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7年8月 被采訪人：李爽 采訪人：王靜 王靜：今天的訪談，我想請你從你的角度，對你參加“星星”的來龍去脈詳細講述一下。包括你周圍的一些藝術家，你的一些朋友，可能還有詩歌界、文學界的一些朋友，當時那些年輕人的那種狀態，從20歲以前自己的思想，包括怎么看待這個世界觀的方面，整個成長的一個過程，一個經歷，我想聽你來談一下。你參加“星星”的時候是多少歲？ 李爽：我參加“星星”的時候23歲。但是我參加“星星”那個時候我已經很有基礎了，從精神上各方面都是很有基礎的，完全不是一種偶遇，好多人是在一些偶然的情況下，在不適合他們的空間里，他們是不會成長的。反而垮掉失去生活理念。 我父親是清華的教師，母親是北大的。我屬于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文革的時候這樣的背景是很糟糕的。受沖擊的事情，我想人們聽到很多了。我母親的家庭是北京著名的古董商，我從小就受祖輩藝術的熏陶，同時他們又是基督教徒，所以我受的文化影響比較完整，西方的和東方的背景都有。 我的爺爺就是被紅衛兵打完了以后，抄家什么的，之后就癱瘓了，我姥姥就瘋了。 王靜：就是說等于兩家，包括爸爸家和媽媽家都是受到非常嚴重的沖擊。 李爽：都是受到沖擊非常嚴重的。我的父親在清華“反右”的時候已經被打成“右派”，我父親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在清華有很多事情都離不開他，那個時候中國正在做很多大型建筑，人民大會堂啊這類的。我父親就被下放到這些工地，我母親也受到牽連，她雖不是“右派”，但因為我父親的“右派”身份，就很荒唐地把我母親下放到了東北。那個時候我剛剛兩歲多、三歲。父母都根本沒有辦法照顧我，就把我全托《人民文學》的一個幼兒園里。我想大家可能都對人的心靈成長有一些認識，就是幼年時候的經歷是決定一生的最關鍵時刻，我就在這個時候被放在這個幼兒園里。幼兒園的老師們，因為我父親是“右派”就歧視我，父親常常星期六來接我的時候比別人晚，那我老是好幾個小時就坐在走廊里等他。后來因為幼兒園的一些教師歧視我，所以她們就不管我的起居，冬天的時候，我的手和腳都凍的腫了，凍得我根本穿不上我的鞋襪。后來我的手腳都爛掉了，因為腳上凍傷太嚴重了，這個原因我被祖父母接走，后來我就一直跟著我的祖父母，我的藝術熏陶就開始了。 王靜：這種影響應該是最深刻的，從小的這種家庭熏陶是很重要的。 李爽：對，祖父給我看書和畫冊，說他的夢想是親眼比較埃及金子塔和親見費羅倫薩的米開朗基羅的壁畫，大衛石塑、比薩斜塔。他給我看龐貝古城的殘壁畫畫冊，可在他心中長城還是最雄偉的古跡。 在姥姥家和姥爺家受的熏陶，接觸到世界上有美的東西。對我來說，美的東西是一種很遠的，好像和我生活的現實不符的東西。但是又覺得生活中有很多還是美的，那就是一種深層的親情的、友誼的愛。 我受我姥姥的影響很深，她是一個很頑強，很正直的人，她對我做過很多訓練。比如說她讓我畫畫，但畫畫的時候不可以用橡皮，她說你用橡皮，就是在改正錯誤，你必須要在每一次畫的時候，在心里建立一個成功的概念。所以，你不要一開始畫，就想到你要畫錯，我不給你橡皮，你不可以涂改，你只能重新畫，都類似于這樣的訓練，是日常的。 王靜：就是對人的那種品格、品質和毅力的訓練。 李爽：對，就是一種品質，我凍傷回來以后，我對什么都覺得特別可怕，所有的事情都覺得可怕。她說：你一定要戰勝這種害怕，其實沒有什么。她說，只有勇氣，才可以讓你的心量長大。要不然，老是這么小，多懦弱啊。夏天我很想吃冰棍，家對面就是賣小豆冰棍的，在南小街，現在可能南小街都不存在了，那街是很窄的，她說你自己去買，我給你錢，但我就是不敢過馬路。我長大了以后，我姥姥說：其實我一直就藏在那門后面，看著你，在門縫里，我看著你不敢過馬路，我心特別疼。但是她說，我就是一定要堅持讓你自己過去。 王靜：你最初是怎樣開始接觸繪畫創作的？參與“星星”其中有怎樣的故事？ 李爽：我在13歲的時候，我好像突然受到一種啟示，我要畫畫，我一定要畫畫。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拿起一只鉛筆開始畫，結果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停下來。我是一個很不會推理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不會推理，我做一件事情從來都是以熱情去做，好像總是以第六感官去想、去行事、去做決定。我到今天還會很驚訝，世上有很多很多人是藐視熱情行為的。他們以冷血的精打細算去策劃行為。那么利益來時，他們還會有能力熱情的去享受贊美嗎？別扯遠了。1966年開始文革，1968年“紅八月抄家”的時候，我應該上學了，二年級。我們全家都被卷到這個受沖擊的風波里面。我的家被紅衛兵隨便抄，一共抄了五次。結果抄得連我們最簡單的鍋也沒有，碗也被砸碎，我們連過冬衣服都沒得穿。我們家最后一次抄家，只剩下了一個南瓜，南瓜沒有被抄走，我們連續三天，吃這個南瓜，那時候我8歲。 我從13歲畫畫，也是遇到各種困難，有空我就畫，還去找一些教水彩的資料，當然因為很少嘛，“破四舊”的時候都被燒掉了，我家里的很多東西都沒有了，所以當時一旦找到了，如獲至寶。自學畫了很多東西。 那時我們得到一個蘋果都是很難的，我只要得到一個蘋果，肯定不會狼吞虎咽地給吃了。我一定是把它先畫下來以后我再吃。 王靜：你認為你的這種品質是天性嗎？ 李爽：是一種在內心中熊熊燃燒的天性，這種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和愿望，就像天賦予你。以后你會體認到一種，被激發后的成果給你帶來的悅愉。紙上的蘋果絕對比真的蘋果要甜。自學到17、8歲，我就開始有一種愿望去寫生，畫風。我家離紫竹院很近，我經常去寫生，那時候只要一有空我就去畫風景，我認識了另外一些跟我一樣的畫家也在那里畫風景的，就跟滾雪球似的，畫家認識畫家……這樣慢慢開始認識一些人。 王靜：像當時認識的人，比如說一直到“星星”美展的時候，最早認識的人都有哪些？ 李爽：認識無名畫會的朋友比“星星”的早。“無名畫會”的張偉、馬克魯、唐平剛、趙文亮、李珊……當時社會上有很多在插隊的芒流。一些由個自愛好自動組成的地下沙龍。包括流氓小偷一類。在北京個各角落中過著消極的與社會抗衡的生活。畫畫的在當時也是一景，我們集體三五成群騎自行車，身上手上花花綠綠很多油彩。（好像今天的世術家要留著長發來表示身份的不同。）從紫竹院到頤和園，圓明園又回到故宮北海。……我也認識一些攝影的朋友,四月影繪的王志平，李曉賓。我那個時候還認識池小寧、池小青。我先認識池小青，通過她我認識池小寧了。我常去他們家，因為他們家有畫冊。他父親是北影的美術設計，池寧。家里有很多蘇聯的或其他的畫冊。小青畫畫，他們兄妹倆相依為命，父母“文革”的時候受沖擊自殺了。我當時認識他們以后，覺得好像不幸的人遇到更不幸的人，感覺到自己還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他們的處境比我更慘了。我由衷升起的第一個愿望是給他們友情。那個時候認識了很多人，詩界的芒克、嚴力，北島。江河、舒婷、郭路生（食指）同時我也認識了屬于高干子弟的一些人，他們也很愿意和我接觸。按社會的階級來說，我們是水火不相容的。文革時被革了命的正是我們這種“四舊”生出的“狗崽子”。但是他們也很愿意和我們接觸。實際上他們跟我們接觸的過程中，有一種隱隱約約地對我們有一些羨慕感，羨慕我們與“四舊”的文化關系。這是一種尋根，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尊重自己的根源，文化不是有一天突然從石頭里自己蹦出來，對你說“我是你的”。于是你拿起來傲慢的向世界宣布，這都是我的！我發明的！又扯遠了。 那個時候我家住在西城區甘家口那一帶，可以說，甘家口是一個北京文化復蘇的搖籃。比如說當時的詩啊、繪畫啊、音樂啊，包括民主運動的這些人都是從這里出來的。 王靜：你是怎樣認識北島、芒克他們的？是不是因為當時畫畫和詩歌其實都屬于文藝，同樣喜歡的人之間聯系可能是非常密切的。 李爽：物以類居。我們聚在一起談論讀書心得，談詩，繪畫。我在北島家中喝咖啡是第一次，如今我到還是要喜歡每天喝北京的花茶。那個時候我還在插隊嘛！我是最后一批插隊的，在北京順義縣的高麗營公社。但我插隊的時候就是拼命地畫畫，雖然插隊很累，但是勞動以外的所有時間我都用來畫畫。所以我在順義插隊的時候，畫了好幾百幅小風景。后來我考電影學院，和呂越、張誼等一起。我沒有被錄取，我的素描得了80分，色彩靜物得了84分，而我文化課上的政治得了0分。而我朋友們呂越考上了，蔣曉真、艾未未也都是這次高考進了電影學院。我又回村里干活去了。而一個朋友，認識青藝（青年藝術劇院）的人，把我的風景畫拿去給青藝看。不料，我被錄取了。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北京青年藝術劇院做正式美臺美工，一個月三十六元人民幣。奇跡發生了。就在這時我與我的藝術家朋友們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通過嚴力、芒克又認識了黃銳、馬德升、阿城。他們都是我的好友。如今我們很少見面，見到都很親切，因為我的確與他經歷了這段真而肯誠的友誼。為了一個共同的理念一起拼搏過。記得黃銳笑著對我說：你是青藝的。我點頭，我們想弄一個展覽，你有沒有興趣？我說有，完全不猶豫就答應了。 王靜：這是在他們剛剛要籌劃“星星美展”的時候之前。 李爽：對。 王靜：與大多數星星成員不同的是，您是星星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您覺得促使你加入星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李爽：按我先生的回憶說，你穿著像一個男人。我在星星時有個外號：“少爺”他們總是都像大哥似的不讓我干重活的。“少爺”的穿著是避免浪漫的角逐。 我覺得參加“星星”就好像一個人不再光著腳亂跑，穿上鞋子走出家門去闖天下了。而且這時候我幼年的經歷又轉化成一種呼喚我靈性的一種力量，所以這時候危險就不在話下了。 由于我幼時受的那些磨難，所以我是對危險有準備的人。我知道恐懼是什么，也正是因為我經歷過恐懼，所以不再畏懼恐懼，進而戰勝恐懼。 王靜：你在知道要做“星星”這個展覽的時候，這個展覽跟當時主流的其他的展覽有什么不同？你當時考慮過嗎？還是完全就是說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一個展覽我就參加了？ 李爽：當時所謂展覽這個東西，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是沾不著邊的。我們不是專業的美術工作者，也不是官方的美術工作者，所以對我們來說，展覽不可能臨到我們頭上的。 我們志同道合的背后的另一個意義是抗掙。星星的口號是要藝術自由創作自由，這是真正發自內心而來的對藝術的激情沖動。這是健康和美的。 王靜：當時國外的這些媒體對星星美展的關注程度怎樣？ 李爽：國外很關注的。 王靜：你們當時有沒有一些反饋，比如他們在哪些地方都曾經報道過之類的？ 李爽：報道的特別多，當時“星星”在外國人看來是中國的一種文化啟蒙運動，那個新的啟蒙運動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先生是法國外交部文化處文化外交官，他就特別重視，當時我們籌備展覽的時候他帶著法國的第二電視臺，來到黃銳家拍片，在法國的中國晚間新聞播出，還有外國的學者、記者，跟那些對中國藝術感興趣的人，當時我們跟外國人接觸，大多數屬于文化方面的。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法國的電視臺、世界報等等都進行了報導。我們星星的朋友還被法國大使請到家中吃晚餐，為了我們的安全大使把中國的廚師和服務員請回家放假，大使夫人親自下廚為我們做菜。我與我先生的戀愛就是在這些頻頻接觸中突發的。 王靜：你覺得參與星星，對于你此后的人生和對藝術的思考產生的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李爽：我開始自信！相信自己這一生真的要做一個藝術家。一個說實話和虔誠的藝術家，在塵世中有那么多的偽善和教條，都被視為“真理”這些東西是可以遮住源本的真理。我們人甚至可能被真與善相反的東西，丑和惡的知識洗腦。基于這一面做為一個藝術家就負有了責任。我認為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服順于社會的政治，經濟規律，而獨立的，充滿尊嚴的存在著。并且遵守自己可以觸及的內心世界，也能與別人分享的人。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王靜：您為什么后來去到了法國？與星星有直接的關系嗎？ 李爽：沒有星星就沒有我今天的家庭。李爽事件的起因與星星與西單民主墻和當年的民主思潮有直接的關系。沒有一件事物可以單獨存在于世間；每一件事物都由千絲萬縷的因果關系來促成。我被抓后三個月傳訊中主要內容為審查每一個我認識的“同志”資料，星星中我是唯一被抓的，判刑的罪名為“非法同居”。判刑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的北京日報，中央電視臺都以專題文章的節目批判“李爽事件”。我與我先生的婚姻正在這個以北京最激進的要民主思潮的交界點上亮相。我成為“教育”百姓的壞典范。當時不只我一個人被抓，但我是星星里唯一被抓的。只因為我先生不顧一切全力在法國社會對我進行營救活動，驚動了法國政府也驚動了中國政府。由法國總統在訪華時親自過問，我被提前幾十天釋放。“李爽事件”是文革之后第一起中外婚姻事件。我的二年徒刑為今后的所有中外婚姻打開了一扇門。星星中也有朋友因為我的坐獄而順利與外國人結婚出國居住。我才坐了兩年獄就可以使那么多有情人成眷屬。結局我很高興。也是值得的。 王靜：今天來回顧的時候，您怎樣看待星星那段往事？和參與星星的你們那撥人？ 李爽：我和星星的朋友們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了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在這兒我向我的朋友們表示很深的敬意。而我也對自己問心無愧。 王靜：假如時光倒流，你還會選擇參加星星嗎？ 李爽：輪回是存在的，時光卻不會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