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書畫家群體崛起于清末，發展于民國初年。作為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新興藝術流派，不僅有著其兼容并蓄、開拓變法的創新精神，而且有著其關注民眾、參與社會的公益意識。特別是反映在賑災幫困、救難濟貧的慈善事業上，體現了海派書畫家積極的入世理念和先進的公共精神。歷史地看，海派書畫家在那個年代之所以 能成為全國書畫創作的領軍團隊，并把上海打造成全國書畫藝術的中心，除了其鮮明的筆墨風格、獨特的藝術造詣外，公益意識的強化、公共精神的釋放及大量的賑災慈善活動的策劃與實施，無疑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社會原因。 一，海派書畫家助賑的源起。上海自開埠后，隨著工商業的興起、金融貿易的興盛、東西文化的交融及海陸交通的便利等原因，迅速成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正是在這個繁榮的社會經濟平臺上，形成了以張子祥、任熊、任熏、胡公壽、任伯年、虛谷、蒲華、吳昌碩為代表的第一代海派書畫家群體。誠如張鳴珂在《寒松閣談藝瑣錄》中所言：“當時的上海，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而來，僑居賣畫，公壽、伯年最為杰出。”應當看到這是一個在社會轉型、政治變革、經濟開放、都市發展階段所產生的具有近代意義的新型畫派。正是這種社會屬性和人文追求，使海上書畫家具有十分自覺而強烈的慈善意識和公益精神。筆者查閱清末的《申報》，在書畫潤格廣告中，書畫助賑廣告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如金繼，號免癡，以撇蘭工書馳名于海上，據傳是他首創書畫廉潤賑災。1878年7月2日《申報》載《捐買畫蘭助賑》中云：“災已三年，荒延數省，傷心慘目，苦不堪言。自助賑有人稍救眉急……今又有金君免癡者夙精書法，繪事尤工，聞今特立愿捐賣畫蘭一千件，設硯于老巡捕房對門彭誠濟堂，集收潤筆之資，盡作賑饑之用。”金氏的書畫賑災迅速得到了上海書畫界的響應。也就在半月后，1878年7月17日《申報》載《書畫作賑》，由當時上海名氣最大的張子祥、胡公壽、任伯年、朱夢廬、楊佩甫、湯壎伯、吳鞠潭7人領銜，每人畫扇、2圓一件(七折)。這也是海派書畫大師任伯年在目前所能見到的書畫潤格價。但這卻是一份閃光的慈善記錄。此潤格出來后，由于全系一流海派書畫家，因而購畫助賑者踴躍，而當時一塊銀圓約相當于今85元人民幣，一斤上白米僅1.8分。可見這批書畫善款在相當程度上幫助了一部分災區百姓度過難關。其后海上最著名的書畫團體“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也組織了一些書畫篆刻家助賑。 二，豫園書畫善會的盟主作用。此舉所開，蔚然成風。海派書畫家的以藝助賑成為了一種群體活動和日常項目。從1879年至1920年當時報刊雜志上發表的書畫潤格來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賑災捐款。特別是1909年，由海派書畫家高邕、楊逸等人發起，吳昌碩參與創辦的“豫園書畫善會”，就是一個以書畫義賣求助、慈善濟世為主的組織。該會的成立，標志著海派書畫家的慈善活動已從民間自發活動演變為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社會團體活動。書畫善會以海派書畫的發源地豫園為基地，借園中得月樓為會所，初時有會員近百人，后發展至二百多人，基本上匯集了海派書畫家的主體力量，除了發起參與者外，還有錢慧安(任會長)、蒲華、楊伯潤、王一亭、張善孖等人。按“豫園書畫善會緣起與章程”載，該善會為會員公定潤格：“應納之潤，半儲會中，存莊生息；遇有善舉，會議酌撥，聊盡善與人同之意云爾。”即書畫家會員的作品出售錢款，一半歸作者，一半捐善會，存錢生息。凡遇有慈善公益之事，將開會公議，實行民主管理。正是這些具有近代運行模式的操作方式，書畫善會不僅賑災救濟過甘浙魯豫等省的水旱之災，而且實行每年冬令施米、夏季送藥的常規解困，取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和廣泛的藝術影響。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豫園的書畫善會不僅具有商業行會的性質，而且更突出了公益慈善機構的功能特征，并將這種慈善公益行為契約化和公開化。反映了海派書畫家公民意識的覺醒和作為一個階層群體的崛起。從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上看，是一種時代精神促成了海派書畫家的社會慈善觀念與公益意識的形成。在這種“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善舉過程中，不僅擴大、推介了海派書畫家的作品，還極大地獲取了書畫受眾的好評和青睞，取得了雙贏的社會效果。 三，海派書畫家慈善活動進入高潮。海派書畫家將藝術資源作為一種社會資源進行慈善公益活動時，不僅僅局限于賑災濟困，其領域是廣泛的，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如1921年著名的《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流落到上海，很可能落入外商之手，吳昌碩等人聞訊后，馬上邀請書畫同仁發起募捐，特別是吳昌碩不顧自己年邁(是年78歲)病臂，到處奔走呼吁，并忍痛作書作畫。王一亭、倪墨耕、高邕、丁仁、王福廠、吳隱、葉銘等人亦積極響應，終于湊齊了8000元巨款將國寶之碑贖回。吳老后來以飽醮激情之筆撰寫了《漢三老石室記》以記此義舉。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發了舉世震驚的“五卅慘案”，不少富有正義感的海上書畫家拍案而起，紛紛舉行書畫義賣以支持工人的罷工和撫恤死難工友。抗戰爆發后，為了抗擊日寇入侵，拯救民族危亡，海派書畫家的義賣活動更是達到了高潮，如1938年抗戰初起，海派書畫家唐云、白蕉、鄧散木、若瓢在上海大新公司(現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四樓舉行了《杯水畫展》，以救濟難民、支持抗戰，喚起人們的愛國熱情，富有正義感和共濟精神的上海市民紛紛訂購，展品全部售完，有的還不斷重畫。此次展品無論是山水花鳥還是書法，均五元一張，書畫家自留二元，二元捐獻，一元留作活動經費。《杯水畫展》的成功獲得了當時輿論界的高度評介，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篇章，并受到了當時海派書畫大名家鄭午昌、吳待秋、汪亞塵、賀天健、馮超然的推崇，也帶動了整個海派書畫家投身抗戰的熱情。 四，對當代海派書畫家公益精神的呼喚。海派書畫家的公益觀念與慈善意識，作為一種寶貴的精神資源和優秀的人文傳統，對當代海派畫壇頗有教化意義和啟迪作用。坦率地說，如今海派書畫家的公益精神和慈善意識還顯得比較低迷，雖然有時也舉行一些賑災助困，但僅是個別或偶然的行為，并沒有常規化和持續化。特別是相關的協會，也沒有把賑災慈善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和常設項目而加以重視操辦，也沒有契約化。現在一些書畫相關協會設有創作部、理論部或各專業委員會，唯獨沒有公益慈善部或委員會，從中折射出的是慈善理念的集體無意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當前書畫界的浮躁化和功利化。有的書畫家較多關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賣多少錢一尺，市場價格飆升如何？“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優良傳統正在漸行漸遠，以藝助賑幫困的慈善精神也無暇顧及。筆者長期從事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平心而論，當代書畫家的生存形態和經濟收入不要說是清末民初、就是在中國藝術幾千年的發展史上，也是最好的階段，但是相應的公益精神明顯不足，不匹配。在當前全民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有必要呼喚海派書畫家公益精神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