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策展歷時四年的展覽，被命名為 “創意中國”（ChinaDesignNow），2008年 3月15日，它將出現在倫敦的V&A博物館，展覽的語氣將是dream-like（夢幻）的，“我們不光是展示一個現實，比如中國的工業化和消費革命，它的熱鬧、繁忙或者混亂，我們其實是想把內心的東西和人的夢想通過視覺來實現”，策展人之一的張鴻星博士說。他的身份是V&A亞洲部的資深策展人，從2004年開始，他們每年幾次來到中國，做調查，接觸設計師，大量閱讀，給最早設定的框架添加骨血。到今天，展覽已經進入非常具體的階段，具體到每個展廳的燈光和墻面設計，所有細節都以“非常嚴肅和嚴謹”的工作態度展開——展覽以三個空間，三個城市和主題來展示，“前沿城”深圳的平面和視覺設計，“夢想城”上海的服裝設計和生活方式，“未來城”北京的建筑和城市規劃，其中包括了實物、電影、聲音等形式，時間線索則是從9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到2008做一個小結，不過這也只是一個物理時間上的休止符，前景是什么？他說中國的事情太難預見。這也應該是一個沒有結束語的展覽，最后一張紙留給正在說話和將要說話的人。 西方想像和中國現實 西單西絨線胡同，中國會，“創意中國”的新聞發布會選在了這里舉行，周圍是典型的中國式拆遷，不過這里的節奏似乎比城東慢了半拍，CBD一帶高高低低的天際線已經初具形態，這里胡同的褶皺已經被扯開，凌亂、茫然，尚不知將以怎樣的方式縫合。記者發問，北京作為“未來城”，那些形狀奇異的建筑到底對這個城市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北京是否成為了外國建筑師們的實驗場？一個城市線條的確定，終究不似圖紙上可以用橡皮輕輕涂改。 現在西方對于中國的興趣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無論經濟發展、城市建設還是當代藝術，明年的奧運會則讓更多人把日程調到了北京時間。耳邊的異國語言越來越多，他們在說，他們怎么看中國，也在問，你們怎么看中國？ 來自倫敦的V&A博物館全稱為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 （VictoriaandAlbertMuseum），已經有150年的歷史，博物館和政府的密切關系使得它對英國政府政策和社會變化反應敏感 。 “我覺得這個展覽對英國設計界會有一個震動，英國知道的中國還是龍啊，毛時期的紅衛兵形象。近年的視覺文化整體上的改變從視覺沖擊上來講很大。跟當代藝術又不一樣，我們都是設計類的，語言和形象都不一樣。對中國的關注，大英博物館可能是從古代文明的角度來做，泰特更多關注的是中國當代藝術。我們做‘中國設計’，首先我們是一個設計博物館，其次這個角度也是新的”，張鴻星說。這次有十幾家英國媒體同V&A的工作人員到達北京，對于中國設計師們，他們并不熟悉，小小的工作室里常常擠滿了人。 展覽將放在一個大的框架下，全景式的，涵蓋設計以及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遷。他說也許從質量和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講，并不是每個展品都是最精彩的，但它們都說明了一定的上下文關系，代表了一種文化或者趨勢，“也許二十年后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這個時期的設計文化消失，能紀錄下這樣一段歷史，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它和一般當代藝術展區別的地方在于，比如在國內做一個設計展，可能是很前衛的，新銳的設計師的作品，不是一個大的文化氛圍，我們選的東西是來說明設計師為什么這么做。”順著展覽線索去看，在廣州和深圳，從事設計的青年們最早把他們的設計印到了海報和T恤上，北上，上海仍然是風尚的中心地帶，從商業上非常成功的視覺文化企業家陳逸飛到現在活躍的年輕服裝設計師張達、王一揚等；北京更加大刀闊斧，請來了庫哈斯和赫爾佐格，而本土的建筑師，像朱培和馬巖松，也已經開始實現他們的建筑想法。 創意中國（ChinaDesignNow） “在中國，設計幾乎是自發的，在沒有成型的政府和商業支持系統的環境里產生，深圳的平面設計師們印制的大量海報大多沒有任何的商業用途。比較有趣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設計文化居然能夠產生。”他提到上海的服裝設計師王一揚，一方面做商業，一方面做實驗性的東西。上海復興西門的小店里展示著他的“茶缸”系列，干凈的藍、白兩色讓人想起七十年代的記憶符號，而另一條線的ZUCZUG則已經出現在了北京的兩家百貨商場里，更日常和可穿，只是店面布置的不同把它同周圍的店鋪區分開。 “這可能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征，它沒有理論先行的傳統，不是學術界或者精英階層先給出一個經過了論證的模式，就像中國經濟的很大的動力就是informaleconomy（非正式經濟），來自個體或者第二職業”，張鴻星說，也許是教育背景不同，中國設計師對設計和設計師的理解同西方存在差異，可能更偏向于藝術創作，這給他們的設計實踐提供了動力。 米未設計聯盟成立于2002年，由設計師劉治治、廣煜和何君創辦。廣煜說，在商業上他們希望自己做的東西可以極大地發揮它的價值。但是也有其他的方式，“我之前為N12青年藝術家聯展設計畫冊和印刷品就沒有要錢，當然這是因為設計師希望支持這樣的藝術家。比如一個藝術家給我6萬塊錢，其中5萬是印刷成本，1萬是報酬，但是我就會把自己的1萬也拿出來算進制作成本中，因為我希望能給到一本他特別想看到的好的作品，所以這對設計師來說是一種跟客戶的溝通方法。這實際上是一種中國人之間溝通的方法。米未設計聯盟的幾個人都是希望讓客戶的錢花在了最有用的地方。” “如果說中國的商業機制不正常，我想對于我來說有好處也有壞處。中國的機制不健全，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客戶。壞處就是在你工作的眾多環節中，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印刷廠、供應商，還有客戶會給你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問題”，廣煜說。 張鴻星說西方設計的豐富和層次很大程度上也來自顧客的需要，細分的市場對設計師的風格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在中國，設計師們的創作很多來自真空狀態的想像。在上海的新樂路和長樂路兩條小街上的設計師小店里，那些黑白兩色解構風格的衣服從新鮮到流行之后，一再的視覺重復讓人開始微微不耐煩。 他在這種“自給自足”的小循環里看到了一種“危險”，觀眾和顧客的缺席，使得中國設計師的作品沒能實現設計的定義。 “青年文化”（YouthCulture）也這是這次展覽的一個組成部分。“青年文化”是一個來自英語的語匯，尤其在英美兩國，所指的是六、七十年代產生的左派，地下青年文化形態，街頭流行文化標志——音樂、涂鴉、流行街頭服飾等等。“我們其實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青年文化’，也想看看中國的青年人的文化和西方的這個概念的聯系和差別在哪里。” 這個主題滲透在了整個展覽的各個部分里，獨立音樂、獨立出版物、滑板、球鞋，各種流行文化樣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趨同性似乎不可避免。隨便一個周末的夜晚，在D22或者毛這樣的演出場地外面，那些打扮時髦的好看的青年，無論“青年文化”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是否是個敏感詞，至少從外殼上來說，他們已經具有了酷的形式感和一個群體的典型性。 “你覺得這一批人他們表現出來的文化，會不會有很多年輕人去跟？”對于這個命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也剛剛開始，正如對中國設計，仍然是動態的，在觀察和分析。而身在其中的青年，更加身體力行也更具速度感地創造著 “青年文化”，廣煜很確定地說，中國的青年文化一定存在，能感覺到，但卻很難去描述。 “其實在其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不同，很踏實的東西。我們也希望中國的青年文化里可以產生出更多樣和深厚的東西”。張鴻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