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款黃花梨靈芝紋衣架，是明末的精湛之作。它細膩、華麗、堅固又輕盈，全身透著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想象。
    它幾乎是一部夢幻之作、神來之筆，無聲地消解了物的沉重，形式之美占了上風。它既具象又抽象，材質的奢華與形制的唯美有著互不相讓的威儀，在僵持與控制間，使物出落得如驚鴻一瞥，極艷，又極淡定。
    這正如馬友友的大提琴作品，沒有炫技和過分的尖銳，每一個音符都有一份對存在的追求，從發出，到盛開，到消逝，近似生命不能承受這重。它沉甸甸地匯成一首曲子，卻有了飄忽不定的氣質，它的背后，是一份飽滿的力量，沉甸甸地扼制著音符的生滅。
    明朝的嘉靖，社會的富足和蓬勃，卻攜帶著一絲宦官專政的陰影，敏感的文人階層自朱元璋時代造就的意氣風發已消盡了跋扈，此時開始痛定思痛。自1521年到1620年，社會太平，將近100年間，皇位只更迭了三次，盡管三位皇帝在歷史上算不得光宗耀祖，持續的穩定和太平卻為文化藝術的繁榮造就了契機。縱觀這一百多年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文化，似兩條競相奪目的平行線，痛定思痛的文化階層似乎有意地把自己與政權間離開來，才氣投放給了世俗的藝術，頗有些文藝復興的意味。
    明式家具，可謂是明朝的裝置藝術，是明人哲學在器物上的反映。它超越了實用和單純的形器之美，物與形渾然一體，細節的美感和整體的方寸比例，似乎是在放棄之中有所追求。放棄了沉重與大部頭的東西，悄然默化地游移到細節上，用極大的力量雕琢了細節的氣勢。倘若與雕塑相比，羅丹的雕塑是一份混沌的力量，混沌在他的手中真實可摸，也因此感人。明式家具與混沌無關，那是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大氣，于行云流水、天高地遠處，仍能不矜持、不自傲，亦可放下架子。其實至此，架子的放下與不放下已沒有不同，人已隱退，技藝久久地繚繞回旋，無聲勝有聲，喧嘩滅盡，物我達到了兩忘的地步。那是技藝與哲學的合二為一。
    炫技在這里不再是為了炫技，器物在這里也不再是單純的器物，它承載了品位、認知、想像力，甚至哲學。理學大家王陽明的“心即理也”，主張圣人可學而至，“人人致良知”，使明朝的文人茅塞頓開。圣人可至，還有什么不可至，人的主觀超越了物的桎梏，表現在世俗生活中，明式家具的登峰造極之作幾乎可比作唯心理學的器物表現。另一款方形黃花梨品字欄桿架格，通體打洼，踩倭角線，格板三層，上層之下安暗屜，飾浮雕螭紋，不受吊牌拉手所限，花紋生動完整，三面欄桿用橫豎材攢成，變體的品字欞格，最上橫材之間雙套環卡子花，底層之下寬牙條，雕云紋。這款架格輕盈富麗，風貌不凡，是厚積薄發之后的云淡風輕，亦剛正有阿，通透得自成方寸。
    它的輕盈和大氣之美，自持著慣有的節奏，于無聲之處嵌入，從容不迫地自成天地，背后是沉甸甸的物的奢華，卻又能將物的奢華棄之一邊，雕琢心之所物。再千金難求的材質，也是心的道具。物造的極致是因為心沒有了桎梏，沒有了到不了的地方。
    家具與哲學的呼應，如此可見一斑，像極了當今的裝置藝術，其手法如馬友友的電影音樂。意大利國寶級的配樂大師EnnioMorricone總是能夠讓馬友友的大提琴以最佳的方式嵌入——有時候是在云淡風輕處無聲地出現，漸漸自成一體，自有氣質，卻絲毫不入侵整個的環境，像《臥虎藏龍》的音樂之作，亦像那款黃花梨靈芝紋衣架。有時候是開門見山，自有方寸，卻處處流動著通透，其行云流水氣質正如《海上鋼琴師》中爐火純青的技藝，而骨子里的那份清澈和明朗亦如主人公1900，物的實在被視作為虛幻，是指間的玩物，因此再奢華的材質也只當是道具。那是一份拿富貴不當富貴，于富貴中萃取出來的唯美風范，幾乎可與哲學的理性自由相匹配。（伊丹 作者系資深藝術品經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