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珍貴的銅蒸餾器

　　發掘出土玉衣、銅蒸餾器、大體積的釉陶器等一批珍貴文物，首次在新莽時期墓葬中發現九鼎組合。

　　為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建設工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2007年對位于西安市未央區張家堡村東北的張家堡漢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發掘漢代墓葬440余座，出土陶、銅、鐵、鉛、玉石、骨等各類文物近3000件。尤為重要的是此次發掘了三座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墓葬，墓葬規格較高，出土了玉衣、銅蒸餾器、大體積的釉陶器等一批珍貴文物，首次在新莽時期墓葬中發現了九鼎組合，為漢代社會生活及漢長安城布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對解讀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資料。

　　這批墓葬位于漢長安城東側，距離長安城僅2500米，墓葬以西漢中、晚期墓葬為主，少量為西漢早期和新莽時期墓葬，墓主生前應為長安城內的居民。從出土器物來看，均為西漢時期墓葬常見器物，陶器以紅彩陶器和釉陶器為主，器類以鼎、盒、壺、倉、奩、灶等為主，但也發現了三座中型墓葬，墓主生前應是具有較高身份地位的貴族。

　　三座墓葬規模較大的墓葬形制均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室墓，其中編號為M110和M114的墓葬年代應為西漢中晚期。而M115墓葬在盜掘嚴重的墓室內殘留一枚“大泉五十”銅錢，大泉五十銅錢是王莽居攝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鑄，終止于地黃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確的年代指示作用，因此M115的年代應為新莽時期。

　　M110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室墓，共出土器物43件，均置于墓室后部，該墓出土的玉衣片，玉質較好，制作精細考究，是西安地區漢墓出土的為數不多的玉衣之一。

　　M114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室墓，共出土器物85件，主要置于墓道兩側耳室內，所出釉陶器組合完整，器體宏大，其中釉陶倉高達43.5厘米，釉陶壺高達45厘米，此類大體積的釉陶器在西安地區漢代小型墓葬中沒有出現過，只是西漢中晚期大中型墓葬中偶有發現。

　　M115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筑墓室，共出土器物203件，主要置于墓道兩耳室內，出土的5件銅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偉，通高44.5厘米，重約20.5公斤，4件大釉陶鼎，形制、紋飾與銅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約9公斤。出土的銅蒸餾器為一件實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銅鍑和豆形蓋組成，此器出土時放置有序，銅鍑置于筒形器內，豆形蓋置于銅鍑之上，此類組合的蒸餾器之前未有發現，以構造來看，應當用作蒸餾藥、酒之器。其構造原理之合理、技術之先進令人稱奇，它的出土為漢代飲食和醫藥技術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副所長程林泉研究員介紹，三座中型墓的墓主生前應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高級貴族。從銅和陶組成九鼎的數量和墓葬規模綜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級貴族，甚至高至列侯。M114墓葬形制大小與M115相近，出土的黃釉陶器數量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多，體量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大，墓主可能是高級貴族。M110墓葬規模較M114和M115略小，該墓出土有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據《后漢書》記載，皇帝、諸侯、列侯、貴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級別多高達王、侯一級。從M110墓葬規模和棺槨數量推測，墓主的身份地位應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貢獻而被賜用。

　　這批墓葬數量眾多，時代自西漢早期至新莽時期，分布集中于漢長安城遺址東部，一方面說明漢長安城東部確實是西漢時期漢長安城內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為漢代社會生活、漢長安城布局以及漢代“市民”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進一步對解讀漢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資料。

　　西漢中期以后，禮制漸衰，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銅禮器隨葬，而是以陶器為主，以實用器為主。王莽時期實行托古改制多見于歷史文獻記載，貨幣方面的改制已由以往出土的“王莽貨幣”得到印證，但禮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115號墓隨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實物證，首次向我們展示了當時是如何依據《周禮》來恢復古制的，對歷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115號墓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殺)，如此年代明確的王莽時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國也極為少見。115號墓及其隨葬品為王莽時期墓葬的確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學標尺，對考古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