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款黃花梨靈芝紋衣架,是明末的精湛之作。它細膩、華麗、堅固又輕盈,全身透著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想象。
它幾乎是一部夢幻之作、神來之筆,無聲地消解了物的沉重,形式之美占了上風。它既具象又抽象,材質的奢華與形制的唯美有著互不相讓的威儀,在僵持與控制間,使物出落得如驚鴻一瞥,極艷,又極淡定。
這正如馬友友的大提琴作品,沒有炫技和過分的尖銳,每一個音符都有一份對存在的追求,從發出,到盛開,到消逝,近似生命不能承受這重。它沉甸甸地匯成一首曲子,卻有了飄忽不定的氣質,它的背后,是一份飽滿的力量,沉甸甸地扼制著音符的生滅。
明朝的嘉靖,社會的富足和蓬勃,卻攜帶著一絲宦官專政的陰影,敏感的文人階層自朱元璋時代造就的意氣風發已消盡了跋扈,此時開始痛定思痛。自1521年到1620年,社會太平,將近100年間,皇位只更迭了三次,盡管三位皇帝在歷史上算不得光宗耀祖,持續的穩定和太平卻為文化藝術的繁榮造就了契機。縱觀這一百多年的歷史,社會經濟與文化,似兩條競相奪目的平行線,痛定思痛的文化階層似乎有意地把自己與政權間離開來,才氣投放給了世俗的藝術,頗有些文藝復興的意味。
明式家具,可謂是明朝的裝置藝術,是明人哲學在器物上的反映。它超越了實用和單純的形器之美,物與形渾然一體,細節的美感和整體的方寸比例,似乎是在放棄之中有所追求。放棄了沉重與大部頭的東西,悄然默化地游移到細節上,用極大的力量雕琢了細節的氣勢。倘若與雕塑相比,羅丹的雕塑是一份混沌的力量,混沌在他的手中真實可摸,也因此感人。明式家具與混沌無關,那是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大氣,于行云流水、天高地遠處,仍能不矜持、不自傲,亦可放下架子。其實至此,架子的放下與不放下已沒有不同,人已隱退,技藝久久地繚繞回旋,無聲勝有聲,喧嘩滅盡,物我達到了兩忘的地步。那是技藝與哲學的合二為一。
炫技在這里不再是為了炫技,器物在這里也不再是單純的器物,它承載了品位、認知、想像力,甚至哲學。理學大家王陽明的“心即理也”,主張圣人可學而至,“人人致良知”,使明朝的文人茅塞頓開。圣人可至,還有什么不可至,人的主觀超越了物的桎梏,表現在世俗生活中,明式家具的登峰造極之作幾乎可比作唯心理學的器物表現。另一款方形黃花梨品字欄桿架格,通體打洼,踩倭角線,格板三層,上層之下安暗屜,飾浮雕螭紋,不受吊牌拉手所限,花紋生動完整,三面欄桿用橫豎材攢成,變體的品字欞格,最上橫材之間雙套環卡子花,底層之下寬牙條,雕云紋。這款架格輕盈富麗,風貌不凡,是厚積薄發之后的云淡風輕,亦剛正有阿,通透得自成方寸。
它的輕盈和大氣之美,自持著慣有的節奏,于無聲之處嵌入,從容不迫地自成天地,背后是沉甸甸的物的奢華,卻又能將物的奢華棄之一邊,雕琢心之所物。再千金難求的材質,也是心的道具。物造的極致是因為心沒有了桎梏,沒有了到不了的地方。
家具與哲學的呼應,如此可見一斑,像極了當今的裝置藝術,其手法如馬友友的電影音樂。意大利國寶級的配樂大師EnnioMorricone總是能夠讓馬友友的大提琴以最佳的方式嵌入——有時候是在云淡風輕處無聲地出現,漸漸自成一體,自有氣質,卻絲毫不入侵整個的環境,像《臥虎藏龍》的音樂之作,亦像那款黃花梨靈芝紋衣架。有時候是開門見山,自有方寸,卻處處流動著通透,其行云流水氣質正如《海上鋼琴師》中爐火純青的技藝,而骨子里的那份清澈和明朗亦如主人公1900,物的實在被視作為虛幻,是指間的玩物,因此再奢華的材質也只當是道具。那是一份拿富貴不當富貴,于富貴中萃取出來的唯美風范,幾乎可與哲學的理性自由相匹配。(伊丹 作者系資深藝術品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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