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到克隆性質的各種贗制術，故然現在它們的仿造程度偏高、欺騙性較強。但任何一件克隆出的偽作，不論其怎么逼真，只要那件母本原作有朝一日被“曝光”，其真相便“水落石出”。因此，從古到今，就一直有作偽人在實踐著一種不借助母本來操作、不留下“鐵證”、妄圖讓贗貨形成“死無對證”(收藏界俗話，指仿得好且找不到母本作證明的名家贗品，即使鑒定結論被顛倒也令人難“辯”是非)情形的書畫作偽方式，它就是本文探討的話題——“仿制”造假法。

    明確地講，“仿制”造假法，是指那種總體上不用真跡作參照母本，僅憑造假者個人對某個(或某些)被贗制名家藝術特質的認識和理解作出的效仿與追摹；單靠施偽者“仿功”來造假的一種書畫作偽方式。

    要說到該種作偽招術的肇始，那一定不是最近幾年的事。收藏圈子里的人常常會議論到諸如以往張大千作偽石濤石溪、劉伯年仿華新羅以及江寒汀假造虛谷作品之事(據史料記載，米芾、鄭板橋、任伯年等等也做過此等事)。我以為這些都屬于書畫歷史上“仿制”造假嫌疑的“成功”(指蒙騙了許多行家)先例，只是現時期“仿制”作偽行為似乎更為“普遍”、欺詐性色彩更濃重，尤其是當今一些名家嫡傳弟子或親屬介入此造假行動后，著實已讓許多鑒藏人士甚至行家吃盡了苦頭。

    既然“仿制”造假也是專門針對書畫鑒定習慣性工作方式的一種“挑戰”，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所面臨的辨識舉證工作真的“無能為力”了呢？其實不然。我個人的實踐體會是以“歸類舉證法”就能取得鑒定的主動性，且一樣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其基本原理是，造假者(或造假團伙)即便仿造某名家(或某些)贗品的水準很高，但他們絕不可能仿得到與真品絲毫不差的程度，真品與贗品之間不但藝術品質上會有或多或少的差異，而且仿制者個人(或數人)的筆墨習性以及一些藝術內外的“細節出入”也必然會顯露在成品之上。具體的證偽工作可從這樣的兩道操作程序下手：先找出署名某名家的兩件或兩件以上筆墨習性相近的疑偽作品，重點選定那些“共同點”最多的、最易于使他人辨別出其系一個人(或一種類型)手筆的實物，讓數成品之間形成藝術的“證據鏈”(或稱“作品鏈”)關系；再用“貨比貨”綜合比較法，證明成“類型”的署名作品不是某名家的親筆，若能揭示成品中出現的任何一處或數處或藝術規律或生活情理細節上的大“出入”，則同樣使鑒定工作達到近乎于找到“鐵證”的效力。

    在這里我要揭穿一下號稱是絕對“高仿”的一種陸儼少疑偽書法類型，這些疑偽書作目前在各拍賣行是批量上市，刊于此處的圖一、圖二我認為是同類貨色。因其均仿得很接近于陸儼少的手跡，故很多資深鑒藏家都把它們視作“寶貝”看待，有的被“束之高閣”，有的被出版發行。

    但不管怎么說，疑偽終歸是疑偽，現在我只要提出以下兩個問題，便可證明。一是我所接觸到的陸儼少直條幅的書法作品，通常都是作畫之余偶爾為之，一般都只寫一首律詩或絕句的字數，我從未見過有寫到洋洋灑灑數百字的，那為什么到作者逝世十多年后有這么多筆墨特征相像的書法“巨制”一下子都到各地拍賣行去“擠兌”？二是圖一與圖二兩成品的字體面目基本一致，但署年的時間跨度卻很大，圖一署的是“癸卯”(1963年)，圖二署的卻是1978年，若它們真的書寫時間相隔了15年，那字體有可能“一成不變”嗎？

    事實上，陸作的書法與其畫作一樣，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這一期間風格變化是較大的，前期娟秀典雅，后期粗放沉厚。由此再來看圖一和圖二，不難發現，它們已不能“自圓其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