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樹青，著名學者、史學家、文物鑒定家、金石學家，有“中國文物鑒定泰斗”和“文物百科全書”之稱。1922年8月出生于河北樂亭，1947年研究生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史學系。曾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文物征集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學術委員會和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兼職導師，南開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收藏家》雜志主編；系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委員。現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顧問。 　　北京魏公村韋伯豪家園一套寬敞明亮的寓所里，頭發雪白、體胖如佛的八旬翁史樹青，面對年輕的訪者侃侃而談，舌璨蓮花，雋思妙語。當然，他談得最多的就是他所收藏的那些寶貝，一種對于文物由衷的惜愛之情溢于言表。 　　在中國文寶收藏界，史樹青的名字便象征著權威。而且，由于他知識淵博，深諳古今，故享有“國寶”之譽。 　　(一)真情獻劍引發“真偽紛爭” 　　一個青花瓷瓶隨意地立于窗臺一角，一盞造型古樸的燈臺，還有幾件外行人不能準確叫出名來的石雕工藝品，一并置身于書報擁擠而零亂的桌子上。史樹青坐在寬大的布沙發上，從容地講述自己所得意的一些藏品的來龍去脈。得意之余，也有郁悶，那是一把從地攤上淘來的古劍惹的“禍”。 　　2005年4月初的一天，身為中國文物鑒定泰斗的史樹青輕車熟路來到北京大鐘寺文物市場淘寶。在一個地攤前，史樹青發現一把青銅劍頗為“眼熟”，便停下腳步，蹲下身子將劍輕輕托起，頓感異常沉重。細細打量起來，劍長50多厘米，劍身布滿菱形暗紋，并有一些綠色的銹跡。待辨認出劍身兩行8個文字，史樹青暗吃一驚——這8個字為“越王勾踐自作用劍”，文字是春秋戰國時期吳、越的鳥篆體，而且是錯金(工匠把金絲打進凹紋的工藝)的。“有價值！” 心中有數的史樹青花1800元錢把這把古劍買回來。 　　回到家中，史樹青對這把劍進行了研究，發現劍的底部一面鑲有青金石，另一面鑲著綠松石，劍柄上還有12個同心圓，這種裝飾在先秦古劍中常見。可貴的是，整把劍全身至今不銹。史樹青讓家人拿出幾張報紙，手握寒光閃閃的寶劍，輕輕一劃，疊加在一起的數層報紙瞬間被切開，露出整齊的切口，古劍的鋒利讓史樹青及家人嘖嘖稱奇。為史樹青所眼熟的這把古劍，其實與他緣份頗深。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劍，因出土時依然寒光閃爍，鋒芒畢露，紋飾清晰精美，通體沒有銹跡而震驚考古界。該劍長55.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身滿飾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材料為銅和錫，劍格正面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石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內鑄有極其精細的12道同心圓，劍身一面有兩行8個鳥篆銘文。該劍出土時置于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身光亮，無銹蝕，刃薄鋒利，鑄造工藝達到相當高水平。郭沫若、于省吾、商承祚、史樹青等專家匯聚湖北，破解古劍密碼，時年41歲的史樹青是當時與會最年輕的專家。經過論證，大家一致認為銘文為“越王鳩(勾)淺(踐)，自作用劍”——該劍的身份隨即被確認為越王勾踐的王者之劍，即“越王勾踐劍”。 　　這柄冠絕古今的青銅寶劍一出土，立即成為令世界考古界矚目的具有重大史學價值的考古發現，并被海內外專家公認為“天下第一劍”。后來，據復旦大學等有關專家進行科學測定，越王勾踐劍的主要的成份是青銅和錫，還含有少量的鉛、鐵、鎳和硫等，劍身的黑色菱形花紋是經過硫化處理的，劍刃精磨技藝水平可同現在精密磨床生產的產品相媲美，充分顯示了當時越國鑄劍工匠的高超技藝”，史樹青說，當年參與鑒定這把古劍的專家僅自己一人還健在。據悉：當時，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拍的紀錄片《古劍》，就拍攝了史樹青鑒定古劍的場景。 　　1973年，由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特批，史樹青操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化展”赴日本及歐洲展覽。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由他親手帶到日本東京展出。后來為保護原劍，越王勾踐劍曾復制了兩把，復制品都沒有錯金。當時，郭沫若在欣喜之余，還題詩贊劍：“越王勾踐破吳劍，專賴民工字錯金。”史樹青回憶，實際上那把劍并沒有使用錯金工藝，郭老夸張了，“而這次我買的這把劍在文字上更好，使用了錯金工藝，所以其價值當在那把劍之上，應該為一級文物”。史樹青介紹，錯金就是古代鑄劍時在劍身上開槽刻字后，用黃金做成的細絲鑲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難度非常大。 　　在我們的要求下，史樹青叫夫人夏玫云教授取劍給記者一覽，并強調自己買這把劍不為謀利，只盼能捐給國家：“這么好的寶物如果流失，真是可惜。”從劍匣中取出劍，果然如史樹青所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劍身的8個金字。夏教授指著劍，向記者介紹說，劍的底部兩面各鑲著青金石與綠松石，構圖皆為人臉，而劍身則為長舌。記者要給劍留影，史樹青指點著應該怎樣擺放劍，而且讓家人拿出整潔白色宣紙墊底，劍置其上，“既然要照，那就應該精益求精”。 　　文物鑒賞大家史樹青收藏越王勾踐劍一事一傳出，立即在考古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文物界多數人認為史樹青的判斷有誤，無論從劍的形質、表面處理和它的文字結構都不像是真的。 　　可是史樹青堅持己見，表明自己對于兩把勾踐劍的異同也曾作過仔細對比，“首先，從劍的長度來看，兩把劍的長度差不多；其次，兩把劍的12個同心圓從各方面看差不多；最后，劍身上的菱形暗紋很相似”。他也指出了不同的地方，“兩把劍略有不同。第一，我的這把劍8個字是錯金的，而湖北的越王勾踐劍是沒錯金的。第二，湖北的越王勾踐劍劍身底部鑲的是琉璃，而我這把，一邊鑲的是青金石，一邊鑲的是綠松石。”他接著說，據《越絕書》記載：“越王勾踐，有寶劍五”，發現第二把越王勾踐劍不足為奇。 　　因為有爭議，史樹青原本想把劍捐給國家博物的心愿不能實現。他說，把珍貴的文物捐給國家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可碰上這樣想捐卻捐不成的事，著實讓人煩惱。已年逾八旬的史樹青身體并不太好，還曾住了半年的院，現在腳還有點浮腫。夏教授說，史先生的心臟血管嚴重堵塞，家人都勸他保重身體，別陷入紛爭。 　　“年紀大了，反而像個小孩子，動不動就發脾氣。”夏教授說，“他對越王勾踐劍的事老是不大開心。”為了這事，史樹青寫了一首詩：“越王勾踐破吳劍，鳥篆兩行字錯金。得自冷攤欲獻寶，卞和到老是忠心。”他嘆了一口氣說：“學術上的事有時是沒定論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看到老伴有點生氣的樣子，夏教授說：“不爭論，不爭論，身體要緊。國家不要，我們留著作為家傳。” 　　(二)為國淘寶捐寶是收藏的最高境界 　　是鑒賞家，也是收藏家，史樹青的收藏以書畫、碑帖、善本古籍為主，兼及陶瓷、玉器、佛像、青銅器、硯臺等。與別的收藏家不同，史樹青是藏而不私，一旦國家需要，他常常把自己的藏品無償捐獻給國家的博物館。在故宮博物院景仁宮捐贈文物紀念專館的“景仁榜”上，鐫刻著許多捐贈者的名字，史樹青的名字也列在其上。為國“淘”寶，把國家需要的文物捐獻給國家，是史樹青作為一個普通收藏者最真的心聲。 　　1951年，史樹青在位于北京西郊的華北革命大學學習了1年。那年參加“五一”勞動節游行，他還“淘”到一件文物獻給國家。因為學校在西苑，游行隊伍在西直門集合，然后再去天安門。當時，西外大街好多賣早點的飲食攤，一個賣涼粉的老太太拿一個青花大盤子盛涼粉，史樹青一看那盤子，是明朝初年官窯的瓷器。他叫住同鄉兼同學的王世襄(而今也是文物鑒賞家，有“古玩大家”之稱)，指指老太太手上直徑約40厘米的盤子，說“這不跟你們家的那個一樣嗎？” 　　王世襄出身于河北樂亭的大戶人家，家里收藏的寶物無數。他也認出來了：“是啊，這是宣德的盤子。”兩個知識分子一心想把這個大盤子捐給國家，為國家作點貢獻，就在那跟老太太磨了好一會兒嘴皮子。最后，老太太答應5塊錢出手盤子。可他們倆都拿不出這么多錢，就一人湊了兩塊五。 　　有趣的是，到了集合的時候，史樹青和王世襄兩人就輪流抱著大盤子站隊，然后又輪流抱著盤子去游行，走到哪都變成了街上一景。走到西直門內的科學院宿舍，正好看見考古學家裴文中先生站在宿舍門前看游行盛況，就把盤子暫放在裴家，結束游行后徑直捐獻給了故宮。 　　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了這么多年,史樹青曾陸續把許多收藏的珍貴字畫捐給了歷史博物館。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價錢買到值大價錢的真貨叫“撿漏兒”。史樹青從少年時代學收藏之道到老時以收藏為樂，始終對“撿漏兒”樂此不疲。他撿的第一個漏兒就是15歲那年以兩毛錢買到清末臺灣著名愛國將領邱逢甲的字畫，史樹青津津樂道：“《邱逢甲七絕詩》軸落在琉璃廠棚子里掛著沒人買，我兩毛錢買了。”1953年這幅字畫捐給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并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除了邱逢甲的字畫之外，還在1959年捐贈過《海瑞行書軸》。當時，毛澤東提倡學海瑞，中國掀起一股海瑞熱。剛剛落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在布置通史陳列，征集體現宣傳、學習海瑞精神的展品，參加文物征集工作的史樹青率先捐出了家藏多年的海瑞墨跡條幅，為展覽提供了急需的文物。當時館領導曾高興地表示，要獎給史樹青500元獎金，但被史樹青拒絕了。除此以外，史樹青還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多件藏品，如漢代銅熨斗、隋大業六年銅佛造像、唐三彩圓盤等捐獻給了國家。 　　1970年5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合并不久，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員下放到了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由于多年積習，史樹青仍然沒有忘情于自己的考古事業，筋骨勞累卻仍不忘搞點“副業”。一次，他在向陽湖里插秧時，竟然摸到一把遠古的石錛，這是一種石制的平頭斧，已有三四千年歷史，十分難得。高度的職業敏感，使他獲得一種意外的驚喜，感到“了不得”。那年代地上地下文物都歸全民所有，個人不得收藏，他立即揀起洗凈保存起來，等到春節放假時，親自找到湖北省博物館，將這一稀有文物無償捐給了國家。 回憶至此，獨具慧眼的史樹青引經據典，說：“石錛是一種古時候磨制的農業生產工具。向陽湖石錛的發現，說明幾千年前就有人在這里居住，而這種人應該叫‘湖居人’。” 　　在“文革”時史樹青被批為“三家村”的幫兇，挨過各種批斗。但“文革”后，史樹青一如既往地有好東西就捐。不光是自己捐，史樹青還替歷史博物館淘了不少文物。一直以來，史樹青有一個習慣，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有機會，見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設法、不惜耗時費舌，為國家征集文物。數十年來，他給歷史博物館征集了數以百計的珍貴文物。末代皇帝溥儀曾把家藏的醇親王畫像捐給歷史博物館，而促成這件事的就是史樹青。 　　在史樹青為歷博“淘”來的諸多鎮館之寶中，有關成吉思汗的兩件文物便是他最得意的“淘”來之品。 　　1951年，小學同學崔月榮通過史樹青出售一些書畫。崔月榮的公爹做過民國的參謀次長，曾經視察過蒙古，當時蒙古的一個王贈送了他一些寶物。在崔月榮拿出來的書畫當中，史樹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畫像，感覺“不得了，非同一般”。史樹青過去僅見過一幅成吉思汗畫像，是明朝人仿制的，他發現這幅畫中人物的服飾與《元史·輿服志》中的記載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畫作。“當時館里也沒太在意，不記得給了人家3塊錢，還是5塊錢”。 　　到1962年初，館里請了3位大專家張珩、謝稚柳、韓慎先對館藏的全部書畫進行鑒定，年輕的史樹青就在旁邊跟著聽。鑒定這幅成吉思汗畫時，專家們從畫像的紙地、墨色、人物形象、題簽文字和用筆等方面斷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幅畫像突破了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紀錄，也是現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畫像。 　　除了這幅畫像，另外還有一塊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憑史樹青的過人眼力才來到歷史博物館。說起收藏這塊金牌的往事，史樹青感慨那真是盡費周折。1978年的一天，一個河北人拿著一塊腰牌到歷史博物館，想鑒定后賣掉。可是征集處的人認為腰牌是假的，拒絕了他的請求。這人拎著個包就要走，正好史樹青進來，他仔細打量這塊腰牌，心中暗自叫好——這塊銀質鎏金，長21.7厘米，寬6厘米的腰牌是蒙古國皇帝頒發詔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別刻有漢字和契丹文，而且還是成吉思時代的圣旨金牌，那時成吉思汗還沒稱汗呢，“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傳下來的很少，這枚圣旨金牌是國內僅存的成吉思文物。”這是至今發現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實品。 　　那時，史樹青的工作是負責文物的征集鑒定，沒有決定購買文物的權力。已到中午了，史樹青請這個人吃了頓飯，一邊吃一邊聊，得知這個人花8000元買的腰牌，給9000就賣。下午上班后，史樹青去找館長，但是館長也說是假的。無奈，史樹青只好眼看著寶物流走了。過了半年，史樹青還惦記著這塊金牌，他還為此去找過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斌。一直到老館長卸任，換了一個年輕的館長，在史樹青的“攛掇”下，館長同意買這塊金牌。經過這么一折騰，人家要價2.5萬元，幾經周折寶貝總算是到歷博手中了。 　　成功征集到這兩件成吉思汗文物，史樹青倍感欣慰，心中的成吉思汗情結也愈來愈濃。2006年5月30日英國《泰晤士報》的一則報道“成吉思汗有了白人后裔”，被國內數家媒體轉載。史樹青家中訂的《參考消息》及《北京晚報》也都刊登了這則報道，引起了史樹青的關注：“這則報道講的是，英國一家公司通過對其數據庫中25000份男性客戶的DNA資料進行‘尋根’對比測試發現，一位現年48歲的美國會計學教授的Y染色體竟然與成吉思汗的‘精確匹配’，他也成為第一位帶有成吉思汗基因的非亞裔人士。”看來，老人對于成吉思汗的關注已超越了文物這個范疇。 　　(三)“文物百科全書”坦言 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國家有規定，從事文物工作的人是不能利用職務之便自己私買收藏的。史樹青自進入歷史博物館工作后，長達半個世紀自己不再從事個人收藏。即使后來自己能收藏文物時，他都是去潘家園、報國寺踅摸。去外地出差或探親訪故時，尋訪一些有來頭的文物也是史樹青的收藏之途。作為著名的文物鑒賞家兼收藏家，史樹青曾淘過許多價值連城的寶貝，然而，在他的家里卻看不到那種富貴逼人的氣勢，所有擺設都顯示這只是一戶平常人家。“我確實淘過許多寶貝，但難得的珍品都捐獻給了國家，一般的才自己留下賞玩”，對于文物在現實生活中的財富屬性，史樹青并不在意。 　　提起自己的那些收藏品，史樹青的談興很高。每次去地方考察，史樹青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看當地的古玩市場，看看博物院，看看文物商店。在巡察中他往往獨具慧眼，從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舊物甚至仿品、膺品中發現真品。一次到一個文物商店看到一幅古畫，史樹青拿出放大鏡，仔細地看來看去后，興奮地發現，這幅畫雖是仿品，但是明代仿的，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價值。另一次，史樹青路過廊坊，在舊貨市場見到一個長著翅膀的石雕小人，花200元買了下來。他說，“這是漢代石雕羽人像”，翻開一本孫作云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研究》，他指著里面的一些圖像說：“這些都是平面畫，石雕的很難得。” 　　一邊說著，老人拿過放在桌上的一個瓷瓶，介紹說：“這個是宋朝哥窯弦紋直頸瓶，乾隆年間刻的字，曾是故宮養心殿東暖閣的用品，可能是太監偷出來的，或是皇上賞賜給大臣而流落到民間。”前些年，史樹青偶然在深圳羅湖市場覓到這個寶貝，當即以4000元錢買了下來。回到北京后，他希望將瓷瓶重新送歸故宮，但故宮專家鑒定后，認為不是宋朝的東西，也不是故宮流落出來的。捐寶被拒，史樹青既無奈又氣憤，“那時如果我不買下來，這件寶貝很可能在深圳出口，流入境外。” 　　幾次捐寶被拒后，史樹青表示自己對現在文物鑒定界的干部培養有些看法，“現在的年輕人懷疑性多，什么都不相信”。史樹青說自己不太相信那些用科學儀器測定出的文物，他用的是眼，“比如，用清代遺存下來的紙張，‘高仿’出一副古畫。你用儀器測定，那紙的年代，假不了，可畫在紙上的水彩筆墨是現代人畫的，欺騙了你。淵博的知識、敏銳的眼力非那些冷冰冰的儀器能替代了的”。 　　關于文物鑒定，史樹青常說要掌握3個要素：一是文物必須同文獻相結合，二是傳世品與考古發掘品相結合，三是眼力和科學相結合。他認為，要把書本上的知識和文物相結合，多看多摸，多寫多悟才能入道，判別真偽優劣。 　　出于收藏文物的愛好，青少年時代的史樹青在家經常翻閱古書。史樹青年青時研讀輔仁大學研究生時，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史學家陳垣先生建議他鑒定文物一定要學歷史。即使到了功成名就的今天，史樹青仍然認為讀書很重要，自己一直在學習，“因為新學問不斷出現。我讀的書還是太少”。他認為，有學問的人分學者和專家兩種，學者是郭沫若、啟功、沈從文先生那種，博古通今、觸類旁通，在許多方面都有建樹。而自己只是在文物鑒定這一塊兒懂得一些，還不算大學問，這只是藝術領域里的一小塊。 　　史樹青實在是太謙虛了，他遠不止懂得一些文物鑒賞知識，諸如歷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銅器、玉器、陶瓷、版本、雜件、民族文物、宗教文物等，都有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見識超凡。 　　“歷史上書畫大家和收藏家的名字記得不多，天津一個鑒定家能記1萬多人名，我能記5000人吧。”史樹青笑言。其實，他腦海里儲存的人名何止五千！而且對每個人的歷史背景、籍貫、官職、作品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如今，史樹青鑒定過的文物精品已不計其數。他深有體會地說，看一個文物、字畫，必須要探源。“一要言之有物，二要遇物能名，像生小孩起個名，書齋起個齋名，好多考古新發現，不知道起什么名不成。第三要見物見人，要知道字畫、銅器等文物的來歷。”正因為根基厚實，學識淵博，史樹青研究、鑒定文物時，旁征博引，相關的人物、器物、地名、事件、掌故、詩詞及奇文佳句常常是脫口而出。因此，史樹青被文博界譽為“文物百科全書”。 　　當記者問起他是否熟識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馮其庸時，史樹青說，“我們是老朋友了”。史樹青是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顧問，他很贊成成立國學院，“當年啟功先生就倡導過，民辦的國學院也建立了，首都師范大學建了藝術市場系，還有的學校建了文物系”。他認為這都是對古文化的傳承和挖掘，但一定不能走形式，真得用心去做。這些院系設什么課程，畢業后學生做什么工作，都得有所考慮。 　　說到學問繼承時，史樹青說：“我曾帶過五六個研究生，大都做買賣了，開拍賣行，賺大錢。這樣怎么行啊。”對于自己的眼學后繼乏人，史樹青感到無奈，但傳給后人又很難，兩個孩子也都沒有繼承他的事業——兒子在出版社工作，女兒是做財貿的。兒子平時倒也喜歡收藏，到潘家園那兒買東西，可史樹青往往一看就知道大多是假的。 　　史樹青訪古鑒古幾十年，經他鑒定的文物不計其數，人們對他的鑒定準確率非常好奇。對此，史樹青坦言，智者千慮亦有一失。目前鑒定文物還是以眼學為主，眼學是憑經驗、做比較，難免會有走眼的時候。一次在山東淄博，當地的一位女同志請史樹青掌眼給她買一件銅鏡。在淄博文物市場，史樹青看到一件銅鏡很光亮，花紋也好，就讓她用200元買了。結果第二天商店里又出現了一件同樣的銅鏡。經過仔細鑒定，證明它們都是新做的同樣的翻版制品。那一次老馬失前蹄，讓史樹青很尷尬。 　　如今，史樹青雖然離休在家，請他鑒定文物的人還是絡繹不絕。曾為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的史樹青，還曾任收藏家雜志主編。他對民間收藏很支持。他常說，民間收藏很重要，對國家有好處；國家收藏是主體，民間收藏是補國家收藏之不足。收藏家是國家文物的保護者。個人收藏也起到了增長知識、陶冶情操、保值增值的作用。 　　但是，普通收藏者往往缺乏實力和眼力，而仿品、膺品充塞市場令藏者防不勝防，上當受騙者時常有之。曾經有一次，一個老先生去世了，4個兒子與兒媳一起坐飛機來找史樹青鑒定一件藏品的真偽，以為價值連城，大家好分家產，結果史樹青鑒定說是假的，8個人的臉色一下就變了。這件事令史樹青印象很深。對此，他的看法是，收藏文物需要專業知識，要有眼力，抱著發財的思想，急功近利，肯定要上當的。 　　在談到收藏的意義時，史樹青認為，收藏歷史遺留下來具有文化內涵的東西，這對國家是個貢獻，是愛國的表現。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了，愛好收藏的人會越來越多，藏寶于民是好事，這是國家興旺發達的象征。那么，普通收藏者應從什么地方著手呢？史樹青說，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量力而行，喜愛啥收藏啥；采取人棄我取的方法，可從竹木牙雕等古代工藝品著手，這是別人很少收藏的冷門。 　　(四)歷博館的元老不老的鑒定人生 　　約訪史樹青時，他的夫人夏玫云教授曾給記者排期安排采訪，并坦言此日期只能推后不能提前，原因是“史先生的日程安排非常緊湊，沒有一天閑功夫”。當時，記者心內不禁疑惑，一個年逾八旬、離休在家的老先生，至于忙得無一日閑功夫？這一疑問在史樹青家得到破解。夏教授拿出一個排滿安排的臺歷，果然密密麻麻，每天都有“功課”——不是電視臺拍攝，就是報刊采訪，或是替人鑒寶，要么出席什么活動。就是采訪時間內，也不時有找史先生的電話撥進來。也難怪，史樹青工書法，精鑒賞，尤以考古鑒定馳譽中外，是當代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與啟功、楊仁愷、徐邦達并稱為我國“四大文物鑒定專家”。這樣的國寶級大師能不忙嗎？！ 　　坐落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是全國最大的歷史文物博物館，這里也是史樹青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2002年8月15日，中國歷史博物館為80歲的史樹青先生舉行了“慶賀史老80大壽暨參加文物工作55周年”的活動。一周后，史樹青最后一次去他的辦公室，整理自己的東西、交待有關事宜。從第二天起，史樹青就正式離休了，但是如果館里有重要的鑒定活動，史樹青還是會親自到場參加。 　　人雖離休，對于文物的熱愛卻無法停止，史樹青的一生重重打上文物鑒賞、收藏的印記，與文物的情緣可以說始于他父親的影響。1922年8月16日，史樹青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一個中等收入家庭。“父親是在北京做買賣的商人, 對文物鑒賞有點基礎，也讀了一些書，平時喜歡收集鄉賢遺墨。”幼時的史樹青經常見到的場景便是有人把字畫帶到家里來，父親覺得好就買下來。這便是他最初所了解的收藏。 　　8歲時，史樹青跟隨父親來到北京，后來上了琉璃廠附近的北師大附中。琉璃廠是北京一條古老的文化街，清朝乾隆年間因修《四庫全書》，全國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了北京，這里就開始熱鬧起來了，也成為收藏家們的聚散地。 　　那時，史樹青放學了沒事就到琉璃廠各鋪子里看，尤其是遇到廟會就更有意思。一來二去，他和琉璃廠許多古玩店老板混熟了，聽老板講古玩的段子和規矩。從上高中起，史樹青就利用課余到北海公園團城的國學書院應月課，每月交兩篇文章兩首詩的試卷。書院還在每周開課，請當時的著名學者講授經、史、子、集、書畫藝術，史樹青是學子中最年輕的一位。如此，他鑒賞文物的眼力便日漸見長。 　　國文老師張鴻來先生也很喜愛古字畫，史樹青常買了東西跟他交流。一次，有人托張先生鑒定一幅鄭板橋的《竹石圖》，幾位老師在一起品評，都說是贗品，張先生說：“還是讓我的學生看看吧。”于是把史樹青叫到宿舍。史樹青看過那幅畫，說：“是真的。”后來，經琉璃廠的專家鑒定，果然是真跡。從此，老師們若有朋友來鑒定或購買書畫，就常請史樹青協助。高中畢業的時候，張鴻來先生給史樹青題詩字一幅，詩中有“書畫常教老眼花，鑒藏少年獨名家”之句。 　　1945年史樹青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中文系，受業名師，習文研史，后繼續在本校文科研究所歷史組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47年，史樹青從輔仁大學研究生班畢業后，先是到匯文中學教書，同年經業師、目錄學家余嘉錫先生推薦到了當時的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工作。剛到北平歷史博物館，史樹青的職務是秘書，后來做文物編目，鉆庫房，接觸了大量實物，為以后的文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史樹青逐漸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業務骨干。 　　史樹清曾參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籌建，是歷史博物館的元老。提出那段往事，老人仍歷歷在目：“1948年，黨中央在北戴河開會，建議應成立國家博物館，古代、近現代歷史應向世界介紹。”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作為向國慶10周年獻禮的著名十大建筑之一，開始動工興建。“建館過程中，有幾個近現代史，幾個革命史專家參加討論。當時歷史支部是蔣贊伯、呂振羽、范文瀾等人領頭。”那時，史樹清負責文物藏品征集保管工作，并擔任明清陳列組副組長。 　　進入歷史博物館以來，史樹青從最早的書畫鑒定不斷擴展到各類文物。經他親自鑒定的各種文物多達百萬件，是中國歷史博物館30余萬件館藏品的幾倍。而且，他的絕大部分鑒定都是定論，別人無法推翻。1986年國家成立文物鑒定委員會時，史樹青被推舉為副主任委員，負責國家所藏文物的鑒定工作。在文博界，關于史樹青的那些帶有傳奇色彩的鑒定逸事，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江蘇連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世人一直認為是孔子及其弟子像。1980年，史樹青考察后認為，那是佛教題材的早期宗教造像群，開鑿的年代為東漢，比敦煌石窟早200年。“孔望山摩崖石刻，開始大家以為是孔子給弟子講課。實際上是釋迦牟尼死了，弟子舉哀的場景。”史樹青說。這一新發現，對我國雕刻藝術史、佛教史和中外關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三編本”長卷，縱24.8厘米，橫528厘米，據統計，《清明上河圖》共畫有人物684人，牲畜96頭，房屋122間，樹木174株，船25艘，車15輛，轎8頂。如此浩瀚的畫卷，畫面結構嚴謹，有條不紊，人物的各種活動，刻畫的非常細致生動，前后呼應，一氣呵成。《清明上河圖》共有歷代13個收藏家寫的14個跋文，鈐章96方，僅末代皇帝溥儀的鈐章就有3枚之多。 　　那么，宋朝畫家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清明”何意，“上河”又是何謂？多年來，專家學者通過對“清明”的考證得出三種觀點：一，“清明節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節”觀點的專家學者，有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先生和已故文物鑒定專家鄭振鐸先生等。持“清明坊”觀點的專家學者根據當時東京城劃分136坊，外城東郊區共劃分3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而史樹青持“清明盛世”觀點，他向記者詳細解說：“畫面上那么多人物，沒有一個像是去掃墓，也沒有一個似乎掃墓歸來，這幅畫展示的是市井繁榮之貌，是現實主義的作品，是畫家為歌頌當朝的政治清明而作。”而《清明上河圖》中的“上河”，史樹青認為即“河的上游”，或“上河村”，是為地名。《清明上河圖》即通過刻畫上河這個地方的繁榮市貌，展示政治的清明、經濟的繁榮。再者《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可能不是張擇端一人，而是由他領銜的一幫畫家。由此，他笑著建議，“如今的時代可以說是真正的清明盛世，可以以上海黃浦外灘為景畫個《清明上海圖》或干脆以北京的通州為景畫個《清明通州圖》！”我們笑言：“不妨來個《清明神州圖》！” 　　在中學課本里，《核舟記》所述核舟是明代微雕大師王叔遠果核雕刻工藝品的代表作。但是，長期以來，海內外文物考古工作者一直未曾發現過明清兩代美侖美奐的桃核實物或圖片，大陸出版的《國寶大觀》一書只能將一枚珍藏于臺北故宮的清代雕刻的橄欖舟(長3.4厘米)奉為國寶。1993年，浙江寧波發現王叔遠的桃核力作“蘇東坡夜游赤壁”，一時引起轟動。史樹青對該桃核舟作了鑒定，確認它是明代精湛的手工藝品，是迄今發現的世上僅存的明代果核雕刻品，也是形體最小的核舟。這一國寶的失而復得，填補了我國現存明清桃核舟的空白。 　　據史樹清介紹，此枚明代桃核舟船篷一側，有一明顯為“明”的標志，是王叔遠的簡稱，其題款的方位與魏學《核舟記》中記載的“其船背(船底)梢夷，則題名其上”情況完全一致。此枚桃核舟首尾長2.9厘米，高2厘米，共刻有5個各具神態的人物。精妙的小窗有軸，可靈活開關，與《核舟記》中描述吻合。桃核舟用身著禪衣的佛印正在侍弄一盆盛開的菊花來暗示蘇東坡游黃岡赤壁時令：“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這種設計突破了王叔遠早期作品中通過在畫舫的小窗上刻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等《赤壁賦》中名句或“壬戌秋日”等文字來點題的格局，推斷此作完成于王叔遠晚年成熟期。 　　(五)跟不上時代的“倔老頭”以讀書為養生良方 　　作為我國頂尖的文物鑒定家之一，史樹青除了精于文物鑒定之外，這位“國寶”的詩文、書畫同樣具有大家風范。“我父親也愛寫字，所以我小學起就在父親的指導下練字。父親說，不論做什么，有一筆好字就不愁生計。”原來，堪稱書法名家的史樹青練習書法的初衷，卻是父親為兒子將來不愁生計而做的最早人生規劃。據悉，他的書法市面上高達每字數千元。 　　如今，史樹青每天除了寫字外，還要讀書，這兩個習慣他堅持了幾十年。他說：“在我看來，讀書就是休息，寫字就是休息。書法可以強體，它可以活動手指與腕關節，還能平衡手臂的力量，通過上肢和雙手經絡的作用，以平衡臟腑及全身的氣血。經常寫字，氣血暢通，精力旺盛，疾病就會減少。” 　　談起讀書，史樹青說自己同書有著不解之緣，“無事不出門，有錢就買書”。這是他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平時，史樹青把有限的工資大多用在買書上了。他曾賦《書緣十詠》10首。“十緣”是：買書、收書、點書、抄書、選書、校書、藏書、品書等。 　　史樹青把書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精讀書，必須逐句地認真細讀，像《史記》、《漢書》、唐宋文章等。這類書，讀到搞不懂的時候，要查有關索引，查辭典、工具書。一類是常用必備的工具書。還有一類是泛讀書，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書，讀其概要，取其精華。藏書不讀，是史樹青所反對的。他說，有人把書往架上一放了事，成了插架子書。應該根據自己的需要去讀，取書中為我所需者。“舊書不厭百回讀”，史樹青頗有些感慨地表示，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讀書，“讀有用的書，讀書能致用”。平時，老人讀得比較多的是文史方面的書籍。 　　由讀書而愛書，由愛書而成癡，史樹青身上就有非常明顯的“書癡”本色。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月出版的《李大釗的故事》，第一次印刷定價0.50元。時隔5年，《李大釗的故事》在北京的書店尚有剩余，處理價一角錢一本。書店低價處理舊書，這種事情其實并不為怪。可史樹青卻認為非常之怪，他覺得，這么好的書，才一角錢，“太便宜了”。愛書老人“天真”、“可愛”的一面躍然而出。 　　北京東堂子胡同里的一間舊四合院是史樹青原來居住的地方，在這里他住了40多年，這里還藏著他多年積累下來的3萬多本書，這些書是他一生最大的財富，也是他豐富眼學的最根本源泉。子女們都不要這些“破爛”，而老伴夏教授好整潔，也不愿意把這些舊書都擱到新家里。為了這個問題，老夫妻倆爭吵了很多次，最后史樹青妥協了，把舊書裝箱擱在舊宅。而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吵著把一些已經裝箱的書拿出來再看一眼。最近，史樹青以前住的四合院就要拆遷，他最擔心的是他那3萬多本書該如何處置，“老舍的兒子還曾讓我捐書給老舍紀念館”。 　　讀書與治病，聞之似乎這兩者不搭界，但讀書能治病卻是史樹青總結出來的經驗。他說，讀優美典雅的詩篇，有利于胃病的愈合；讀幽默小品之類的書，有助于神經衰弱的醫治；讀小說能使病人精力集中，有助于病人的康復。確實，書籍不但給人以文化教養，還兼有對緊張心理迅速撫慰、消除的效果，哪怕是隨意翻翻，也能起到暫時充電和解乏的作用。 　　采訪時，史樹青拿起記者帶來的雜志及名片，舉在一尺距離間仔細閱讀，記者感到驚訝，一位高齡老人眼力卻還這樣好！遂問他能不能看清，老人點點頭表示“可以，但平時看書時所使用的是放大鏡”。 　　耄耋之年仍然頭腦清晰，史樹青的養生之道除了讀書寫字以外，他還有幾十年積淀下來的生活經驗。他認為，一個人的健康和長壽，除了需要營養、運動、休息等生理上的滿足外，還需要安全、友誼、愛情、信任等心理上的滿足。在史樹青看來，一個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的人，一個朋友眾多的人，一個在社會交往中與人有廣泛而真誠友誼的人，必然能夠與周圍的人融洽相處，自身就會有一種安全感，這對保持心理平衡和健身益壽大有裨益。反之，一個人與家人、鄰里、鄉親長期不睦，或與同事、領導關系緊張，就會使自己陷入一種無助、不安的孤獨狀態，并極易因此而產生焦慮、憂傷、恐懼、憤怒、失望、嫉妒等惡劣情緒，從而損害健康。 　　在日常的生活中，史樹青提倡“三忘”：忘掉年齡，保持旺盛活力；忘掉怨恨，對事對人寬容；忘掉悲痛，從傷心中解脫出來。遇到不平、不滿、吃虧的事要學會宣泄和轉移。俗話說，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如果想不開，自尋煩惱，自己和自己過不去，那只能氣死。 　　以前，史樹青出差開會時，接待單位常安排他住賓館套房，可他總是婉言謝絕，住標準間他就很滿足了。有人說他是不會享福、跟不上時代的“倔老頭”，但他知足常樂，樂在其中。前些年，雖已年近八旬，卻乃堅持正點上班，并且不要館里接送，自己擠公共汽車，風雨無阻——實在令人肅然起敬。他的學問與人品都為朋友們所津津樂道，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曾以“有求必應”四字相贈，對老友助人為樂的品德發出由衷贊美。 　　在生活飲食方面，史樹青并不挑剔，非常節儉，以前還在工作的時候，有時一忙起來顧不上吃了，開水就饅頭也能對付一頓。史樹青不吃甜食、不動煙、酒，也極少飲茶，不喜歡酸、辣的口味，也不喜歡西餐，不吃蝦，也很少吃魚，水果中偏好香蕉，菜式中獨喜歡紅燒肉。身體胖胖的他前幾年曾得了一次腦血栓，“可是沒栓住”，很快就恢復過來了，打這以后，他的紅燒肉少吃了不少。“醫生一再叮囑，也不敢掉以輕心。現在改吃排骨啦：紅燒排骨、排骨湯。沒有肥的了，總是可以吃的吧！天天吃也吃不膩。當然，青菜也是必不可少的，夫人監督，保姆操廚，菜是一定要吃的。” 　　確實，“夫人監督”這一條，記者在史樹青家可是親眼目睹了。每日，老人需要定時吃藥，記者按約來到史家時，史樹青還未服藥，為了不耽誤采訪，夏教授催促老伴趕緊把藥吃完。可能是天天吃藥，老人有些厭煩，他舉著藥，遲遲不愿放入口中；而夏教授與記者邊寒喧幾句，不時關注著老伴手里的藥。夫人的嚴格“管理”，史樹青心領神會，但可能實在是因為藥太難吃，或者是因為記者的到來，話題一打開便收不住了，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完成吃藥這一“艱巨的任務”。無意中，記者窺見老人性格中天真、率性的一面，他是那樣自然，又是那樣和藹，老人的懿德高風堪比室外燦爛的陽光，照亮人心。