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國收藏史上的第二個高峰期。特別在晚清時期，由于政府大興文字獄，文人學士大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經(jīng)學古籍、金石書畫之中，引發(fā)了考據(jù)學的熱潮，再加上錢幣、青銅器等古物不斷出土，文物交易市場的形成，文人和官員的收藏熱情陡然高漲，甚至連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加入了收藏隊伍。如曾官至刑部尚書、軍機大臣的潘祖蔭，官至廣東、湖南巡撫的吳大澂，兩江總督端方，賞戴二品頂戴、會典館纂修幫總纂官王懿榮等人的收藏業(yè)績，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而作為朝廷大員，他們重權(quán)在握，又有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在收藏中，自然表現(xiàn)得不同凡俗。

　　其一，出手闊綽。潘祖蔭每發(fā)現(xiàn)彝器文物，必“傾囊購之，至罄衣物不惜”。聽說某處有一古碑，于是急忙就叫人帶著去看。研究了很長時間，最后斷定是真品，立刻給了人家五百兩銀子把石碑拉了回去。又有人送來一只漢朝的古盆，上面的花紋與篆字都非常精美，結(jié)果潘祖蔭花了三百兩銀子買了下來。吳大澂自述：“見名人尺牘，必寶而收之，所購書畫碑版不與較貴賤，或歲暮函而求售或貧病無以為炊，則必豐其值而給之曰：我既好古亦何靳此區(qū)區(qū)，藉以濟人之急，不亦兩快乎。”曾任翰林院編修的陳介祺，看到古玩商從冶煉鋪收購上來的毛公鼎，大喜過望，立即付給1000兩白銀。王懿榮見到古董商送來的帶字甲骨，視為珍寶，盡管每板索銀2兩，王氏亦如數(shù)收購。1900年春，范氏又帶來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個字，他照例全數(shù)購下。

　　其二，藏品多為國之重寶。大克鼎、大盂鼎和毛公鼎，是當時最為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銅重器，前兩件就為潘祖蔭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寶有其兩”印章一枚。大盂鼎在道光年間在陜西眉縣出土，先為豪紳宋金鑒所得，后被縣令以500金購去，宋得官翰林后，又用白銀3000兩買回，最后為左宗棠所有，因左宗棠被彈劾時潘祖蔭三次上疏營救，左遂以大盂鼎相贈。端方一生嗜好金石書畫，大力搜集收藏青銅器、石刻、璽印等文物。曾收得陜西寶雞斗雞臺出土屬歷代青銅器中上乘佳品的西周青銅柉禁，以及柉禁上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銅酒器。毛公鼎原由著名文物收藏家陳介祺收藏，后端方依仗權(quán)勢派人到陳家，將寶鼎強行買走。

　　其三，眼光獨到，精于鑒賞。王懿榮在中進士之前，已經(jīng)名滿京都，“鑒別宋元舊版，考釋商周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以至于京城內(nèi)外的古董商一遇有罕見之品，都登門求售，以獲善價。潘祖蔭在當年的收藏界以“潘神眼”而著名，文物是否真品，有無價值，值不值得收藏，他只要看一眼就八九不離十。吳大澂曾在西安獲一鼎，該鼎銘文中有一字，吳氏釋為“愙”并稱其為“鼎”。同時吳氏還考證出此鼎為宋微子之鼎，他將此事寫信遍告潘祖蔭、陳介祺、王懿榮等好友，并寄鼎拓片共賞，并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愙齋”。

　　其四，研究著錄，多有所成。吳大澂通過收藏，編撰了大量著作，如《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quán)衡度量考》、《恒軒吉金錄》、《愙齋集古錄》、《十六金符齋印存》等，大都為考古、古文字學、書法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近代文化領(lǐng)域里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端方的主要著作有《陶齋吉金錄》、《陶齋藏石記》、《陶齋藏磚記》、《陶齋藏印》等，端方還被推為以私家藏石著錄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jīng)，大都為前人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其史料意義尤為重大。潘祖蔭著有《滂喜齋叢書》、《攀古樓彝器款識》等。王懿榮的甲骨文收藏，也為我國甲骨文研究揭開了序幕。

陜西張春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