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時代,藝術批評家怎樣作為
資本時代,藝術批評家怎樣作為
資本時代,藝術批評家怎樣作為
“現代藝術與國際商業資本擁抱起來了,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合謀打造中國的現代藝術,這是喜還是憂呢?”
“產業化的當代藝術成了整個藝術無序的現代化的組成部分。現代化的進程必須要安裝剎車,沒有剎車就不成為機器,否則總有一天會翻車。什么是剎車呢?批評就是剎車!”
“追求利益而不是藝術和藝術的意義,是當代藝術界的普遍現象。當市場和媒體把一個平庸的畫家打造成市場寵兒和‘大師’,批評家不是參與其中,就是無能為力。我們要不要、能不能、又怎樣改變這種狀況?”美術評論家郎紹君說這些話時眉頭緊鎖、神情憂慮。
“我認為當代藝術圈正在變成人類和地球的敵人,因為產業化的現狀使它不斷地仿制或自我復制,很多作品無助于生態、世態和心態的改善而是相反。產業化的當代藝術成了整個藝術無序的現代化的組成部分。現代化的進程必須要安裝剎車,沒有剎車就不成為機器,否則總有一天會翻車。什么是剎車呢?批評就是剎車!”來自西安美術學院的批評家彭德言簡意賅。
11月9日至11日,北京通州區月亮河度假村,40多位目前國內活躍的批評家齊聚一堂,在“首屆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上各抒己見,而且言必由衷,這與某些會議的虛與委蛇、莫名其妙適成對比。
此次年會的主題原定為“關于當代藝術意義的再討論”,但批評家們也許是被會議的輕松氛圍所慫恿,也許是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暢所欲言的場合,大部分人的發言偏離了會議主題:有人大談“批評危機”,有人為批評家弱勢地位叫屈,有人貶斥“方法論崇拜”,有人提出堅持資本批評,有人呼吁拓展批評空間……
批評家患上“失語癥”
藝術為什么不需要批評了?是藝術家的問題,還是批評家自身的問題?在今天的藝術大潮中批評家意欲何為?
借用“失語癥”這一醫學術語,大抵是指批評家面對紛紜多變的藝術現象時出現的“喪失口語、文字的表達和領悟能力的臨床癥候群”。其實,美術批評界“失語癥”由來已久,只是于今為烈。
管郁達說,目前很多展覽,策展人和批評家設置了很多宏大、西化的學術命題,他們就根據這些命題來挑選藝術家,把藝術家“裝”進去。“他們以為只要找到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可能是拷貝來的方法,后現代、解構、所指什么的,只要有了方法論這把萬能鑰匙,他們就覺得可以把握和解釋中國當代社會急劇變化的現實生活。我覺得對方法論的崇拜、放大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也是策展人和批評家在許多新興的藝術現象面前集體失語的原因。”
高嶺認為批評家集體失語是因為沒有發出真正有力的聲音。很多批評家寫了大量文章,但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解釋一件藝術作品的思想、生成及其風格特點,彼此之間沒有真正的爭鳴。
“面對很多當代創作現象,批評家失語、無從介入,很多批評家采取回避的方式或聰明的辦法繞過,實際上是因為我們個人都并未解決根本性的問題。”顧丞峰在發言中說,“我們每個從事批評的人還是應當面對藝術的本質問題,建立起個人的哪怕是非常個體化的看法,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作為批評家的意義顯示出來。否則,我們跟普通觀眾的區別并不大。不能自以為我們資歷深,掌握了一點話語權,那樣的話,藝術家更瞧不起我們也是有理由的。”
王林認為“失語癥”也表現在當下如火如荼的各式展覽中,“90年代以來,很多批評家成為策展人,‘策展人’和‘批評家’這兩個詞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兩個角色。那么,批評家和策展人這兩個角色的關系是什么呢?如果我們回顧,我們看到眾多這樣的展覽,這里面究竟有多少批評意識呢?”他進而提出質疑:批評家有談論當代藝術的權利嗎?有多大權利、有怎樣的權利?作為批評家,你從什么角度、憑什么根據來談論中國當代藝術呢?他認為,批評家在談論當代藝術現象和評價藝術作品的時候,需要對自身的理論根據進行一種自我反省。
獨立批評難在何處
在當前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或者如經濟學家所說在“從產品時代到商品時代、再到資本時代”的過程中,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無疑受到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一個方面是,我們和國際上有了更多的交流,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儲藏成為熱點;另一方面,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面臨著市場經濟的挑戰。藝術創作也好、美術批評也好,實際上都無時不在和市場一起操作、收購、收藏,甚至和經濟利益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這對當代藝術創作、批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王林說。
在郎紹君看來,現在引導藝術潮流和創作方向的,不是美協,不是批評家,而是資本、市場、媒體。市場以它無形的巨大力量消解藝術的意義,使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凝固化,把藝術的精神追求化為烏有。“現代藝術與國際商業資本擁抱起來了,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合謀打造中國的現代藝術,這是喜還是憂呢?”他認為,批評家也往往為了生活之需或利益追求而放棄應有的批評標準和原則,批評家的生存方式與自律問題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們可恥的肉身抵抗不了金錢,抵抗不了誘惑,偏偏我們又愛談理想,談意義。”孫振華并不諱言自己內心的矛盾和焦慮,“世俗社會把我們拋入到一個赤裸裸的金錢時代。這個時代講價值多元、工具理性,不再講藝術審美、藝術救世的神話,造成了批評家身心的二元對立和分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憑什么談資本、知識立場、批判性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了,我們還沒有解決問題的時候自己已經被‘解決’了。藝術家可以通過售畫過上好生活,而我們搞批評的很難做到那樣,所以,現實只會加劇我們內心的分裂和焦慮。”
談到批評家的人格分裂,李小山頗為激動:“批評家紛紛想方設法開辟生財之道,拼命策展,大寫收費文章。說老實話,收費文章的實質是抬轎子、做吹鼓手,為藝術家制造大量的廉價廣告詞。這樣,嚴肅的正直的批評從何談起呢?”
一向語出驚人的李小山在會場上宣布:今后堅決不寫一篇收費文章!“因為再這樣下去要徹底完蛋,不少批評家從一流藝術家寫到十流學藝者,這支筆還有什么說服力呢?歷史和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在某個特定時代獲益的,永遠只有少數人能夠獲益。那么批評家怎么辦呢?我覺得,要老老實實地做點研究,做點學問,發出一點有用的聲音。”
如何應對“批評危機”
在消費時代,文化快餐化、思想精神匱乏是整個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只不過因為藝術品市場的繁榮,美術批評的危機顯得更為突出。
眾所周知,創作和批評的關系,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彼此不可或缺。如果批評有了危機,創作豈能幸免?如何應對“批評危機”?如何在資本時代尋求獨立批評的空間?
殷雙喜認為應當借鑒國外的某些機構和做法。首先,大量的博物館、美術館擁有足夠多的崗位和資金,為他們獨立的研究批評提供學術和資金上的供給;第二,基金會制度支持學術含量高的展覽;第三,面向公眾的藝術批評擁有相對廣泛的讀者群,報刊雜志出版的稿費收入足夠高。而這三者是中國目前所缺乏的。不過現在國內的批評家在許多方面,不僅掌握話語權,而且擁有藝術體制內的權力,能為批評空間的爭取做一些努力。
“批評家是推動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力量,但他們的利益實現不公平。”朱青生表示應當尋求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
彭德對“利益不均”有不同看法。他說:“批評家都是藝術市場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批評家可以超越這種利益,尋找理性的判斷。我認為批評家的事業首先不在方法論,而是立場和對現實的判斷。”
吳鴻坦言現在面臨的壓力來自自身,來自藝術體制之內。“這種來自于藝術體制內部的壓力,僅僅是為了維護一個看起來比較繁榮的市場,或者是大家都有錢賺的局面。而為了維護這樣一個局面,我們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藝術表達和思考的自由在今天到底有沒有必要?這些問題在今天可能已經沒有人去思考了。”
“其實我們今天的討論,面對的是一個更大的權力話語體系,這就是資本的強權。”島子強調藝術批評要堅持兩種價值:第一,審美價值;第二,倫理價值。他主張堅持資本批評,堅持意識形態癥候分析,這是批評的傳統。
“致力于中國藝術批評的學術建設,促進批評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出美術批評新人,關注和推進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是“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的宗旨,作為宋莊藝術促進會和中國美術批評家網的一項常規學術活動,計劃在每年的秋季召開。
郎紹君希望年會成為更加固定的聚會、交流的形式,引起藝術家和社會各界更為廣泛的注意。“這體現了中國藝術批評界的一種優秀傳統,就是看重學術,看重在社會發展新的時段,來探討學術的趨向、主題、方法和意義。”郎紹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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