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拿到“其樂融融的藝術批評”這個題目，我想起一位年輕藝術家說過的話：如果被人強奸，或者反抗，或者享受。——但我既不能反抗，也不能享受，因為批評必須借助媒體。而這樣的題目畫地為牢，你怎么說都在我的桎梏之中，你到底是說還是不說?——比較好的辦法是修正主義，把題目改成“其樂融融的藝術媒體”，讓所有涉足者皆大歡喜。至于我之所謂藝術批評，則套用武俠小說的一句成語，就讓它“獨孤求敗”罷。 本來，中國的藝術媒體是很尷尬的。因為藝術需要自由，尤其是前衛藝術或先鋒藝術，本身就是對意識形態、文化工業和既成體制的批判，而中國又是一個公民權尚需落實的國家，媒體難以成為民間的自由論壇。于是，解決矛盾的策略有二：一是否定“前衛”或“先鋒”的價值，以后現代的名義，論證如何地應該放棄批判性;二是練就一身“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本領，如《畫刊》主編李建國所言，管制如漏斗，往往是越往下開口越小。這樣的策略會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是可以享受媒體的政治權利，批評可以拒絕，文字可以改動，需要名聲的藝術家和需要職稱的撰稿人只能趨之若騖;二個是趁機取得媒體的商業利益，公開的是賣版面、打廣告，私下的是無償或廉價收畫，特別是年青畫家的作品，然后大肆宣傳進入藝術市場。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握有者、藝術經紀人、藝術家及撰稿人(請原諒我不愿意稱之為“批評家”)，乃至于藝術機構的管理者們，一起達成共識，那就是“向錢看”，在金錢面前其樂融融。唯一放棄的只有一個東西，就是媒體作為社會公共資源，必須對中國文化的建設負責、必須對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負責、必須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進程起到推動作用。放棄責任感也就失去了媒體的方向性和對于自身特點的追求。結果是90年代以來盡管藝術刊物越來越多，卻沒有一份能夠象當年《中國美術報》、《美術思潮》和《江蘇畫刊》那樣具有明確的、持續的批評意識。只有資訊的多寡、新舊、平奇的區別，只有嘩眾取寵的話題噱頭。我們已看不見如當年《江蘇畫刊》關于“中國畫出路”討論和關于“藝術意義”研究那樣的學術論爭。彭德說“在中國只有短命的刊物才可能是好刊物”，是因為他主編的《美術思潮》連試刊算在一起只辦了二十一期，但那是光榮的二十一期。現在他手里已經沒有了媒體，文章發表只能被改得遍體鱗傷，如果太多抱怨還會遭人奚落：你站著說話不腰疼，誰他媽的愿意短命呢? 在此情境下批評能做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獨孤求敗”。只有在不斷失敗的過程中，批評才能堅守自己的立場。其實也很簡單，如果沒有報刊可發，就寫書;如果書不能出版，就發在網上;如果網上也不能發，就學司馬遷“藏之名山，傳之后世”，不過如此而已。好在美國詩人惠特曼曾經說：如果失敗是必然的，失敗也是偉大的。所以，當你看見王南溟一邊發表得罪人又不掙錢的文章，一邊在各個美院穿梭講課以維持生計時，真正的批評正“惶惶若喪家之犬”，不僅離“其樂融融”的狀況很遠，而且“獨孤求敗”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可以讓你失敗的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