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衛 藝術家、藝術評論家鄒建平在談到劉鳴的藝術時，文章標題用了《一個人的天堂》。這是我認為最準確的一種概括，也是我所讀到有關劉鳴藝術作品最為生動的一段文字。也許是老朋友的緣故，鄒建平能從生活的一些細節上看出劉鳴的精神世界和藝術內涵。其實，作為朋友的我對劉鳴印象最深的也是這些，是他每次唱起騰格爾那首《天堂》之歌時的狀態。那種歇斯底里，那種目中無人，完全可以用陶醉來形容。我想，要了解劉鳴的藝術，這應該是一把最好進入的鑰匙。 事實上，劉鳴的藝術大都跟“天堂”的鏡像有關。這是他與許多當代藝術家的不同。盡管劉鳴的作品也涉及到一些現實的題材，比如他偶爾也會表現現代城市中的樓宇，表現那些車水馬龍的擁擠景象。但這些景象與同他所追憶的老房子一起受觀看方式的改變，均被劉鳴賦予了仰面朝天的“理想國”色彩。我始終認為這是劉鳴的獨到之處，也是他藝術風格得以確立的核心元素。 劉鳴的藝術表現語言是水墨。這種植根于民族性格中的文化材質，原本是受生活氣息的感染而來。但是，經由歷史的過濾與沉淀，它卻慢慢發展出了一套脫離客觀現實的程式。這，就是所謂“文人畫”的歷史。“文人畫”因為注入了文人的內涵與修養，實際上已經不僅僅只是畫了，而是成了文人墨客們的一種精神寄托，甚至是他們的一種價值操守。事實上，“文人畫”表現的不是一個現實，而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正如“文人畫”的主體是山水，而山水又多表現出高遠的意象一樣。這種“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表現方式，實際上是在描繪一個登高遠望的心理藍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表現一個形而上的心理層次。無怪乎盛世也好，亂世也罷，“文人畫”的歷史不曾中斷，原因就在于這個程式建構了一個可以脫離現實的形而上層面。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形而上的層面，現實中的文人墨客不論是得意還是失意，都能獲得天下關懷的道德啟示。這，也就是畫與傳統中國文人之間的一種深厚關系。 事實上，今天我們提到水墨畫，過去那種文化關系的構成仍然會在我們的腦海中起到作用，大多時候提到水墨，我們就會聯想起“文人畫”。這或許也是許多藝術家仍然眷戀于表現山水的原因。可問題是今天的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自然環境變了，人文環境也已經告別了過去的傳統。最主要的體現就是天下觀的崩裂。近世以來，由于西方世界的強勢進入，沖破了過去中國人的天下思維，也由此中斷了以自我為中心不斷循環的農耕歷史。這樣的后果體現在藝術上，則是難以有一種完整的心態去體驗過去的山水，更不可能通過山水尋找到與天下價值趨同的大化境界。所以，山水畫的繼承，或者說“文人畫”的發展，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不復存在的偽問題。今天的這樣一個現實環境，如果還是照本宣科，沿用過去的那套方式來表現山水，既不可能有現實體驗的關聯，也不可能有文化創造的愉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了劉鳴的獨到，發現了他的水墨畫在當代社會的意義。 毫無疑問，劉鳴的水墨畫顛覆了“文人畫”的形態。這一點可以從他觀看方式上的不同首先反映出來。我前面提到，“文人畫”受了天下價值的索引，是在反映一個形而上的心理層次，所以對山水的進入大都是以步步登臨的方式。這有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對山體的表現手法，往往是順山脊一岡一岡向高推，一坡一坡向遠推，直至中遠處的主峰。主峰的高遠突出，強化了一種中心價值，而這個價值正是傳統中國文人們所享有的那個價值，即所謂天下關懷。但是，在劉鳴的藝術世界中，這樣一個中心價值沒有了，過去那個“大山堂堂”的巍峨印象被錯亂的山水記憶以及傾斜的城市印象所取代，而且均都變成了舉目仰天的觀看方式。這種觀看方式的改變，同時也意味著世界觀的改變，實際上傳遞出了一個開放時代的藝術家內心的復雜以及中心價值破碎后的某種焦慮。 劉鳴出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一代人是對社會變革體會最為深刻的一代人，“新中國”的理想穿越著這一代人的成長記憶，使他們割斷了傳統的文脈；而后來改革開放的現實，帶來飛速發展的局面，又使他們失落了存在的重心。劉鳴的藝術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他這一代人的生命斷章，也不可回避地表現了他這一代人的生存情緒。正如他對畫面的處理，充斥著顛倒與傾斜的意向一樣。這個意向既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現實改造印象，同時也是一種錯綜復雜的內在生命體驗。不過，對于我來說，看中劉鳴的作品還不僅僅只是如此，不是因為他表現了這一代人所經歷的現實，而是他個人在這樣一個現實下的超驗，是他向天而歌的吶喊，對這個現實的掙脫。事實上，劉鳴的藝術魅力正在于此，在于他對這些日常社會經驗的不斷升華。這就像他的畫面不時地會映入一道神奇的天光一樣。這道天光與他喜歡唱騰格爾的《天堂》之歌形成某種對接與呼應，其實，也表明了在這樣一個中心價值崩裂與坍塌的現實條件下，藝術家自我拯救的文化內涵。 2006.6.28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