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畫家常保立

摹畫：貓

常保立1952年出生于北京，說起故宮，與他有著似近又遠的關系。他的面孔棱角分明，兩道劍眉在臉上刻畫著他與生俱來的性格，有那么一些倨傲，有那么一些不羈。常先生說，他的祖上是正黃旗，曾經有出入宮門腰牌，原本是金人，后來被元朝吞并。如今，沒有腰牌在身的常保立，卻更加頻繁地出入故宮，雖然只是在外朝一處偏僻的小屋里，雖然干得不是出將入相、指點社稷的大事，可是，他依舊在這里呆了大半輩子，因為他喜歡繪畫，熱愛摹畫，故宮是他的大畫室，“冷宮”成了他圓夢的地方。 　　關于摹畫，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論畫體工用拓寫”一條略云：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拓妙法)。古時好拓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跡。亦御府拓本，謂之官拓。國朝內府、翰林、集賢、秘閣拓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后，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可見古人對副本的重視情形。 　　民間一直以來都有摹畫的傳統，就相當于現在的印刷、照片，最為人熟知的摹本應該算唐朝人就王羲之《蘭亭序》的幾個摹本。而到了宋徽宗時期，這個歷代君主中最杰出的藝術家在宮廷里辦起了規模龐大的摹畫作坊。 　　如此一路傳承，到了今天的故宮，就只剩一個小小的摹畫工作室，不到10人的摹畫隊伍，而常保立是他們中資歷最長的一員。 　　故宮的“摹畫狀元” 　　1961年，9歲的常保立開始學畫。父母親都是普通工人，每天忙著上班，根本顧不上培養孩子，常保立學畫純屬偶然。那時他正上小學三年級，學校里開了美術課，美術老師一看他的作業，“嘿，這小孩兒畫得不錯，畫什么像什么，有感覺。”后來老師開始花心思培養保立，讓他參加北京市少年宮，跟著劉博琴先生學書畫，時間一長，他便真的喜歡上了畫畫。 　　那時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的前身)組織了一次少兒繪畫比賽，常保立畫了一幅少先隊員補褲子的作品寄了過去，信封是毛邊紙做的，常保立把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地址掉了個，寫在上頭，不久參賽信被退了回來，常保立改正后又寄了過去。如此輾轉，不想竟拿了獎！初次出手，常保立就嘗到了畫畫的甜頭。 　　“好家伙，那時不過12點不睡覺，拿一個小方凳當桌子，頭上一個15瓦的小燈泡，夜里就著那丁點兒光亮畫畫。我現在想啊，小時候要是再多點兒睡眠時間，沒準我就能再長高點兒。”常保立幽默地說。 　　那時，全北京市保送進少年宮學畫的不過十幾個孩子，跟現在不同，在少年宮里教課的都是國家級的書畫名家。常保立一般是上午在學校上半天課，吃過午飯就去少年宮學畫，一直學到晚上10點，連晚飯都省了下來。晚上從少年宮出來，走路回家。北京治安很好，但常保立年齡小，怕走夜路，走兩步回頭看一下。 　　就這樣三九三伏，酷暑寒天，幼小的常保立一步一步地走在學藝的道路上。直到有一天，他去少年宮見大門緊閉，門口貼著一張大字“軍宣隊進駐，何時活動另行通知”。常保立心想：“壞了，上不成課了。”他回到家，苦等著少年宮重新開課的日子，等來的卻是去黑龍江插隊的通知。那年他17歲。 　　拿著畫筆的手，如今改拿了牛鞭，常保立在建設兵團做起了牧牛人。白天勞動，掙工分，晚上別人都睡了，常保立在宿舍里偷偷弄個小燈泡畫畫。連長晚上查房，看見窗子上透出昏黃的燈光，直罵常保立畫餅充饑。東北冬天氣溫有零下三四十度，凍得常保立的手都化了膿。“可是喜歡畫畫，再疼也樂意。” 　　插了兩年的隊，常保立借故母親重病，跑回了北京，好不容易回來，他說什么也不愿意再走了。沒有工作的常保立開始遍訪名家。“那年代，國畫名家我基本都去拜訪過，像張伯駒、李苦禪等等。他們那時候正挨整呢，但還是有一些喜歡藝術的年輕人會去找他們請教，還有熱心人幫忙引見。我也沒正式拜過師，就是登門請教這種方式，斷斷續續學畫，主要還是自學”。常保立告訴我，自己和別的人不同，喜歡結識年長的人，和他們結成忘年之交，因為他們能傳授給常保立同齡人所沒有的知識和人生經驗。雖然畫藝不斷精進，可是常保立在外人眼中還是一個不務正業、無所事事的“渾小子”。二十好幾的人了，沒有一份工作，沒有穩定收入，性格內向的他，一天到晚悶頭在家中作畫，也沒有戶口，關系一直留在黑龍江插隊的兵團。 　　一直等到1979年，常保立迎來了人生的轉機，撥云見日，走上了專業的道路。那一年，結束了十年“文革”后的故宮開始整頓修繕，招兵買馬。 　　常保立從故宮退休的老師傅那里得知了故宮招募的消息，便興沖沖地趕去了。那是一個五一節的上午，常保立在文華殿參加了復試。初試報名的有1000多人，頭一批就刷了900多個，剩下百來人來參加復試。當時要求考生在膠板上摹字，和宣紙不同，膠板光滑，不能吃墨，常保立提著氣，小心翼翼，一筆一畫地摹了整個一上午，結果竟得了個第一名的成績。 　　“文華殿拔得頭籌，在古時那可相當于狀元”，常保立回憶往事，仍津津樂道。 　　從此“摹畫狀元”常保立一腳踏進了紫禁城的宮門，拜在了當時摹畫大師金仲魚的門下。 　　傳奇的老先生們 　　說起金仲魚先生，摹畫界無人不知，而外界卻對先生知之甚少。金先生一生為人極為低調，連照相都不太愿意。他性格嚴謹，在摹畫技藝上追求一絲不茍。 　　摹畫技藝自宋以后，歷經明清已經日漸式微，到了民國初期，這門手藝幾乎絕跡。金仲魚出生在揚州古城，祖上皆善描摹，是地方名家，揚州畫派的傳人。金先生不但繼承家學淵源，而且憑空開創出一條摹畫的新路。這就像熄滅的薪火重新被點燃，斷流的江河重新被注灌，歷史神奇地將摹畫的手藝悄悄賦在了金先生身上，或許在某個深夜的夢中，讓這一縷傳統技藝的沉香，裊裊地升騰開來。 　　一開始，金仲魚摹畫只是個人行為，一位上海的商人無意中見到了金先生的摹畫作品，驚嘆不已，于是出錢和金先生合作，干起了“造假”的活兒。那時，上海是洋人的殖民場，商人把洋人帶到家中看畫，擺的自然都是真跡，洋人折服于東方藝術，嘖嘖稱奇，于是兩方達成買賣協議。可是，商人同洋人約法，預支定金，數月后取畫。這數月的時間其實是留給金先生摹畫的。數月后，洋人取到的畫自然就成了金先生的摹作，而非真跡。憑借著金先生的功力，只看過數眼真跡的洋人無論如何分辨不出孰真孰偽。 　　“現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里還藏著一些金先生的摹畫呢，他們愣說是真跡，其實都是那個年代流出去的。”常保立笑著說。 　　摹畫界有個說法，要摹好古畫，摹畫師就要有那個時代的功力。這樣的要求何其苛刻，試想如果摹畫師都能達到古人境界，那么其本人就應該是個曠世大家。金仲魚先生堪稱如此盛名。金先生善畫魚，仲魚仲魚，名字中帶魚，其人畫魚也是一絕。世人爭相乞啟功墨寶，而看過金仲魚先生所繪金魚，啟功竟主動拿著字送到金先生面前。 　　有一次金先生畫完金魚，把畫軸隨意扔在一旁，恰巧落在魚缸邊上。不想，片刻工夫，魚缸發出乒乓擊水聲，原來，金先生養在魚缸里的金魚看到畫軸上的“假魚”誤以為真，紛紛向畫軸游去，卻撞上魚缸，發出了水花拍濺的聲音。金魚以假亂真，連同類都不識廬山真貌，聽上去簡直像一段傳說。 　　雖然如此，金先生對保立這樣的徒弟卻嚴格要求，不準他們擅自搞創作。 　　“老先生都在家里搞創作，對我們卻格外嚴格，如果被發現自己搞創作，后果十分嚴重。”那時的常保立年輕氣盛，當然不明白金先生的用意，老師不允許，他就回家偷偷搞。自己從小學畫，藝術又是最講究創造力的，不讓他創作實在技癢。“過了這么多年，現在才知道，金先生之所以不讓我們搞創作是因為繪畫是帶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活動，創作多了，筆觸中就有了自己的痕跡。臨摹，臨摹，‘臨’是取其大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勾勒；‘摹’則要求精確復制原作，而且要形神兼備，毫厘不差。當初先生真是一片苦心。” 　　“你早來個一二十年就好了，那時我們這里真是名家云集啊！”常保立又回憶起了臨摹《清明上河圖》的馮忠蓮先生。 　　馮先生原來是榮寶齋的人，后來榮寶齋要木版水印《清明上河圖》，故宮有“原件不能出宮”的規定，于是馮先生天天來故宮摹畫。老太太已是五十好幾的人了，就坐在后院那間小屋子里，春夏秋冬，從選絹、用筆、落墨、做舊，畫一段卷一段，邊摹邊做。《清明上河圖》因年代久遠，原畫表面的色彩早已磨去，墨跡陷進絹絲的經緯坑洞中，要做出這樣古樸的效果，被歲月打磨的痕跡，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誰能料到，這樣一張《清明上河圖》馮先生摹了整整17個年頭，中間還經歷了一場“文革”的劫難。 　　從《二馬圖》出發 　　一件傳世的珍寶，穿過戰火硝煙，穿過無情的歲月，走到你面前，像一個跑馬拉松的人，經過了數萬公里的跋涉，跑到你這個終點，你怎么忍心，只做匆匆一瞥，而輕易地將它們從眼前放走呢？ 　　常保立摹畫的開門之作就是那張有名的《二馬圖》。 　　那時，金老先生操著濃重的江蘇兒味的普通話，笑著在常保立面前展開了《二馬圖》。從來沒有如此零距離接觸國寶，常保立睜大了眼睛。“怎么也看不出來是一張畫，倒覺得好像是有兩匹御馬站在我的面前。”其一肥，其一瘠，肥馬飽食終日，毛色光亮；瘠馬則青筋暴露，神色哀戚。 　　常保立怔怔發呆，看了足有二十分鐘。 　　《二馬圖》又叫《肥瘠二馬圖》，任仁發積多年功力而成，鐵線金鉤，行筆處如劍拔弩張，頓筆時，如掛定風聲，似鐵線又如高古游絲，大有觀公孫大娘舞劍后，氣定神閑，展卷宣泄之意。馬屁股一筆而就，起落行筆落定恰到好處地落到了腰間，然后峰回路轉地來了個往收之筆，再頓，再次拖出，細筆勁送至馬肩，至此，馬的后尻及腰部全部神采都已躍然紙上，馬腿的朗朗節奏，前襠的肌肉隆起，連馬蹄也分明勾出了“得得”的聲音。 　　常保立先勾馬的頭部，這里馬的鼻梁是重中之重。因從富有彈性的眼皮到筆直的鼻梁，是一最須挺拔的用筆，如此馬頭才可立住，其效果直接影響到后面的馬臉其他部分結構的用筆表現。 　　緊接著是馬尾和馬鬃的勾描：首先在定了型的尾礎部分，頓足一筆向下生發，須注意的是，這是一組一組式的，不過二三十根，但讓人感覺卻是萬千氣象，像真的馬尾長出，飄逸起來。再說勾每組內之細線，更須游絲行筆，要叼住筆鋒，取若即若離狀推筆才可，起、收都須虛出虛入，才取飄逸之八九分。 　　待墨落成后，上色開始了。行話說：“色不礙墨，墨不礙色。”為了讓二馬鮮活起來，金先生要求讓肉長在骨上，靠著水份的干濕一點點讓馬圓厚起來，一筆接一筆地絲絲入扣，有的地方還需留住筆痕，凸顯體積之感。這當中反復的可能性很大，有時會畫不好，須反復進行渲刷，而不經意的反復，有時反而會加強畫面的表現效果，出現古舊氣。 　　當初插隊時，一匹種馬拖出陷入沼澤的奶牛，由此救了常保立一“命”。那時，他便暗暗盤算日后要畫馬來感謝這“救命之恩”，沒想到還未畫馬，倒先摹起馬來了。 　　摹畫里嘗到的甜頭 　　中央美術學院黃均教授在看了常保立的摹品后欣然題辭“前人云，作畫能巨刃摩天，又能金針度繡，方稱能手，今觀保立作畫，誠無愧當此，保立同志摹天水虢國夫人春圖，幾欲亂真，令人嘆為觀止。” 　　“歷代名作都有很多摹本，為的是防備天災人禍對原作造成毀滅性的損害。以往主要用于宮廷文獻和名家畫作的備份，但是‘摹’的方法傳到民間，就演變為學習繪畫的一種重要手段。歷代的大畫家，都有深厚的摹畫功底。” 　　常保立這樣說是因為他就是摹畫真正的受益者。 　　他是“文革”后在海外辦畫展的第一人，那年他只有27歲。“當時‘四人幫’剛倒臺，國家也沒提倡過這樣的文化交流形式。恰好我有位朋友去香港了，寫信給我說可以嘗試辦畫展，經過一番聯系和籌備，沒想到就真辦成了。第一次是在尖沙咀，后來又辦了一次。那時候辦畫展既不賺錢也不拿獎，就是有幾家報紙給你報道一下，現在想起來還是挺高興：我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能在香港辦畫展，范曾他們比我還晚兩年呢”。 　　也許是血液里流淌著游牧民族奔放熱忱性格的原因，常保立喜歡畫馬，畫戰馬，帶鞍子的戰馬。讓他有些哭笑不得的是，自己卻得了一個“中國貓王”的頭銜。 　　“常君的貓眼畫出晶瑩透靈，炯炯傳神，鼻子畫得富有生命力；胡子、眉毛寫出圓健挺拔，富有彈性”。以前街坊鄰居們來找常保立畫畫，畫什么呢？人們都挺喜歡貓，那就畫貓吧，常保立有求必應，畫了好多貓。后來有些畫流傳開，得到圈里較高的評價，就這么畫出名了。常保立的貓不但在大陸有名氣，而且還傳到了海峽那端的臺灣，這次與常保立的貓結緣的是德高望重的辜振甫先生。 　　1998年，兩岸談判出現轉機，形勢緩和，在冰融之際，時任海基會會長的辜振甫先生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之邀率隊來訪大陸。深受中國文化熏陶，自身又是琴棋書畫十八般武藝樣樣俱全的辜先生，在參觀完北京故宮后主動提出要一幅字畫。當時在故宮工作的常保立被第一個想了起來。 　　“當時時間很緊，辜先生停留很短，我來不及作畫只能現選了一幅。”畫中是一只老貓，立于窗前，窗后九天之上，懸著一彎新月，貓足邊靜靜地擺著一只茶盞，看似康熙年間的紅釉龍尊，旁邊散著幾顆海棠果。畫作送到長安大戲院，辜先生欣然收下。 　　“我當時只是偶然選的，別人看了都說暗合了思鄉之情。”常保立淡淡地說。 　　常保立在故宮里摹畫，也創作自己的畫，他給聯合國安理會秘書長德奎利亞爾送過畫，又應胡青女士之邀為老舍設計過紀念幣。然而，對于常保立來說從來沒有想過靠畫畫出名、賺錢。 　　這些世俗的東西都被故宮的一堵高墻擋在了外面。“從來沒想過，不光我沒想過，那時候別人也不會想到這個。我告訴你啊，70年代地安門那邊有個畫店，我常去，就看見齊白石的畫掛在里邊，兩塊錢一張，沒人要。老百姓都沒錢啊，自己吃飯還吃不飽呢，誰有心思買畫？ 到現在，我也沒什么心思靠畫畫掙錢，我就是專心畫畫的。要知道，如果畫畫的時候心里考慮的是這一幅畫能賣多少錢，肯定畫不好。就像喜歡釣魚的人，真喜歡吃魚嗎？未必，想吃魚他自己就買魚去了，還費這勁釣魚干什么？享受的，就是這個過程。” 　　如今，擺在常保立心里份量最重的事，恐怕就是他呼吁了很久的“摹畫藝術進份高校”。 　　“因為沒有人做這項工作。全國的摹畫師就剩下我們這么幾個人了，這門藝術一旦失傳，是可悲也可惜的事情。沒有民族的，就沒有世界的，民族藝術不能失傳。 我感覺現在的年輕一代很有想法，但欠缺功力。很多美術院校的課程里都缺少摹畫訓練，基本沿襲的是國外那套教學方法。實際上，學畫一定要學經典，學習那些經過幾百年幾千年歷史檢驗的真理，打好這個基礎才能畫出自己的風格。” 　　黃昏時分，常保立會搬兩把椅子到院子里，架上兩塊木板，躺在木板上練啞鈴，用自己的土辦法鍛煉身體。無論鍛煉效果還是快樂、充實的感覺，都和健身房里差不多。西斜的太陽照在他的臉上，雕刻著他簡單卻不平凡的人生。院子里的草木將這“冷宮”擁擠得熱熱鬧鬧，這些紅了的柿子，這些肥了的金瓜，結出的是一個摹畫家成熟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