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末舉辦的北京店保利公司2007秋季拍賣會夜場上,陳丹青的油畫《國學研究院》以1200萬元落槌;5天后(2007年12月8日),《牧羊女》以700萬元人民幣起拍,經過幾輪叫價,最后以3200萬元賣出。最令人稱奇的是,在4年前的中國嘉德拍賣會上,《牧羊女》僅以187萬元成交,短短幾年時間就猛漲了將近20倍,創下個人作品拍賣紀錄。
畫不斷賣出高價,陳丹青卻在忙著出書。不久前,陳丹青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與陳丹青交談》和《多余的素材》、《紐約瑣記》修訂本在北京舉行發布會。新書《與陳丹青交談》結集了陳丹青2001年發表在《藝術世界》雜志上的12篇專欄文章,在專欄中陳丹青曾就社會、教育、現實主義等問題與讀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初版于2000年的《紐約瑣記》是其紐約生活的沉淀與回顧,也是他寫作生涯的開端。修編時刪除了舊版的訪談、雜稿與中國話題,并增補古今中外美術史上的312幅圖片。初版于2003年的《多余的素材》再版時也增添了一些從未面世的老照片,并對部分文字內容進行了刪補。
如今的陳丹青,在很多人眼里已不是個畫家,而是一個寫書的作家。靠《退步集》、《退步集續編》等一系列圖書聲名鵲起的陳丹青,在面對讀者對陳丹青畫家身份的質疑時,他說,“我不必向外界證明我是畫家?!?BR>
告別清華之后
記者:從清華辭職已有一年多,這一年里你都做了什么?
陳丹青:這一年我被邀請介入朋友的一個文藝項目,要弄到明年。時間搭進去不少。同時還在寫寫畫畫,還要編書,編書也花好多時間。
記者:我上次做的關于你要辭職離開清華的報道出來以后,沒有給你帶來什么麻煩吧?
陳丹青:沒有,清華方面始終很客氣,沒有任何為難。前年新聞曝光后,我在清華校際跟非藝術專業學生的例行講演被很委婉地取消了,再后來,我在美術學院的大課也客客氣氣地被取消了,我講課口無遮攔,譬如校際講演,學生介紹說這是有國際聲譽的藝術家,我跟學生說,別相信,我沒有國際聲譽……此外院系領導都很客氣。走的時候擺酒歡送。這事在社會上瞎折騰,清華園里根本就像沒這事一樣。
記者:前段時間清華中文系的曠新年在博客上炮轟他們的系主任,后悔自己不應該到清華大學。
陳丹青:是嗎?這種事每個系都有,張鳴炮轟領導,記者問我:“你對這事怎么看?”我說沒什么看法,每個辦公室門背后都在發生這樣的事。只有幾個特別不懂事的家伙會跳出來叫一下,有傷大雅,但絕對無傷大局。曠新年可能當真了,當真了就會很失落。我談了半天教育問題,等我離開后,發現我全錯了。我不是在談教育問題,也沒有真的教育問題,都是權力問題,根子,是學術行政化。
上世紀90年代末,我?;貒驳街醒朊涝捍^課,當時的直覺就是——“解放前內行領導內行,解放后外行領導內行,改革開放以來,外行就是內行,內行就是外行”。我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寧可退回到五六十年代,“外行領導內行”。
記者:為什么?
陳丹青:那時的官員,真的是老粗,當兵的,他到業務單位——比方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文史部門——他不懂,他得靠業務人員。他要貫徹意識形態,有時作風粗暴,遇到非常時期,他參與迫害文藝家,他自己也被迫害,但在相對正常時期,他不管你,也不知道怎么管你,頂多是不準出版你的著作。楊絳那時候翻譯《唐·吉訶德》,沒法發表,但不會有一個黨委書記說:你不許翻譯這本書。中央美院懷念從前的歷任黨委書記,因為不懂,所以尊敬藝術家。
文人當官,他不再是文人,而是干部,是上級,我們津津樂道學者官員之類,主語是“官員”啊。如果這官員人品不正,問題就不是文人相輕,而是文人相殘了。這些年所有矛盾起于這一塊。權力腐蝕人,他不會因為你是同行就善待你,你刺頭?你不服?他細細地整你,名目多得是,我在學院多少老朋友,都跟我訴苦,苦不堪言,大致是“武大郎開店”,這滋味,大家都清楚,都知道。
記者:所以教育問題到最后還是一個體制問題——
陳丹青:根本沒有教育問題,只有權力問題。問題是它比赤裸裸的權力還可怕,因為一切是以學術的名義。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聰明,最糟糕的辦法,就是學術行政化,行政學術化,有人再添了一句,經典極了,叫做“學術行政化,行政江湖化”。多準確?。∷^“行政江湖化”,就是權力尋租,眼下每個領域都有權力尋租,不是嗎?
在教育領域,最可怕的莫過這件事。你鬧?你想走?你走吧,有的是人要進來,我這攤位歸我管,你學術上反,你道德上反,好,慢慢收拾你,收拾的方式很簡單,涼快你,一邊兒去吧!我倒沒遭遇這類窩囊,因為有點年齡資歷,又完全沒有行政職務的企圖,對位置不構成威脅。但周圍同事實在憋壞了。我還是選擇走。我發現你跟他爭,根本沒用,你等于在爭權力,不是爭學術。
記者:走之前你試過“爭”嗎?
陳丹青:一直在爭啊,連連上書,還手寫,跑各種辦公室。都客氣極了,耐心解釋,給你遞上去,可是完全沒結果。我錯在自以為爭的是學術,爭個招生自主,爭個考試問題,真的,我全錯了,那是權力問題。等我發現,我立刻覺得事情很簡單,退出。
在美術上我不用證明自己
記者:今天,在美術上你還有野心嗎?
陳丹青:有,但不能叫野心。我去紐約后經歷很長的低潮,10幾年前找到新方向,10年間畫了大量的畫,但是會暫時放一放,以后有合適的機會再展覽。
接續上世紀90年代,本來很多畫面可以展開,但回國了,進清華,這個過程中斷了,另一件事情發生,就是我出書后居然有讀者,不斷被媒體要求寫稿子,不斷被帶入新的話題,變成現在這個局面。但我不急于畫畫,我不覺得需要向外界證明我是畫家,向什么群體交代:“看啊,我還在畫畫!”或者像杜尚說的,好像欠著社會一幅畫,不,我沒有這些欲望。一個人被公共化,就準備一系列誤解和揣測,我只對自己負責。畫畫是我的私事,寫作不同,它被發表、被傳閱。
記者:就是你一直在畫,只是不做畫展?
陳丹青:完全業余,數量少了,抽空畫幾幅。我不想辦畫展出于別的原因:我受不了與我同輩的同行,他們大多是美術界或學院的官員,權力、聲名、錢,還有所謂學術地位,都有了。我收到各種會議和展覽的邀請,永遠是這份名單。我想:我不要在這份名單里。我們年輕時,永遠是老一輩在舞臺上,似乎永遠輪不到年輕人,忽然,我發現我的同輩,我自己,也成了前輩、名人,同時眼看多少年輕人像我們當年那樣被壓著,低眉順眼地,情況甚至比那時還糟糕。所以我不辦展覽,凡是展覽邀請,都不回復。
我退出清華,也有點退出美術界的意思。我離開太久了,不會想到我是“美術界”的人,我只想回到紐約的狀態,就是,很簡單,“一個人”,在家畫畫、寫寫,說得好聽點,就是個人表達。所以你看,2000年我剛回國,清華給我辦了個回顧展,此后七年,我只陪別人辦過兩次展覽:一次是當代畫家王興偉,他說陪我辦一次展覽吧,好;還有一次就是老哥們兒馬可魯、馮良鴻從紐約回來,和他們一塊兒辦個展覽,就這樣。
記者:你愿意跟普通的觀眾見面嗎?
陳丹青:愿意啊,我沒自私到這個地步。我知道有一群人特別誠意,希望看看我的畫。但目前多么紛亂,多少人著急亮出自己,然后我也跟著瞎起勁,不,我不湊熱鬧,太熱鬧了。我在紐約就看到全世界的藝術家這么多,展覽這么多,尤其中國出去的,著急啊,我閃開點吧。我出過名了,我猜我這么破罐子破摔亂寫東西,大概心理上一直想躲開藝術這個圈子,太熱鬧了,太急了。
等我再老一點。到60歲那會兒弄個小展覽給朋友看看。
還有一點我不好意思說:國內展覽的專業程度,半生不熟。國家美術館的布展方式有進步了,還是土,粗糙,湊和。倒是當代藝術圈會辦展覽,我所看過的“798”和《今日美術館》展覽,大致和所謂“國際”接軌了。不過他們學到西方辦“當代藝術”展覽的一面,沒學到西方辦傳統繪畫的那份講究,也講究不起——中國根本沒什么傳統經典。故宮展覽還是老一套,太落后。國家水準、國際水準的展覽,基本上空白,官方在努力改善,有進步,但路還太長。
我被紐約寵壞了。我參加過紐約、歐洲的一些展覽,策劃、布展、宣傳,非常妥貼到位。哪天國內辦展操作比較像樣了,我愿意非常低姿態、高要求地辦一回展覽,報答善意的觀眾。
為推薦木心而冒犯“批評界”
記者:說說《與陳丹青交談》,這是你最新的書了。
陳丹青:新書,舊內容。回國第二年在上?!端囆g世界》雜志與讀者聊天,什么都談。我本來是業余寫手,沒什么既定主題要寫,編輯同意這種聊天的辦法,我也另有收獲——大家來信、交談,我借此了解年輕人大約想些什么,怎么想。
記者:你推崇木心,對他評價很高。但如果把木心和你的文章放一起,編輯更愿意挑你的文章發表。
陳丹青:最近我剛收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一位學生來信,1984年出生,他說,他們全班讀木心先生的書,非常喜歡。
我發現,凡是我這年齡層的,還有部分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讀者,十有七八難以接受木心。但是上一輩,或者索性晚輩,閱讀木心比較少偏見、少障礙。說明什么呢?說明這代人的文學觀和閱讀習慣,被幾十年意識形態徹底塑造,忽然木心先生被介紹進來,難以交融。
我寫作,是個人表達,我推舉木心先生,也是我個人選擇。我很清楚這是冤案,好吧,讓它成為冤案。
記者:您為此和朱偉反目,你們的爭議在哪里?
陳丹青:我與朱偉彼此不熟,談不上“反目”,更沒有爭議。他罵木心先生,我站起來回罵,如此而已。
今天的文學批評,不能說沒有,但嚴肅而誠實的爭論,可以說沒有。此外,我們被毀壞的一切,最本質的是語言。除了我們的教育、社會、文化結構被毀壞,這種種毀壞最本質的一點,歸結為語言。木心先生提供了一個極端反差的例子。但這才有意思,這才是價值。
記者:有人說你現在功成名就了,因此要搬出另一個神。
陳丹青:正好相反,這件事毫無功利。我謝謝許多讀者支持我,好幾次公開場合,有讀者特意謝謝我將木心介紹進來,但此外我挨罵,被嘲笑,我清楚背后與私下的閑話。我哪句話說到“神”?他們會把一句話塞到你嘴里,然后污蔑。
我知道我冒犯了文學圈和批評界。好吧,我冒犯了。就是這樣。
當代藝術最有活力,因為是“三不管”地帶
記者:和文學、音樂相比,美術真正走向世界了,整個看起來生龍活虎。美術保留了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精神,一往無前,虎虎生威。
陳丹青:文學還是大有表現。上世紀90年代末比較蔫,另有大原因。文學長期被假定會影響社會,繪畫或裝置再過激,畢竟離公眾遠——我沒看出今天的美術在變化中“扎根”,倒是“發跡”了。
這是有趣的話題。西方文藝史也常是美術先發難。文藝復興美術的活力和總量遠比當時的文學強。19世紀中期發生印象派,到世紀末,現代詩,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實驗音樂等等才鬧起來,20世紀初畢加索開始玩立體主義,杜尚更超前……民國前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人玩立體派、象征派之類。改革開放前夜,星星群體、八五運動先后鬧事,同時期,文學是傷痕、尋根、本體論之類,美術家已經妄想現代主義了。
畫家作家都是個體勞動,但歷史命運很不一樣。文學在上世紀50年代后被管制,不僅限定寫什么、怎么寫,要害的是幾代人的思維語言被徹底重塑。美術當然也被管制,可是它舞弄的空間或許比寫作方便些。你寫了出格的作品,遭遇發表障礙,發表后又遭遇各種政治風險,可是前衛藝術家在破屋子里弄弄,很高興,小范圍流傳,慢慢就成了“氣候”。
沒有一個領域像美術界這樣,在官方體系之外迅速滋生那么多野生群體和“三不管”地帶,而且和國外呼應。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確實最有活力。整體看,肯定有問題,但扒拉開來仔細看,有些個人、作品,非常非常有意思,材料、觀念、主題,都不一樣。近年市場介入,更被凸顯,似乎比文學、音樂、舞蹈更有聲色,更肆無忌憚。
記者:你怎么看目前美術界的狀態?
陳丹青:要看哪一塊。邊界清晰的美術界不存在了。美術家可能天然有一種波西米亞性格。任何體制,不管是西方的、中國的,稍微網開一面,波西米亞形態瘋長。西方始終保留波西米亞形態,然后被成熟的市場機制規范,淘汰差的,任其自流,由畫廊、美術館分出層次。
中國很曖昧,市場機制仿佛有了,但不規范,和官方機制、權力運作混一塊兒,又畸形,又繁榮,困境當然有,但活路多。藝術品市場是暴利,文學讀物即便暢銷,市場性質也不一樣。
記者:美協已不具備權威性,但手里還有行政權力和經費。
陳丹青:美協聲稱是民間組織,其實直接聽命于上級主管部門。我在清華美院教書時,院長被候選美協副主席,我得和其他教授一起在走廊里等候某主管部門傳喚,說是要“聽取”我們的“意見”,真開眼!這跟我出國前沒任何變化呀!可是官方文藝機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有錢,經費遞增,幾百萬,幾千萬。而美協官員全是畫家,全在外面賺錢,論產業,美協比作協富得太多了。
記者:現在美術雜志比文學雜志光鮮多了,跟時尚雜志一樣精美。
陳丹青:雜志是市場策略重要一環,賣版面,明碼實價。有些江湖雜志刊登的全是體制內畫家,個人都能操辦,你要名,你交錢。多少無名畫家,多少還沒評上職稱的教員,都巴望上雜志,對外對內有個說法。目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勢,在“上層建筑”領域同時奏效,社會主義弊端、資本主義罪惡,都轉嫁給弱勢群體了。上層有權有勢有身份的人,占盡優勢,不但合法化,而且制度化。藝術家是獲益者,這些國情西方人完全看不懂。
記者:不久前,國內媒介傳出某畫家把作品送給法國某美術館,回來就說自己的畫被收藏,成為進館第一人。法國美術館也說,一年里有幾十個中國畫家主動送畫。
陳丹青:這是笑話。誰樂意這么做,就這么做吧。
相關背景
這兩年里,陳丹青向國內讀者推薦一個人:木心。
他稱木心是中文寫作的標高?!耙晕业墓侣崖?,迄今為止在我們視野所及的中文寫作及外語寫作的華裔作者中——包括美國的哈金、法國的高行健——我暫時找不出另一位文學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樣的命運。我這樣說,不是在陳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這唯一性,即暗示著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陳丹青甚至說和木心比起來,他自己的文字幾乎就是垃圾。而他的老朋友、《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卻不這么認為。在陳村、阿城、陳丹青等人高調贊揚木心的散文成就,并稱之為承接中國古典文學的“美好的中文”時,朱偉在他的博客文章《木心的尷尬》里稱木心在美國多年,對中國當代社會缺乏基本了解,其文已然對當今的中國文學界已經不構成價值,“一個老人所代表的文化只是文化的過去”。還在審稿時斃掉了三聯副主編苗煒采訪陳丹青的訪談《再談木心》。因而引起愛惜師傅文字的陳丹青的憤怒,在其博客上連續發文稱朱偉“小器而用權”,不惜與老朋友決裂。
“出口轉內銷”的木心1927年1982年離開上海赴紐約定居。從1984年起,臺灣洪范、圓神、遠流等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木心作品,包括: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魚麗之宴》、《同情中斷錄》;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我紛紛的情欲》;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近年國內引入了部分版本。
陳丹青:回到“一個人”的狀態
陳丹青:回到“一個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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