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經是中國文化事業和藝術生產的半壁江山。就藝術品市場而言，上海曾經有過香港也不能望其項背的輝煌。 然而現在上海的藝術品市場卻實實在在地萎縮了。2006年，上海全部藝術品拍賣公司的成交額共14億人民幣，而北京嘉德等4家公司就成交24億元人民幣。2007年，京滬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無論是藝術品交易的數量、質量，還是成交總量和單件成交額，上海都不能與北京相比。 為什么北京轟轟烈烈，上海卻日漸冷清？如果上海一味責怪政策、體制和外在條件，是說不過去的。上海收藏界流傳“南下北上”之說，大藏家們進入市場，南下到廣州，北上去北京。上海人疏遠自己的市場，是何其無奈！當然，這與文化傳統有關。比較京滬兩地的收藏界，北京追求文化底蘊，上海人更看重流轉得快的市場。上海沒有“一鋤頭就挖出三千年”的幸運，與西安、洛陽、北京等古城比，上海太年輕。二十幾年前，北京人研習“老窯”（宋以前的單色釉瓷）就已蔚然成風；而目前上海收藏主流的意識中，一味地追求“海派”風格，在晚清民國的時段上做文章。上海藏界不敢冒風險，不敢獨創，不敢“吃第一只螃蟹”的心理，直接影響了上海藝術品市場的風貌，使得上海民間豐富的尖端藏品難以浮出水面。 當然，倡導海派收藏沒什么不好，這也是百花之中的一枝。但中國文化何其豐富！上海精神本質上是開拓創新的精神，上海在文化上沒有別的選擇，唯有放開手腳，構筑國際交流大平臺。面對豐厚的中國文化積淀，上海的藝術品收藏和市場應在更廣厚的基礎上發展，上海人的眼光應當更遠、更深邃、更有廣度，更有開拓和包容的精神。 對藝術品經營企業來講，我以為目前遵循信奉的“一票否決制”是值得商榷的。這正是上海藝術品市場無法活躍起來的癥結之一。 目前有資格參加藝術品鑒定的人員，都應具有文博研究職稱，這條杠杠使得其他“行內高手”不能介入。但文博界鑒定人員的水平參差不齊，有少數人其實是不合格的。一個藝術品經營單位，邀集了三五個文博界鑒定人員對藝術品進行裁判。“一票否決制”貌似“保險”，對買方負責，其實，這正是犯了一個大忌，印證了“水桶原理”：一只水桶的容水量，取決于這只水桶最短一塊木板的長度。這塊木板越短，這只水桶盛的水就越少。 我們把各藝術品經營單位比喻為一只只獨立的水桶，把他們邀集的鑒定家比喻為圍繞水桶的木板。那么，誰決定了藝術品經營單位的水準呢？“一票否決制”使得其中最差的一位有了生殺大權。如果其中一位鑒定家連“清三代”都看不好，那么，這家藝術品經營單位只能經營晚清民國貨了——這就是“一票否決制”的現實作用。 一個客觀事實是，收藏界正在成熟，買家正在成熟，他們對古器物的判斷力已今非昔比了。無論從調動資金的能力還是從鑒賞的能力來看，現在是買方市場。藝術品經營單位如不能根據買方市場的需求，而固守自己的舊的眼光和陳見，就逃脫不了邊緣化的命運。 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上海不能只用一條腿走路。文化發展和文化繁榮是她的應有之義。上海不缺硬件、不缺歷史記憶、不缺國際國內的利好環境、不缺人才，也不缺尖端藏品。上海缺的是藝術市場經營者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