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素有中國收藏的“半壁江山”之稱，由此而形成了富有歷史氣脈、地域強勢、藝術檔次的“海派收藏”特征。特別是在書畫收藏方面，更是歷代大師佳作薈萃，各朝名家精品匯集，有不少是屬國寶級的珍品。并形成了一批鑒賞功力深厚、甄別眼光犀利、收藏成就卓然、歷史影響深遠的海派收藏大家，展示了海派文博事業的雄厚實力。 　　追溯海派書畫收藏的形成與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一是19世紀中期；二是20世紀30年代；三是20世紀40年代末。 　　上海正式開埠是在1843年11月17日，據《上海縣志·卷14》載上海“最初開埠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農歷 。”1845年1月，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和上海道臺宮慕久商訂了《上海地皮章程》，確定將洋涇浜 今延安東路 以北，李家莊 今北京東路外灘處 以西作為英國居留地，即租界的正式建立。其后在1848年、1849年美國、法國亦相繼建立了自己的租界。上海的開埠及租界的建立，使上海的社會結構、地域形態、人文環境、生存空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西方文明的滲透、外國金融的進入、殖民經濟的興起等客觀原因，租界內的社會發展迅速。葛元熙在《滬游雜記》中曾說“在洋場，繁華景象日盛一日，停車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幾眩，骎骎乎駕粵東、漢口諸名鎮而上之。來游之人，中朝則十有八省，外洋則二十有四國。” 　　據《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載，1853年上海租界內的中國人僅5百多。1854年小刀會起義時，租界內中國人增至2萬多。1860年太平軍攻打上海時，一下子增至30多萬，而到1862年時，已達52萬多，后又激增至70多萬。這些涌入租界的中國人主要是為了躲避戰亂，盡管其中是以平民為主，但其中亦有不少是來自上海近郊及蘇浙皖地區的官僚巨富、士紳商賈及名門望族之后。正是由于社會的動亂及戰火的漫延，使土地、莊園、商鋪、錢莊、作坊、工場等都無法帶走，而金銀太重、珠寶太招眼、名瓷又易碎，如帶上唐宋元明清的名家書畫，可謂是物輕價重、可抵萬金，甚至價值連城。于是中國歷史上不少書畫珍品就隨著這些逃難的人群，風塵仆仆地集聚于十里洋場，從而形成了上海第一次的書畫文物收藏高潮。在這個時期，亦出現了像吳大徵、高邕、胡公壽、狄子平、張子祥等收藏名家。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已成為遠東第一流的國際大都會城市，其經濟、商貿、文化的輻射力不僅影響到全國，而且擴大至東南亞及歐美。正是由于金融業的發達和工商業的繁榮，為收藏奠定了厚實的財力。而一批書畫鑒賞家的出現，又使收藏擁有了考辨的名家。如吳湖帆在1934年就以上海博物館籌備委員及董事的身份接受故宮邀請，前往北京鑒定文物并任故宮評審委員。1935年，故宮博物館藏品赴倫敦參加國際展覽前往上海預展，吳湖帆又以審察委員的身份負責整理。張蔥玉在1934年受聘為北平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張大千則在1935年應聘故宮博物院近代專門委員。海派收藏正是在這種社會開放、經濟活躍、人文昌盛的大背景下進入了一個中興期，從而使商都海派的收藏和皇都北平的收藏形成了南北輝映之勢。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打響。在這之前，已有大片國土淪陷，來自各地的大量難民涌入租界，據有關記載，此時租界內的中國居民已達166萬之多，而實際上的遠遠不止這些。在這國難當頭、外族入侵之際，那些士紳商賈、官僚巨富及名門望族之后亦帶著不少書畫文物逃到租界內，數量之多、質量之精、品種之全都遠遠超過第一次。從1937年8月13日至1942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天日軍進入租界時止，孤島內的書畫文物收藏十分頻繁，從而使海派收藏奠定了“半壁江山”的歷史地位，并涌現了像龐元濟、王一亭、吳湖帆、張大千、張蔥玉、王季遷、黃賓虹、徐悲鴻、劉海粟這樣一批收藏家精英，這也是海派書畫收藏家中最具實力與造詣的大師群體。海派書畫收藏中的相當一部分精品、孤品、名品都是在這一時期匯集的。 　　海派書畫收藏的第三次高潮則是在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一批國民黨的高官要員及一些老板商人集聚上海，準備出走臺灣或海外，他們亦隨身帶了一批珍貴的歷代書畫，由于他們在上海生活的動蕩，機票、船票的瘋漲等原因，使他們只得拋出一些書畫藏品，特別是集中在宋元明清的名家范圍之中，如范寬、馬遠、米芾、黃公望、倪云林、仇英、文徵明、董其昌、四王、四僧等。這次海派書畫的收藏在數量上雖不及前一次，但在名家名作上還是有特色的，從而亦涌現了像劉靖基、錢鏡塘、唐云、錢君匋等一批收藏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