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頗有意義的書《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的前前后后》，作者是謝冕、孫紹振、劉登翰、孫玉石、殷晉培、洪子誠6位先生。1958年，他們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最大的26歲，最小的19歲。 當時《詩刊》由副主編徐遲等出面，請謝冕撰寫《新詩發展概況》。謝冕邀請同學利用假期集體寫作，完成了這個課題，共寫成7章，前4章曾在《詩刊》連載，當時產生過不小的反響，后3章一直沒有發表。這一次，他們重新拿出這部書稿。除了已去世的殷晉培以外，其他5位以專題問答的方式，回憶和反思了這次寫作的過程。這樣一本書，對于研究中國當代詩歌研究史乃至學術史、教育史，了解一代學者的成長歷程，都是一個信息極其豐富，令人百感交集的個案。 　　畢：拿到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這種能夠讓人感受那個時代歷史真相的書，如今真是太稀缺了。對于中國上世紀50年代的人文學術，過去我一直評價不高。特別是大躍進時代放出的學術衛星，更是不屑一顧。讀了這本書以后，我覺得自己的想法需要調整。真實的歷史有很多層面，很多側面。文本背后有很多想不到的故事。故事里面，藏著很多意味深長的細節，有時代的苦澀，也有同學的溫馨。大而化之地否定一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并不難，難的是懷著一種同情之理解，在更深刻的層次上反思歷史。 　　梁：洪子誠先生說，他們是“30后”知識分子，也就是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年齡決定了他們進入學術界不可能早于50年代中期。我過去觀察王瑤和錢鍾書先生的經歷時，曾想到過一個問題：為什么同出清華，擁有一樣的教育背景，王瑤先生一度很激進，而錢鍾書先生卻很消極？除了個人真實處境的差異、性格的差異之外，還與年齡的差異相關。錢先生出生于1910年，新時代到來時，他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學術建設，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王先生是1916年出生，雖然只晚了6年，但這很關鍵，他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時代就變化了。在新時代的門檻，讓王先生這樣有強烈學術興趣的青年學者如何選擇？他如何能不按照新時代的要求與時俱進？到了1958年，剛剛完成新時代學術建樹的王瑤，自己也變成了大批判的靶子。這幾位作者，身為王瑤的學生，其實面臨的是老師曾經遇到的問題，學術機會來了，又能如何選擇？ 　　畢：這一代知識分子，從教育背景上說，當然和他們的前輩差異很大。經歷了反右、大躍進，還有那些已不被后人所知的小政治運動，6位青年對詩的熱愛不曾放棄，對學術的追求不曾破滅，才高效率地完成了對中國新詩第一次較大規模的系統梳理。以今天的認識水準，指出這個文本的歷史局限并不困難。但這樣的著作，在學術史上卻不是沒有意義的。有局限的工作，也是學術累積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特別是作為在校學生，經歷這樣的學術活動，還是收獲了一種學術經驗。 　　梁：無論早年的學術起點在何處，都是一種學術積累。有了積累，才有被新思想激活的可能性。上世紀70年代末以后，中國出現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謝冕、孫紹振等能夠敏銳地把握到新詩潮崛起的脈搏，率先為之鳴鑼開道，不是偶然的，和50年代這次寫作表面看方向不同，其實有內在的關系。 　　畢：不光是文學領域，在哲學、歷史、經濟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類似的現象。改革開放初起，敢于突破舊框框，提出新見解的人，往往在上世紀50、60、70年代,也曾經緊跟過，批判過。我也常常聽到有人這樣議論某些名人的短處。其實，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藝創作，中國知識界的絕大多數人，只能以主流的價值為真理、主流的標準為是非。能夠超越時代局限的人太少了。即使有一點獨立見解，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就是那些被當做毒草批判的學術論著和藝術作品，大部分也沒有偏離主流的主觀故意，是想緊跟而不得。真理標準討論以后，知識界才出現獨立思考的潮流。新時代開風氣之先的人，曾經追隨主流，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梁：今天，5位先生一方面坦率地把當年的舊作原原本本示眾，一方面又以今天的高度真誠地反思，我很感動。不是所有經歷歷史轉換的人都有這樣的胸襟。常見的是，悔其少作，好漢不提當年勇了。不少人出文集，都有意抽掉了當年的大批判文章。全集不全，幾乎成了中國現代名家全集的常見病。不全的原因不是找不到，而是出于遮丑護短的心理。還有人采取修修補補的辦法，破壞了史料的原汁原味。相比而言，當然是這本書對歷史的態度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