商之一，但是至今畫廊面積還仍然是那么大，因為業務發展的需要，他的畫廊很需要一個展廳來接待外國客戶，但最近大芬村的房租像吃了興奮劑一樣地往上漲，這讓他的經營舉步維艱。
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競爭，大芬名氣的膨脹導致來這里討生意的人越來越多，畫廊之間的價格競爭異常激烈。畫商張景軒的“國衛金寶”藝術品公司前些年專業經營油畫貿易時，也曾將公司做到了幾百萬的規模，近幾年他逐漸淡出了這項業務，“價格壓得太低，已經逼近了商品利潤的底線，”他的公司開始向高端攝影、音樂領域等拓展，他有點擔心和懷疑大芬油畫市場的未來。
作為大芬村中較為成功的畫商之一，林正祿希望大芬村轉型，“由現在的生產車間向交易銷售平臺轉變，讓大芬油畫村轉變成油畫交易的總部。”林理想中的大芬是應該像浙江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一樣的交易中心：廠在全國，畫在大芬。事實上，眼下的林正祿盡管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在大芬村的“占地”卻很少，只有一個專門做展示和交易用的門面，生產車間放在坪山。目前大芬有不少畫商在坪山、布吉等地建立了畫框廠、顏料廠等企業。
大芬油畫所面臨的現狀是，最初即置身產業鏈的低端，價格競爭在所難免，而油畫的消費和更替周期長，國際市場的需求正在減緩，大芬多年來不斷膨脹的產能出現了供大于求。一個有趣的現象開始出現，在某知名大師“原畫”基礎上修改的作品在大芬開始比純粹的模仿畫賣得貴，大芬藝術家具有收藏價值的原創作品也開始慢慢被提升到大芬村價值鏈的最高端。吳瑞球的公司除了有大量畫工外，還簽約了100多名原創畫家，公司有專門的人向外商推薦這些原創作品，而被看中的往往能賣好的價錢。
就在去年底，一座投資上億元的美術館在大芬村中赫然屹立。據稱這是大芬所在的深圳龍崗區政府有意提升油畫產業檔次的一次舉動。龍崗區政府下屬的大芬油畫村管理辦公室主任肖新霞說，從1998年深圳市政府認識到“文化產業”是一個可行的經濟模式以來，區政府就清理了原來大芬村的混亂，并多次組織畫商到中國各地、歐洲、美國參加各種展覽會。近期該機構正籌劃在大芬周邊的布吉鎮建一座商品油畫的產業園，并將村中的油畫作坊都遷去園內，而大芬村未來也許將會成為一個純粹的交易和展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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