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珺、黃丹可以說是水墨界的新人，他們涉足這個領域的時間都不算長，但藝術上一直追求個性化的藝術取向和風格面貌。這種個性，不只是他們與同輩之間的不同，也是他們與師輩之間的不同。 他們倆同樣出生于70年代，同樣接受了良好的學院教育，同樣是致力于水墨人物畫創作，從他們的作品中似乎可以找到與師承的相似，那就是由水墨名家田黎明先生色墨并用的畫風，這種畫風打破了水墨畫某種恪守傳統的文人格調，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新格局。楊珺、黃丹秉承了中央美院優良的造型傳統，吸收了西方繪畫的一些因素，人物造型簡樸稚拙，甚至還創作了許多沒有五官的人物形象，表現手法更多地融入了現代因素，舍棄了那些繁瑣的細節與過多的筆墨技法，以簡潔的造型，純凈的色調刻畫人物，與尋常所見的水墨肖像截然不同，給人以新鮮印象，更接近當代都市生活，也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追求與文化心理。他們的畫面在傳統水墨方式之中，或許還摻雜了某種圖像觀念的當代性。 在“中國畫的當代化”的呼聲下，從界外走入水墨領地已是20世紀中國藝術的一個新傳統，徐悲鴻、林風眠、關良等一大批前輩藝術家都經歷了這樣一條自外于內的路。今天的一代青年藝術家更不會因為“越界”而感到壓力。事實上，在每個青年藝術家的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融入了非傳統、非水墨的因素。 楊珺的作品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借秦漢造像之質樸，有古意卻不死板；另一類作品是品魏晉流風之沖逸，有風格卻不夸張。楊珺的圖像，在凝練的塊面化造型之中融入田黎明先生某些漬染的表達因素，在單純渾樸的視覺呈現中抒寫一種現代性田園精神，在渾樸圖像的營造中不棄水墨之韻致，在簡潔抽象的構制中不舍傳統意象。這均表明了他的判斷：學習傳統而絕不泥古，借鑒西方而絕不異化。他將表現歷史的沉重感逐漸消減為自身體驗歷史的情緒歷程，他賦予歷史題材繪畫一種理想主義的唯美與詩意化的輕松。嘗試往往存在著一些不徹底，但在這個努力創造新面貌開拓進取的時代，楊珺也勇于邁出這樣的步子來，無疑是令人欣喜的。 黃丹主要畫女性人物畫，因而不能否定她對女性自身的格外關注。不管是單身像，還是群像，她關心的大都是女性。或許非常關愛通過鏡子看到的、與自己相像的女性形象，才使她如此癡心于女性人物畫。盡管男性占世界的一半，但她把眼光只對準女性說明了她在關心外在美的同時，還關心變化無常的女性內心情感表現，這也是繪畫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她筆下的人物畫不僅要考慮形態的問題，而且還不能不考慮通過表情體現的情感。我們欣喜的看到黃丹的水墨已經開始開創出自身獨特的形式語言和技法特征，這種語言形式頗具“當代性”，是與以往的水墨語言有所區別的，但這種語言的形成已經成為黃丹作品的重要成分，更體現了黃丹探索和思考“水墨”藝術自律性的成果。 經典是對經典的繼承，經典是對經典的背叛。這種辯證關系對于追求藝術獨立價值的人來說是隨身攜帶的思想工具。現實表明，水墨畫是一個自律性很強的畫種，有著一整套畫家必須嚴格尊從的規范和要求，使得畫家在追求藝術修養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失去對生活和現實的關注，失去個人對個性和獨特自我感覺的挖掘，被同化為一種以追求純粹形式語言為目的的藝術匠人。從而使大量的水墨畫的內涵似乎永遠是對古人或傳統的簡單模仿，更與當代人的現實和精神生活斷絕了對話和聯系，單純以一種傳統的審美趣味來面對當代人的生活和現實，這種墨守成規創作方法不但已經限制了中國畫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從實際上阻礙了對傳統藝術的繼承。因此，水墨畫家如何能使自己切入一種當代文化，如何能使自己的藝術進入全球化背景的中國當代文化語境之中，這是他們必須要思考和面對的問題。他們對當代人的生存狀態理應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從而創造出與傳統一脈相承又別有新意的作品。楊珺、黃丹他們的藝術就是很自然地與當代生活發生了密切聯系。他們愈來愈遠離了傳統文人的出世心態，愈來愈趨向于表現都市文化和世俗生活。他們筆下的人物既有傳統水墨人物的恬淡與寧靜，又更真誠的表現了當代人的張揚與活力。他們不只在擔當一個傳統文化承傳者的角色，更多地是將傳統文化當作取之不盡的藝術資源來利用，因為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為繼承傳統，更是要創造今天的藝術，要將傳統水墨畫融入當代生活，賦予水墨畫以新的時代內涵與活力。 楊珺、黃丹在藝術上重構了傳統的圖式格局和題材類型，繞過了遠離生活真實、一成不變的套路格式，直接去表達自己面對的日常生活和對生活的個人化理解。他們的出發點不完全是筆墨，還包括對自身及生存環境的感悟。他們是把自己的藝術建立在一個可以直接感知的領域，這不僅包括生存現實，也包括傳統文化。我相信，像楊珺、黃丹這種新涌現出來的青年畫家無疑會給水墨畫壇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