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應該有怎樣的價值取向？以自由表達為特征的當代藝術應承擔怎樣的社會責任？一些打著當代藝術旗號的惡俗粗陋之作應怎樣評判和祛除？中國的當代藝術應具有怎樣的時代精神和正大氣象？當代藝術的發展怎樣才能與文化建設新高潮同步？ 12月21日，本報與四川大學、《美術觀察》雜志社共同舉辦了“當代藝術的價值取向與社會責任”研討會（部分專家發言見12月30日本報三版）。與會專家學者以學術的態度，認真梳理當代藝術的不同形態，深入探討藝術在當代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呼吁藝術家以寬闊的世界視野、充盈的文化自信、嚴正的中國立場、創新的藝術精神，創造出屬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當代藝術。本報總編輯卜鍵、副總編輯宋合意參加會議并發言。 本次研討會，是本報擬舉辦的系列理論研討會之一。系列理論研討會以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為主導，從文化發展建設的實踐經驗著手，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高層次的理論探討，旨在理論創新方面有所建樹，對指導實踐有所禆益，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做出實實在在的努力。 中國當代文化不能喪失自信心與主體性 當代藝術價值取向的混亂與社會責任感的缺失，究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自信心與主體意識的喪失。卜鍵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系是研究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文化自身的發展有其更為深刻與全面的內在原因。一些人在研究中國文化史的時候，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與外來文化的某種聯系，這種思維模式也能折射出文化自信的不足。譬如戲曲，有一種說法是受了梵劇的影響。實際上，在我國戲曲走向繁榮的宋元，印度由于遭受異族入侵和穆斯林文化的影響，本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受到擠壓，一派凋敝，又有何力量向境外輸送戲劇？前不久在京召開的中國演出“走出去”高峰論壇上，有位教授針對魯迅先生所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提出“越是超越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偽論斷。試想：有什么東西能夠是超越民族的？如果一個演出或者藝術創作吸納一些外來養分，借鑒一點異邦方式，它就不再屬于本民族的藝術創造了嗎？中華文化歷來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兼收并蓄，卻從來沒有失掉文化主體性。有文化主體性，才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而有開放包容的心態，才有交流對話的可能。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我們的文化建設才會有大氣象，才會有中國氣象。而文化自信與主體意識的缺失，導致了一些從事所謂當代藝術的人以西方觀念為唯一標準，并由此造成了價值取向和呈現方式的混亂。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陳醉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在殖民、后殖民文化心理的影響和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及強勢文化的滲透與擠壓下，對外來強勢文化表現出屈從與羨慕，從而導致主流意識淡化、民族精神淡薄。改革開放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在經歷了最初被動接受外來文化之后，我們應當找到最恰當的方式，既借“他山之石”開闊眼界，更要有意識地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發揚優秀民族文化。藝術家要牢牢記住自己的責任，“學藝之道，執迷有悟”，以中國藝術的精神，創造屬于今天的當代藝術。 當代中國藝術不能等同于中國“當代藝術” 在進入深入的學術探討之前，對當代藝術的概念范疇需要有所界定。當代藝術應當是指當下藝術創造的各種門類、各種形式，但當當代藝術受西方價值判斷的影響而特指觀念、裝置、行為藝術并具有特定含義時，這一概念就轉變為打引號的“當代藝術”。 《美術觀察》雜志主編呂品田指出，嚴重曲解和濫用“藝術自由”，無視責任和道德底線；“自然主義”流行，熱衷瑣碎細節和個別現象；藝術“商標化”“反技術化”；在藝術批評上則“去中心”“去文化”“去中國”。在當代藝術領域中出現的這些現象，被以市場方式呈現為為某些人認同的價值導向，確立為新的評判標準。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西方世界通過市場手段大力扶植并推行體現其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的“中國當代藝術”。因此，中國當代藝術家要以知識學養、職業道德、責任意識、創造精神和藝術理想，以自由活潑的審美情感，創造出充滿浩然正氣和陽剛情志的中國當代藝術的正大氣象，振奮民族精神，激勵國民前進。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院長黃宗賢認為，中國當代美術與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美術的整體面貌相比，顯示出“轉型”的趨勢：由反思社會現實轉向自我心靈體驗的表達，由普通意義的人道關懷轉向個體生存狀態的呈現；由對崇高莊嚴的美學追求轉向世俗情懷、感性欲望的宣泄；由對宏大敘事結構的崇尚轉向瞬間存在狀態的審視；由整體性的寫實風貌轉向多元符號的鋪排。 在視覺文化層面，以娛樂化功能實現其價值的大眾化藝術，與彰顯主流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的美術及探索性藝術，共時性在同一社會存在也是一種合理的現實。但問題是世俗化、庸俗化的感官宣泄和尋求市場價值的強烈愿望，削弱了藝術家追求人文價值的熱情，弱化了當代藝術應有的鋒芒和精神力量。藝術雙年展中大量世俗化、趨同化甚至讓人惡心的流俗市井圖像更清楚地表明，抹掉藝術的文化特性和人文價值，將自我套入西方話語模式中或沉溺于感官宣泄中，中國的當代藝術將會更深地跌入文化身份的危機和意義虧空的深淵。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林木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評判標準，不應當僅僅由美國、由西方來制定。單一的美國價值標準，使得“國際”“全球”僅僅成為虛幻的概念。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問“你們美國人到底想要我們做什么”？從中可以看出在某些人那里“當代藝術”背后的潛臺詞。中國當代藝術應當是對中國當代生活的折射，是中國人關注當下生活的結果，是中國人自己的關照方式，它的價值觀、審美觀、人生觀都應當是中國式的，是中國表達方式的當代呈現。在這一基礎上，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平等交流與互通有無，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當代藝術。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世界矚目，大國崛起時的文化形象不能再以嚴重錯位的“侏儒式的文化形象”，特別是某些中國人自己制造的個人化的藝術形象，來扭曲當代中國在世界中的文化形象。強調藝術的社會責任，不是公式化、意識形態化的僵化教條，而是要從藝術家的情感與個性出發，表達中國人的精神訴求、民族身份的訴求和國家利益的訴求，創造中國當代的藝術形象。 當代藝術家應當擔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與使命 身處全球化的今天，當代中國的藝術家應當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底氣，將民族文化的自信與開闊的文化視野相結合，以自身的努力與創造力，承擔起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以“中國制造，中國立場”，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中國當代藝術形象。 中國文化報社副總編輯宋合意認為，藝術的價值取向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中國傳統中的“文以載道”“文如其人”，即是要求藝術家在藝術創作時要有所取舍。現在，藝術創作百花齊放，藝術家有充分的創作自由，但呈現給公眾的作品至少應該有審美價值，并于“道”上是“無害”的。而對于媒體來說，也擔負著特殊的使命，要有價值判斷和道德規范，給社會以正確的引導。當今世界的競爭不僅是經濟、政治的競爭，更是文化的競爭，因此，以優秀藝術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增強我們的文化競爭力，需要藝術家和媒體、學界的共同努力。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唐允明以畫家的身份強調，油畫中一些所謂“當代”不過是跟風與逐利的結果，而當代中國畫模仿、追風的惡習和國畫創作中嚴重的程式化、趨同化，都來源于對中國文化內涵和傳統精神的基本特質的缺失和回避，缺乏對自然的熱情和大眾生活的關切，沒有畫家真實內心世界的表達，更沒有對歷史與未來的清楚認識。《美術觀察》副主編李一認為，時代的發展使今天真正到了建立“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時候，中國傳統價值評判體系“人品與藝品”的統一有其當代價值和意義。中國文化報社新聞部主任徐漣認為，藝術從誕生那一天起形式和表現手段就在不斷豐富和發展，藝術的本質與終極目標始終沒有改變。在人的欲望壓倒一切的消費時代，藝術概念也被不斷消解，但只要藝術作品還需要觀者而不僅僅只是藝術家的個人夢囈，當代藝術就必須思考價值取向與社會責任。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盧丁認為，日本當今藝術大師都從日本本民族藝術傳統中產生，因而在經濟、文化都受外來影響的當今中國，藝術家更應當學習本民族的傳統；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小林則以設計師身份談到，藝術設計作為一門公共藝術應對社會負責。《美術觀察》副主編趙權利認為，中國當代藝術應當有中國立場。《美術觀察》學術部主任谷泉認為，在藝術市場中存在這樣的現象：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藝術也非藝術中介，而是幕后的操盤手。中國當代藝術面臨機會，即以中國藝術家的身份去創造不受西方話語控制、有人文精神與社會責任、溝通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當代藝術。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吳永強認為，中國“當代藝術”與市場和金錢接軌，潑皮藝術、政治波普、艷俗藝術以及某些新媒體藝術失去精神旨趣與價值取向，使當代藝術生態遭到極大破壞。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楊寒梅則介紹了他和程叢林教授的“重溫現實主義”課題，即由100多位研究生參與，從藝術實踐入手，探討農民的生存問題、農民與當今社會的關系、農民的話語體系等，并將于明年舉辦創作展覽，展示從主題、題材、材料到創作手段、精神內涵的藝術探索。 研討會由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張蘇主持。四川大學藝術學院黨委書記林紅，藝術學院設計系、繪畫系、動畫系的教師和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全體研究生的廣泛參與使研討顯得更有意義。特別是學生們的現場提問，與演講形成互動，展示了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學生們的學術素養，也使人欣喜地看到當代學子們獨立判斷與深入思考的求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